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Freud，1930，pp.38-39）说，我们穿戴技术时，就成为“冒牌的上帝”（prosthetic God）。他指出，车船、飞机、眼镜、照片，还有电话、文字等，都合力使我们成为“真正了不起”的人，即使我们不特别高兴，也不特别适应这种上帝般的地位。他这样说时想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电子媒介的含义。

运输工具的方方面面，几乎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如上所见。但是，这些工具并不是无形无象的。我们的身体随着船在海上航行、随着飞机在空中飞翔。把我们带离这个行星的宇宙飞船也是这样的。就宇宙飞船载人和摄像机之类的通讯设备来说，人在运输方面取得的胜利，也成为传播的胜利。这是我们地球眼光和超越地球眼光的胜利。

阿波罗18号的月球之旅是关键的一刻。这并非是第一次月球之旅，然而是20世纪最后一次登月之旅。它在月球上的录像是彩色的、清晰的，比阿姆斯特朗乘阿波罗11号初次登月时发回的模糊的黑白图像要生动得多，清晰得多。在阿波罗18号的月球之旅途中，宇航员科尔南（Gene Cernan）和施密特（Jack Schmidt）曾经把高性能的摄像机对准地球。这一刻的重要意义引起了休斯敦控制室的注意：图像分辨率高、洞穿云雾，表现了活生生的地球形象，海岸线在云彩之下清晰可见。控制室里的人觉得，月球上的摄像机似乎正对他们看（见电视片《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第12集，1998）。他们处理的来自月球的形象，不仅包含了他们对这个形象的处理本身，而且包含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更加觉得自己像是上帝了。

麦克卢汉穷追这个送回地球的地外观点，直到其发轫期。他说，这是一个“劝说西方人肩负上帝使命的心态，地球卫星使地球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个铝灰色的小球引起一种新的观点：把地球当作可以进行编程的东西”（With BrucePowers，1989，pp.97-98）。无论这个矛盾的形象是鲍尔斯提出的还是麦克卢汉原来就有的观点——艺术和编程并不能够友好并坐，没有人认为用数字作的画是艺术——它还是抓住了地外观点赋予我们的日益增长的控制力和责任（关于地球卫星和作为艺术的地球，见本书第十二章；关于数字地球，见第十三章）。

麦克卢汉和鲍尔斯认为，这种新兴的无所不能的心态“是致命的……有人对这种态度产生的原因浑然不觉，对他们来说，无所不能的态度尤其危险”。不过，与此同时，麦克卢汉又从上述地外观点吸取了一个比较积极的教训。他指出，“新的生态时代……开始于地球卫星”（With Nevitt，1972，p.7）。这个关爱地球的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远距离回眸地球的观念，在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整体地球”运动（“Whole Earth”Movement）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和最有力的贯彻。这个运动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布兰德发出的号召是：“全球整体眼光”（a picture of the Whole Earth）。意味深长的是，到了80年代，他这个生态关怀更加宽广，包括把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作为改善人类状况的载体。“整体地球”运动发布的目录表，日益成为软件的目录（Brand，1985）——我非常同意“整体地球”的观点。无论叫作艺术形式还是程序，地球和我们有了最大而不是最小限度的信息技术之后，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关爱。

然而，超越地球的形象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技术本身的不充足。无形无象之人不能够对付太虚和外层空间的星球。为此目的，我们需要的是实体运输，把血肉之躯一并送入太空。无人驾驶的机器常会犯错误——只有人才会纠正的那种错误。因此，哈勃望远镜使我们能够察看宇宙深处的遥远星系，以便发现可能存在的行星。这使我们从又一个方面变得像上帝。然而，哈勃望远镜刚一发射就出了问题，几乎不能运作了。所幸穆斯格拉夫（Story Musgrave）乘坐航天飞机去进行修理，用矫正透镜把它给修好了。这里有一个普遍的道理：技术有其固有的问题，因为创造技术的人是不完美的。因此，人不太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在运用我们前沿知识和能力时容易犯错误。这是人固有的特性。但是，话又说回来，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天性，即使不完全可以自我纠错，但的确是可以自我纠正的，这就是所谓进化的全部含义。

事实上，关于无形无象之人，进化还给我们透露了另一点信息：我们/他们的二分差异已经有相当长一段历史，也许在生命的源头已经开始。因为，发布指令并使有机体和生命体存在，而与其面目迥然不同的DNA，它不是一个无形无象的密码又是什么呢？因此，我们在星际旅行的起点和未来，看到了必不可少的无形无象/有形有象的二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