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开始读科幻小说看科幻电视，对我来说，童年、阅读和看电视这三个时期叠合在一起，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听说用电脑实施的民主程序。这个民主的想法是，不选举代表——美国选的是众议员和参议员，英国选的是国会议员等；这些代表通过辩论解决问题，代表我们投票。相反，我们要让人民自己讨论问题，自己投票，用电脑投票。开头我相信自己理解电脑如何运作，人民如何使用电脑。后来我又认识到，电脑可以计算选票，人们可以打电话让电脑投票，也可以给接线生打电话，然后由接线生在大型的主机上录入他们的选票，还也可以在图书馆、学校、市政厅的终端上投票。这和我们在公共场合的投票站去选举代表是一样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也就是在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问世之后，我意识到，直选程序比过去容易多了。我们可以用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从家里或工作的地方直接投票，因为这样的设备已经成为社会上必备的用品。

因此，这就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政治含义在技术上的实现，至少是具备了这样的潜力——只要我们愿意选择这样一个程序。这里没有丝毫比喻的意义。从人们亲临投票站去投票的情况来看，网上投票和投票站投票一样，既没有任何不同，也没有什么信息缺失。这就像电子转存和手工转存一样，相比较而言，用手把一张钞票递给银行出纳，并没有任何优势。（当然，我们喜欢人工存钱或人工投票可能会出于其他原因，比如能够发现某一位出纳或某一位排队的人长得很出众等。但是，这是存钱和选举之外的原因，而且，我们也未必会喜欢这样做。）

再者，民主的历史也为用电脑直选张目，说明其合理性。雅典民主城邦有一个理想的规模，它是由聚会时能够听到彼此讲话的规模决定的——城邦的立法人不是选出的代表，而是每一位公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可以向讲话人提问，也可以互相商量。虽然报纸、广播和电视之类的大众媒介使受众的规模大大地扩张了，扩大到全国的范围，但是它们并不能在这样的层次上容许受众在现场用说话呼应来参与，也不能让人们交头接耳，除非是在很小的群体里，比如家人、酒吧朋友、聊天伙伴这样的小群体里。但是，小群体的人数和全国的受众相比，那真是有天壤之别。由此可见，虽然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上述传媒使美洲和欧洲的代议制民主获胜，并成为必不可少的杰弗逊式的民主[1]堡垒，但是大众媒介使直接的民主不可能实现。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2]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积极意义上的民主，既开始于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小型社区，也终止于这样小规模的社区。”（转引自Will，1998，p.6）当然，在单向、非互动性的大众媒介中，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麦克卢汉很快就看到，哪怕是在单向传播的电视时代，新媒介也可以使大区域缩小为可以互动的社区。他在《花花公子》的一场访谈中说：“部落意志是由全体成员用交感的方式同时互动表现出来的。他们的关系千丝万缕，彼此卷入的程度很深。在一个遮蔽得严严实实的投票亭里投上‘隐私’的一票，他们会觉得是一个荒唐的时代错误。”（Playboy，1969，March：p.72）麦克卢汉在这里所批判的选举，指的是选举代表去辩论和通过法律，并且让他们代替我们去做出决定。

麦克卢汉提出上述观点三十年之后，网上传播已经开辟了一些渠道，在全球贯彻雅典式的地方民主，至少是民主城邦直选让全民表达意志的那种民主。互联网已经提供了讨论的场所和机会，有些讨论包括对各界领袖人物的质询——如果领导人愿意上网与大家对话的话。还有各种软件可资利用：投票和计票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求得和评估意见一致性的软件，真是应有尽有。（自从70年代以来，已有许多人撰文论述替代当前选举办法的网上专用系统，见Hiltz & Turf，1978/1993；Stevens，1987。）

问题是：有了必备的技术设备之后，我们是否就愿意使用呢？

李普曼[3]《幽灵公众》（The phantom public）于1927年在广播电台诞生的前夕出版，正值其时。广播创造了听众最为庞大的环境。该书直截了当地反驳直选民主，他说：“我们必须抛弃这样的观念：民主政府可以成为人民意志的直接表现。相反，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理论：人民支持或反对主政的个人。”他解释说，间接的代议制政府必不可少，因为国家和社会大事“太多、太复杂，其结果太难琢磨”，个体的公民实在难以弄清楚。

当然，李普曼所谓公众，的的确确是幽灵式的公众。这样的公众没有能力质疑李普曼和他们的领导人，甚至不能打入他们的圈子去和他们谈国家大事，而是只能在小小的范围议论而已。我们也看到，对公众来说，广播和电视都帮不上什么忙。广播电视只造就领袖和明星，而不是普通的大众成员——可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在数以百万计的投票箱上分得出个体的普通人。

然而现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网上积极交谈，个体公民再也不是李普曼所谓“坐在后排的聋子旁观者”。相反，他们能够获取大多数事情的大多数信息，而且比1927年的参议院获取信息还要容易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大事对普通公民来说，是不是比过去容易理解、容易管理了呢？

李普曼会不会这样想，我们不得而知。只差那么一步，他就把普通人当作柏拉图眼中的非精英一笔勾销，说他们愚不可及，不能参政。他强调说，无法教育公众并使之自我管理。他的推理直接来自于20世纪初杜威[4]式的美国主流哲学。这时的主流哲学认为，第一手的经验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老师。这个观点认为，要教育人民来参政是不可能的。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行，通过传播治国之道来教育他们也不可能。李普曼认为，学习治国之道的唯一办法，就是进入那个圈子。换言之，就是要当上国会议员。

但是，这用不着我们关上靠互联网自治（self-government）的大门。今天的李普曼们也许依然认为，在互联网地球村中，信息的传播尚不充分，不足以使每个人成为立法者。无论他们的看法是否正确，原则上说，地球村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手段，它还是我们讨论、辩论、达成共识和投票选举的手段。因此可以说，互联网地球村本身就是一种治国机制。我在写《软利器》的时候，需要参考关于《传播风化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的资料。几分钟之内，我就找到了该法案的全文及其草案，还有许多公民发表的长篇评论。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许多网站上参加了许多场讨论。这些讨论使我加深了对政府《传播风化法案》的认识。在该法案的运作上，我和其他参加讨论的公民，与审议这条法案的国会人士相比，究竟在哪一方面的经验会比他们差呢？（实际上，我要争辩说，我和许多参加网上讨论的人，在整个问题上，显然要比国会和克林顿总统更加熟谙治国之道。我们许多人立即谴责《传播风化法案》是违宪的，指出它侵犯言论和新闻自由；但是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条法案。然而，1997年月，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此法案违宪。）

当然，这仅仅是讨论一个法案。有人会争辩说，参加这场讨论的人，可能是毛遂自荐的，对该法案有兴趣、有知识的人——而国会议员每年审议的法案涵盖了很多领域，一般公民怎么对付得了。即使有互联网帮忙，他们也不能从事意义重大的评估和讨论。这种主张尤其强调李普曼的论点：治国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公众没有能力从事建设性的参与工作。同时，它又和数字时代一种普遍的责难，即“信息过载”一唱一和。

我发现，这个问题经不住敲打就会败下阵来。威廉·詹姆斯[5]的哲学已经给了它沉重的一击。詹姆斯在实用主义和经验至上方面是杜威的同路人。他认为，世界是“庞大、剧变、轰鸣的一团混沌”，直到我们用头脑去认识它。他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事物进行梳理。我们挑选背景材料，将其推到前台，挑选环境中与我们的需求和经验最接近的东西。”换句话说，他认为人的智能本身就是加工“信息过载”的过程，就在其中寻觅合适的意义，以完成当前的任务。

因此，既然我们的认知能力已经具有对付信息过载的装备，那么上述担心就是杞人忧天，好比是肺部功能很好却要担心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一样。真正的问题是无谓的担心，而不是空气不足，也不是传说的“信息过载”。

这个问题受到了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其证据是，我们显然很擅长对付数字虚拟场所之外的“信息过载”。最小的书店或图书馆容纳的书籍、可供挑选的文本，也大大超过了我们能够考虑的数量。但是，我们不会被信息过载吓瘫。相反，我们成竹在胸，总是能够或迟或早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即使不是找到想要的那一本书，至少是一本合理的替代书。凭借童年时代已经内化的一个导航系统，我们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我们知道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是怎么放的，比如传记放在主题之下，而不是放在作者姓氏之下。这样的导航系统显然是容易传授的，既可以通过正规的教育，也可以通过非正规的教育来获取。再加上威廉·詹姆斯描绘的井井有条的头脑，这些系统对我们很管用。我们在掌握命运和世界时，它们能使我们一帆风顺。

今天，数字世界给我们的选择，的确比最大的书店或图书馆都要多。但是，它给我们提供的新型导航系统——越来越先进的搜索引擎——也在日益增强。这些引擎帮助我们从网上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寻觅适合手头任务的数据。实际上，由于这些引擎越来越“聪明”，它们的程序设置使之能替代我们干活，按指令办事。它们耳聪目明，捕捉曾经闪现过的信息。它们比杜威分类法更加符合人脑的机制（这里指另一位杜威，麦尔韦尔·杜威［Melvil Dewey］，他是约翰·杜威的同时代人），也更加符合书店的分类上架办法。

诚然，上述一切争辩绝对不能打包票说，经过信息梳理、讨论和网上选举强化的直选民主的治国之道，就一定行得通，就一定比当前的代议制民主高出一筹。古代雅典人要考虑的问题的确比我们现在少。而且就我们所知，现在的问题，就其复杂性和数量而言，的确需要一定的政治天才。再者，直接民主可能对某些方面的政治更加有效——例如在地方立法中比在全国立法或国际立法中更加有效。

另一方面，如果说代议制民主的表现以及人民对其表现的满意，在过去二百年中说明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互动的网络地球村的直接民主。虽然丘吉尔曾经说过，“最不坏”的民主政治也比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政治优越得多，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尝试更好的办法呢？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比爱德华·摩根·福斯特[6]的《两呼民主万岁》（Two Cheers for Democracy）还要优越的制度——值得我们三呼万岁的制度呢？

与此同时，网络世界已经可以行使羽翼丰满的地球村的功能，可以开展政治之外的其他活动，包括商务活动。当然，我们将会看到，正如网上政治一样，地球村里的商务活动也不完全像通常的商务活动……

[1] 杰弗逊式的民主，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主张的民主：小政府和大农业、强大的州政府和松散的联邦政府、言论自由、精英统治、自由经济等。

[2]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主要靠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

[3] 李普曼（Walter Lippman，1889—1974），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对美国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著有《公众舆论》、《自由与新闻》、《幽灵公众》、《政治学》等。

[4]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立者之一，机能主义心理学先驱，实用主义教育的倡导者。代表作有《经验和自然》《学校与社会》《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

[5]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9），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代表作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等。

[6]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印度之旅》被称为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