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格雷[1]在《墓园挽歌》里抓住了文学成就和公众认可难以传世的残酷性：“万千的宝石，纯美的光泽，平静/深不可测的大洋，神秘的黑暗，承载/万千的花朵，姹紫嫣红，无人观赏/幽香四溢，空中荒漠，枉自飘**。”（1751）

大约二百二十年以后，在网上革命的前夕，约瑟夫·阿加西[2]对他潜在的读者说：“在编辑同意发表我的东西之前，在我的编辑得到出版商同意出版之前，我无法和你们交流。”（Agassi，1982，p.239）这段话找准了互联网之前每一位作者面对的障碍。除了亲朋好友之外，除了几份手抄本能够流传的范围之外，如果他想把作品送到更多的读者手中，他就必然要遭遇这样的障碍。因为打破这个面对面的圈子，他需要传播过程中另一方的合作。这另一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其任务是以充足的数量复制和发行作品。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意义上，作者的作品必须要得到起关键作用的第二方的批准。否则就只有冒险在格雷《墓园挽歌》中所写的万神殿里，了此一生，成为“一位不能放声歌唱、默默无闻的弥尔顿。”[3]

也许，我觉得阿加西“心的呐喊”特别动人，因为我是他的编辑，他需要得到我的同意才能发表那篇文章。[4]不过，我自己也写东西，所以我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知道他从那个角度描写的沮丧情绪。我还知道，由于要得到出版商的同意，受到危害的可能就远远不只是作者的血压了。我知道，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差一点胎死腹中，因为他的“美国朋友……征求一位著名的权威的意见时，这位权威的决定，这本书中的内容对亚里士多德不敬……因此不适合送出版商出版。”（Popper，1974，p.95）可是，许多人认为这本书是捍卫自由的，振聋发聩，就像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样。由于贡布里希[5]和哈耶克[6]的即时干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才得以出版。阿加西给我赐稿时，我正在编辑波普尔的纪念文集。

我还知道，麦克卢汉对出版商也怀有同样的不满情绪。他常常指出，而且是津津乐道地说“复印机使每个人都能出书”。但哈考特（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把他的《把握今天：自动出局的行政主管》压了几年（1972年交稿，1978年才出书）。双日书局（Doubleday）和他也不能就《媒介定律》的出版达成一致意见，虽然签了合同，还是不得不转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是在他去世后的1988年才得以问世。

不过，我还知道，复印术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虽然70 年代的复印术已经廉价普及，但是复印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像书报杂志，甚至连学报都不像。书报杂志是印刷机问世以来作者喜欢的媒介。因此，正如麦克卢汉的许多其他论述一样，用复印机的人是出版人的说法，仅仅是一个比方而已。

然而，正如他的许多其他论述一样，这个比方也是先知先觉。

因为，我在编辑波普尔文集《寻找真理》（In pursuit of Truth，Humanities Press，1982）时，并不知道，两年以后的1984年6月，我会用凯普洛Ⅱ型个人电脑开始网上授课，并取得上网的基本经验。今天，任何一位上网的人，有了自己的网页以后，都成了出版人。

本章考察的是，上网经验对出版、写作和日益增加的网上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讲出版守门的黄金时代，阿加西谴责这样的机制，麦克卢汉预言它会分崩离析。

[1]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英国古典主义诗人，代表作为《墓园挽歌》。

[2] 约瑟夫·阿加西（Joseph Agassi，1927— ），以色列学者，曾师从卡尔·波普尔，著有《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科学史》、《以怀疑主义观照科学》《批判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与科学》、《哲学人类学初探》等。

[3]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对18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诗剧《力士参孙》，政论《论出版自由》等。

[4] 莱文森编辑《寻找真理：波普哲学研究论文集》（1982），约瑟夫·阿加西是撰稿人之一。

[5] 贡布里希（Ernst.H.Gombrich，1909—2001），英国美学家、艺术史家，著有《艺术与世界》《艺术与错觉》《艺术方法论》《艺术的故事》《艺术与人文科学》《理想与偶像》《秩序感》《图像与眼睛》《艺术与科学》等。

[6]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代表人物，批判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思想，代表作有《价格与生产》《资本的纯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通向奴役的道路》《法律、立法与自由》《货币的非国家化：共存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