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白纸黑字变不了，无论手写装订的书还是大批量印制的书都是如此。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作者本人要校对勘误，然后才敢把黑字固定在白纸上。印刷机问世之前，原创性的文本和经典文本比较，数量是很小的。修士们抄书的工作日程，就是确保在保存珍贵的古代知识时，没有歪曲的东西被塞了进去。

有人也许认为，印刷机使书籍的独特性有所减少，所以它会使上述情况完全改变。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情况的确如此。路德[2]宣告，人们可以自己读《圣经》，可以在神圣的问题上不寻求教会的中介，因为印刷机可以印制足够多的书来满足教徒的要求。于是，人们在罗马教会的门外思考《圣经》。同样，虽然伽利略被劝诱到罗马教廷去放弃他的哥白尼日心说，但是他的书在其他地方还是照旧发行，并进行抗辩。这个例子和其他例子说明，印在书上的文字是凝固不变的；一旦进入流通，连威严的罗马教廷也对它奈何不得、无法修改了。一千多年来，凝固在书上的文字已经掀翻了禁锢的大门和守门人。

然而，印刷王朝又在新的层次上设置了自己的守门人，因为编辑和出版人承担了签发稿子的责任，他们要对滚滚而来的新文本的各方面进行把关，从事实的准确到拼写的无误。其逻辑是，手稿中的错误，一旦进入数以千计的复制件时，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因此印刷品需要守门人的特别注意。在手稿时代，拼写的分歧多变，几乎和发音一样五花八门。到了印制的书籍里，拼写几乎成了永恒不变的博学的徽章。

印刷机到来后，守门把关不是取消了，而是以新代老、放大加强了。这是媒介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教会本身作为出版质量的头号仲裁者，被拉下马了。但是，每一个印刷中心实际上成了与作者对立的教会，作者手稿的出版要得到它的首肯。起初，这种非集中化的受益者是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对羽翼渐丰的出版机构实行严格的控制。这个出版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后期。苏联的政治局实行的把关，和教会的统治集团一样，是柏拉图的哲学王（philosopher-king）守门思想。事实上，在广播和其他新媒体的情况下，守门思想一直要延续到21世纪（关于出版业在欧洲的兴起及其后果，详见本书第七章，以及Levinson，1997b）。

在欧美的大多数民主社会里，出版业摆脱了政府的约束，凭借广告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禁止政府充当守门人：“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在执行的过程中，《第一修正案》屡遭违背，尤其是在20世纪（Levinson，1997b）。但是守门思想的继续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媒体自己发挥守门人的作用。起初，教会企图给整个基督教世界把关。接着，十多个民族国家企图仿效。稍后保障媒体自由的努力比如美国的《权利法案》既成为出版权的保证，又成为保守信息的权利。两面神并没有被消灭，甚至没有被削弱。他仅仅是被克隆了，而且是大规模地被克隆了。

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界摆脱政府控制的广告本身，就使新闻界守门思想不可避免。巨额的广告收入取决于每一期报纸的出版。其版面都经过精心的分配：X数量的新闻配Y数量的广告。报纸不可能刊登所有的新闻，必须小心翼翼地取舍它刊发的新闻。书籍的经营不同，但是结果还是有类似的限制：出书有特定的成本，从纸张、印刷、装订到发运，出版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衡量出什么不出什么。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报纸的把关更加隐匿，因为它们总是声称印发一切新闻，而不是它们允许过关的新闻。所以《纽约时报》才在刊头宣称刊发“一切适合印发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更加实事求是地说，这一警句可以修改为“一切我们认为适合印发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 We See Fit to Print）。

“读者来信”据说是对守门疏忽和错误的补救。就是说，如果报纸没有刊登什么重要新闻，或者某篇报道有闪失，一位警觉的读者会来信提请报纸注意。遗憾的是，有限的版面既产生守门的需要，又把绝大多数的来信拒之门外。

比如，1997年11月2日，《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刊登了埃德门森（Mark Edmendson）的一篇书评。评的是特伦斯·戈登的《轻松理解麦克卢汉：传记与入门》。该文总体上说是公允的（有理由这样说），但是它有一些硬伤。关于麦克卢汉的声誉，它说“几乎消失殆尽”。许多人注意到这种描写的荒谬之处。该文发表一周内，互联网上“媒介环境”讨论组就收录了许多内容，比如瓦克特尔（Wachtel）1997年的书《麦克卢汉入门》（McLuhan for beginners）。指出埃德门森书评荒谬的人中包括保罗·凯里（Kelly，1997a）。他是我的硕士生，几个月前刚刚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他审视并拓展了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他投书《纽约时报》简明扼要地列举了批驳埃德门森的一些人名和书名。到任何一家大书店去看看，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布兰德（Brand，1987）、波斯曼（Postman，1992）、梅罗维茨（Meyrowitz，1985）等人的著作陈列其间。他们都确认麦克卢汉的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他的思想，还有其他十多位学者发表在学报上的文章。比如，1998年3月27至28日在纽约福德姆大学举行的“麦克卢汉研讨会”上，与会者就介绍了一批麦克卢汉传记。又比如，1998年7月23日《纽约时报》为埃德温·施洛斯伯格（Edwin Schlossberg）的书《互动精品》（Interactive Excellence）打的广告里就有这样一句话：作者“在互联网时代取得了麦克卢汉那样的地位”。这个例子不能说麦克卢汉的名气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了吧。

凯里（Kelly，1997c）给《纽约时报》写的信一直没有刊发。因此，读到埃德门森观点但是对传播领域不熟悉的人，就留下了一个大谬不然的印象，也就是埃德门森来信中的断语：麦克卢汉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这些人就是《纽约时报》意图指向的受众。他们受过普通教育，读书识字，但是不熟悉传播学。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该报宣称的“一切适合印发的新闻”，把堆积如山的反驳证据排除在外了。

公正地说，《纽约时报》书评的观点常常是富有争议的。比如，说麦克卢汉的写作风格令人生气，就是富有争议的意见，却不是事实。被批评的人反驳时容易把批评意见当作硬伤。也许，《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的编辑收到凯里的信时，把它误解为反驳编辑，而不是指出批评意见中的硬伤了。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该报每一期评论的图书有十来本，它不可能——其他报纸杂志也不可能——刊登读者来信纠正书评中的一切错误，就连纠正大多数评论中的错误也不可能做到。发表对守门人把关的意见，那需要另办一种报纸或杂志。人们当然希望，评论里没有任何事实方面的错误。然而，评论和一切人为的东西，都必然常常有事实上的错误。既然如此，我们最多只能期待“读者来信”纠正一小部分错误。结果就造成了这样错误的暗示：没有经过“读者来信”纠正的东西，是完全准确的东西。

于是，纸上印刷品的精简和物理局限加在一起，维持了传统守门人的地位。典型的广播网在这方面的情况就更加糟糕，因为其生产成本比报刊高，而且它受到时间的限制。报纸杂志可以加页，尤其是在有广告的时候。至于广播，只有极其重要的新闻才需要突破分配给它的30分钟或60分钟。尽管穿着这样的紧身衣，沃尔特·克朗凯特[3]60年代和70年代每天晚上播完新闻时，总是要用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结尾：“情况就是这样（And that’s the way it was）。”广播中这句话，和报纸中的那句话对应：“一切适合印发的新闻。” 克朗凯特这句话同样具有误导性。更加准确的结束语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编辑决定，你们应该认为，情况就是这样（And that’s the way the editors at CBS decided that you should think it was）。”

今天，电视新闻网报告新闻的态度，虽然没有克朗凯特那种明显自我祝福（当时还是亲切的）的口吻，但像他那种藏而不露的态度依然如故。不过，广播“扣应”（听众打电话参与的）节目和有线电视的迅速扩张撬开了守门人的大门。这些例子，比麦克卢汉举的复印术更加准确。它们实际上提供了一些广播样本，我们从中看到了“人人”在发声的机会。

接着出现的是互联网。凡是有网页的人都成了出版人。在互联网创造的环境中，纸张、装订、发运和广播的成本，全都消失了。互联网拉开架势，要砸烂守门人的门。

你也许指望，关在大门之外的作者，或者说被迫花买路钱通过千军万马重重障碍的人，看到互联网展示的前景，会欢呼雀跃吧。

相反，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毕竟你读到是印刷书籍的形态），显然慢慢又回头渴望守门人来把关了。这一点很像是囚犯逐渐爱上了狱卒。

守门是需要的。这也许是守门人最持久的遗产。互联网之类的媒介使这一机制不再必需时，它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了。

[1] 两面神（Janus），罗马神话中的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亦称两面神。这里的两面神指媒介守门人。

[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3]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16—2009），美国CBS著名主持人，著有《变革的挑战者》、回忆录《沃尔特·克朗凯特：一个记者的一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