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倾向是凭借非集中化的媒介执政。君主们企图控制刚刚问世的印刷机，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倾向。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君主们的企图最终被民主社会的广告挫败了，因为广告给报界提供了不由政府财政拨款的经费。到了20世纪，广播电台尤其成为吸引政府的对象，因为广为流布的讯息源头具有非常明显的集中化特征。于是，在政变的时候，我们常听见这样的消息：革命者夺取了电台，或者政府仍然在顽强地坚守电台，如此等等。最后一批电台落入叛军手中以后，我们知道，无论后续的地面战斗如何，革命已经胜利了。革命是在空中取得的——和电磁波源头有关的决定性胜利，未必要由飞机来决定。

但是，如今的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其中很大一批电脑不仅接受信息，而且生产信息，比如网页、网址。总之，它们成了分散的中心，不仅是阅读、收听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产和广播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夺取、保持信息权力的企图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在上述情况下，令人感到平静的一点是，政府控制信息的企图一般说是不成功的。比如，君主把早期印刷机纳入麾下的企图失败了。同样，极权政府企图搞信息独裁时尤其蹩脚，尽管组织残酷而恐怖的谋杀时，它们有很高的效率。因此，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无法控制“白玫瑰”运动。借助原始的复印手段，这个组织把真理送到一部分德国人的手中。纳粹以失败告终。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因为盟国（尤其是图灵[1]）破译了纳粹的密码“恩尼格玛”（Enigma），盟国因此知道了德国人作战的一切秘密。德国在信息技术上的缺陷成为它战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它在某些重要的军事技术，包括火箭技术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四十五年之后苏联的崩溃，也可以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尽管苏联在军事和火箭技术上与西方并驾齐驱，而且有时候还略占优势，但是和美国“战略防御计划”[2]最初的各个阶段相比，苏联就相差甚远。这个防御计划依靠的是先进的电脑程序。实际上，就在它内部权力的顶峰时期，苏联也不能控制繁荣的依靠录像带和复印件传播的地下思想市场。和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一样，苏联也成为信息技术能力不足的牺牲品。和奥威尔[3]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极权噩梦相反，情况仿佛是这样的：政府越是极权，它越是不能控制信息。

然而，即使民主国家的公民也不能从上述教训中得到多少安慰，因为对提供和使用政府不喜欢的信息的人，政府也有权力对他们处以罚款，甚至是投进监牢。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其他的政府也差不多一样。实际上，由于苏联还坚持死刑，这些人冒的风险还不只罚款坐牢。1996年，克林顿政府用《传播风化法案》起诉乔·希亚（Joe Shea）。如果被判有罪，他最多也就是被罚款几十万，坐两年牢而已。对他的指控是，他在儿童可以接触的网页上，用“花哨”的语言发表信件，攻击国会审议这个法案。但是，如果犯了1798年《惩治叛乱法》（Sedition Act）规定的罪行，因为其性质更加严重，也是可以用信息“罪”来判处死刑的。

所幸的是，杰弗逊1801年担任总统后，《惩治叛乱法》随之失效。1997年，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传播风化法案》。但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有一点勉强——虽然它认为，该法案企图管制互联网作为网上报纸的功能，是违宪的。但是这个裁决还是为政府管制互联网开了一道门，只不过不是用所谓横扫的手段而已。在20世纪，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曾多次裁定，政府管制广播媒介不违宪，虽然这些媒体事实上也是新闻界的一只手臂。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政府长期误解了《权利法案》[4]，尤其误解了其中有关信息流动的内容。最清楚的表现，莫过于戈尔副总统1998年5月在纽约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敦促政府采取步骤防止信息时代对隐私权的侵犯（亦见Broder，1998）。他指的是私人财务和信息资料，这是由信征所等机构编辑的个人资料。只要有钱付费，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别人的资料。当然，控制这样的活动值得称赞。但是，戈尔先生强调需要控制的比方让人不安。他说，我们需要“电子权利法案”（“electronic bill of rights”）来保障隐私权。然而，《权利法案》的宗旨是保障我们表达和传播的权利，即信息的自由流动。换言之，这是享受传播、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权利，不是控制我们接触思想的表达和传播的权利，无论这样的传播是否会累及我们的隐私。呼吁用“电子权利法案”来保障隐私，就像是呼吁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来保障我们不受侵略一样。

政府企图转移我们防卫的对象即对自由构成危险的策源地，使之从中央政府（表现为《权利法案》）转移到中央商务（戈尔的“电子权利法案”，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让商界编辑、储存和出售我们的信用，因而侵犯我们的自由）。这种企图与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势还是一致的。在这个社会里，互联网正在许多条战线上向集中化发起攻击。随着集中化资源的减少，那些保留着少量资源的机构争吵不休，目的是要守住各自的那一点份额，为了对抗这个非集中化的潮流而增加一点中心资源。

因此我们看到，90年代末，美国政府企图行使它的中央权力——打破企业垄断。这是它在20世纪最宠爱的中央权力之一。这一次是冲着微软公司。政府指责它企图独霸互联网的未来，并因此而独霸美国和世界的未来。

[1] 阿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英国数学家、人工智能之父，提出“图灵机”和“算法”的概念，为计算机科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2] “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ive Initiative），即“星球大战”计划，在里根总统任内启动。

[3]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评论家，代表作有政治讽喻小说《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其他作品有《牧师的女儿》《缅甸岁月》等。

[4]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美国宪法第一次修正案，共十条，限制各级政府的权力，给公民和地方政府赋予大量的权利，反映了美国版民主的许多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