教会、政府和私营媒体的守门把关，意在防止我们接触有害的信息，或是为了确保我们接触的信息都是有益的。但是，媒体自己实行的把关在终极的动机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教会和国家的出发点是意识形态，想的是不让公众接触什么（比如**的东西），但这个念头含糊不清。然而，媒体人的出发点是技术和经济现实。就是说，他们只能发布一小部分潜在的信息。但他们事后用意识形态去为限制进行辩护，以使之合理化，比如他们说，我们只能发布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如果上述分析不错，政府就会把文本摆脱纸张的革命当作它行使守门职责的又一次机会，政府的守门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保护公众使其不遭遇危险）。毕竟，新媒介的到来和意识形态一点也不矛盾，而且实际上使之更加紧迫。因此，1996年政府和国会拟订的《传播风化法案》是最倒退的法案。自从1798年的《惩治叛乱法》以来，这是在条款范围和定罪上都倒退的法案。

如果上述分析不错，我们还应该指望，由于网络出版广泛而众多的可能性，媒介的守门人功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这种可能性突破了纸上印刷（和空中广播）的技术瓶颈，给媒介守门人思想的理据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成功也许就是这种结果的第一个例子。到1998年，它成了全世界第三大书店（Nee，1998）。实体书店受物质条件限制，不可能把所有印好的书籍上架。与此相反，亚马逊网上书店差不多把网下出版商的每一本书都放到网上。不错，买书人可以走进实体书店去邮购书，但是这样买的书往往要过几个星期才能拿到手。此外，一家书店只陈列一部分书籍本身就是一种守门的做法，上架的书显然是受它宠爱的。与此相对，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虚拟环境中陈列和出售的书籍，能够享受比较平等的待遇。并非完全平等，因为有些书的展示要生动一些，送货也要快一些——但是和实体书店比较，网上陈列和展示的书籍显然享受到更大的平等。

亚马逊网络书店对书评的态度也反映了一种没有门的守门意识。编辑挑选一些书出来评论，在陈列书的同时，又粘贴从《纽约时报》等主要媒体挑选的一些书评。此外，亚马逊还征集并发表来自读者和作者的评论。因此，我在网上读到柯克斯（Kirkus）的书评，发现它与我的《软利器》（1997b）事实不符而感到难过时，我可以把书的提要送上网——人们当然希望我的提要更加准确一些。由此可见，网上书店提供指引和评价，而不是把相反的信息拒之门外。与此相对，巴-诺书店虽然也在网上卖书，但未能完全摆脱网下书店的限制性守门。它只发表“专业水准”的书评，并以此为荣。再者，正如上文所见，完全的网下场所比如《纽约时报》几乎没有任何发表对立意见的设施（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高度选择性的“读者来信”栏目）。

事实上，摆脱纸张束缚的自由使亚马逊成了一个没有门的守门人。这种自由对出版的整个程序产生影响。杂志、期刊和书籍会继续出版，而且也应当继续出版，而且是网上网下齐头并进。这是出版商品位的表现和编务精明的表现。出版商的品位和编务水平，相当于亚马逊的“编者选择”。然而，凡是拥有网页的人都可以在他的网页上发表自己的故事、文章和书籍。这就是说，出版商准许的文本再也不能把未获准许的文本挡在公共舞台的大门之外了。网络容许未经过滤的网上守门和社会守门。实际上，守门机制变成了没有守门、不受惩戒的认可机制了。

当然，吸引人的精装书可能会略胜一筹，比网上发表的书要强一些，在传统书店的销售中肯定如此。注意，《纽约时报》的重要书评只评论精装书，平装书它是不评的——当然这和版面的局限也有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文本首先是在网上发表的。这些作者从家里的个人电脑上设计的版面和格式，完全可以像经过专业出版人包装的网上书籍一样吸引人，因此专业出版社的书籍的审美优势，将会大大下降。

而且，网络上的文本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优势：它们对潜在的读者是“聪明”的、积极主动的，像“婚介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