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次回忆一下我们对行动的界定。行动是建立在某种预先存在的设计基础之上的行为。由于任何一种设计都具有某种“目的”结构抑或“为了什么”的结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即任何一种行动都是合理性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设计，一个人是不进行“活动”的；他只不过是“进行行为”抑或“拥有各种经验”而已。因此，任何一种行动都可以被置于某种更高的意义脉络之中，而在这样的意义脉络之中，对于进一步的目的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因此，虽然导致它的行动是以某种含混的、不确定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这种目的或者更高的目标却是有可能得到清晰的描绘的。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虽然导致它的这种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这种目标却有可能是以含混不清的方式来设想的。诸如与“你先往右走，过两条街之后再往左走”形成对照的“走这条路去邮政局”这样的指引方向的做法，或许就是与第一种情境有关的例子。而一位正在小心翼翼地对一种新近发现的、其本性尚未得知的物质进行各种试验的化学家，则有可能是一个有关第二种情境的例子。这两种情境不仅都是与在各种社会科学之中得到建构的理想类型不相容的，而且，它们实际上与在所有各种有关社会实在的间接性知识之中得到建构的理想类型也都是不相容的。这些间接的社会经验所特有的理想类型，是一种使目的和手段都在其中得到了清晰设想的理想类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既然目的动机在这些类型之中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与之相应的目的和手段也必定会被假定为具有最大限度的意义适当性，因而这种行动得到实施的机会也是最大的。按照韦伯的观点来看，这样一种类型的行动便是合理性的行动。[22]合理性的行动究竟是取向某种普通的意图，还是取向某种绝对价值，这是无关紧要的。这里的后一种区分实际上从属于真正的原因动机，而真正的原因动机则是可以与具有类型性的目的动机协调一致的。一种活动究竟是取向某种普通的意图，还是取向某种绝对价值，取决于行动者所具有的旨趣；对于他给他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和他当作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关的经验而选择出来的经验来说，这一点或许也同样是适用的。[23]

也许可以通过某种客观的意义脉络及其已经得到评估的、客观的或然性，来考虑这种手段-目的关系。通过对类型进行适当的选择，就有可能把与手段-目的关系有关的、客观的意义脉络，当作某种主观的意义脉络来对待，进而有可能把客观的或然性当作某种主观的或然性来对待。解释者所遇到的问题越具有普遍性，情况便越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真正的原因动机都是与相关的、具有类型性的目的动机相对应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理解的社会学更偏爱各种合理性的行动类型——而且，就这一点而言，绝不仅仅是理解的社会学才是如此。非理性的行动（也就是说，那些其目的或者手段都是含混不清的抑或不确定的行动）是被当作合理性行动的某种变异函数来解释的。而这样的解释则是通过首先假定某种合理性行动类型，然后再对它那些目的动机进行某些更改来进行的，其结果便是形成了某种异常的类型。我们必须牢记下列事实，即社会学所关注的首先是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而后者则包含着一些相互的、使对手段和目的的计算过程在其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的取向过程。恰恰是由于这种计算过程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所以，合理性行动对于理解的社会学来说才变成了一个如此重要的概念。不过，这无论如何都绝不意味着，理解的社会学对非理性的行动是视而不见的。韦伯就曾经再三强调指出，后者也同样是社会学的主题的组成部分。比如说，他那些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著述，便对诸如非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性行动这样的范畴进行了颇具典范性的运用。

我们必须把这种对合理性行动类型的偏爱，与理解的社会学所谓的“合理性方法”明确地区别开来。社会学是不可能主张只有它才拥有和使用合理性方法的。所有各种真正的科学的方法论都是合理性的——就像它们所做的那样，这既包括使用形式逻辑，也包括各种解释图式。所有各种真正的科学都要求其全部命题具有最大限度的清晰性和明确性。诸如非理性的科学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永远都不能不重申下面这一点，即韦伯的社会学方法是一种合理性的方法，因此，绝不能把理解的社会学所采取的立场与狄尔泰的立场混为一谈——后者是用另一种建立在各种形而上学预设前提和积习难改的“直观”基础之上的所谓“解释性”科学，来对抗合理性的科学的。

的确，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有关这样一种理解的科学的假定，是从不断破除人们以往在合理性的具体科学和对活生生的人类经验的理解过程之间设立的各种障碍的过程之中产生出来的。但是，那些倡导这种新的研究方式的人却忘记了下面这些方面，即生活和思想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因而即使当科学以生活作为其研究主题的时候，科学依然是一个与思想有关的问题。因此，它既不能把自身建立在某种含混不清、混乱不堪的移情作用基础之上，不能把自身建立在各种价值方面的预设前提基础之上，也不能把自身建立在各种缺乏学术严格性的描述过程基础之上。韦伯之所应坚决主张通过各种社会科学获得的知识都具有客观性，其关键就在于这一点，也仅仅在于这一点。因此，正是韦伯才第一次把理解的社会学提升到科学的层次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