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节 对我们此前得出的各种结论的概括

我们迄今为止所得到的各种研究结论，已经足以使我们通过结论的形式来精确地陈述我们有关意义理解的理论了。我们是从具体展示马克斯·韦伯的被预期的意义概念所内在固有的含糊性开始的。我们已经看到，只要行动本身依然保持着尚未被界定的状态，人们就不可能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来谈论“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这种被预期的意义。我们发现，人们要想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对于行动的定义，就必须对它那些构造过程进行详尽的分析。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行动是（一）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二）是由某种从主体的自发性活动之中产生出来的计划或者设计来引导的，因此，（三）它由于某种独特的注意活动而有别于其他所有各种体验。然后，我们便看到，按照这样的界定来看，我们必须以运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行动者把某种意义赋予其行动”这样一个公式。因为这种意义只不过是主体用来注意其体验的、特殊的方式而已；正是这样一种方式把经验提升成了一种行动。因此，认为意义似乎就是某种有可能被“赋予”某种行动的述谓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此外，我们还区分了作为一种处于过程之中的经验的行动（actio；Handeln）和已经完成的活动（actum；Handlung），并且描述了经过设计的活动所特有的构造方式——人们正是按照这样的构造方式、通过这种活动自己的设计，而以将来完成时态来预期这种活动的。

我们的下一个研究步骤是系统表述某种预备性的、可以运用于所有各种体验的意义的定义。我们曾经指出，可以把一种体验的“意义”还原成为某种对已经逝去的经验的注意过程的转变，而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之中，后者就会被从意识流之中提取出来，进而被当作一种只能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而不能以其他方式构造的经验来识别了。从这种最初的意义上来说，意义是前述谓性的，因而从属于前现象的经验。我们发现，要想使这个概念与我们的研究目的相一致——也就是说，要想使这个概念与行动者在进行活动的时候“赋予”其经验的特殊的意义相一致，我们就必须对它加以补充并且进行详细的阐述。“被预期的意义”所指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为了分析这种意义概念，我们对以多型性的方式建构的活动系列进行了考察，而按照现象学的基本原理来看，这样的活动系列是通过单纯地瞥视一下注意过程便可以得到理解的。我们已经看到，任何一种这样的活动系列都处于某种意义脉络之中，因此，我们是把经验世界（Erfahrungswelt）的构造过程当作某种具有总体性的、由对这些意义脉络进行的不同的安排构成的结构来加以分析的。这样一来，我们便说明了（一）经验图式（Schemata der Erfahrung）概念，（二）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构造出来的、比较低级的层次（Unterstufen）概念，以及（三）“现有的知识储备”（Erfahrungsvorrat）概念。通过研究注意修正理论，我们认识到，恰恰是主体的旨趣和他那独特的观点，界定了存在于被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和对于他来说有问题的东西之间的界线。而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公正地对待这种存在于思维过程之中的实用成分了。就行动概念本身而言，我们所确定的是（一）一个行动过程就是一种被以多型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活动（Akte）系列——而在这些活动完成之后，一个人便可以通过某种“线性的”注意过程，抑或通过某种经过集中的注意过程［通过这样的注意过程，这些活动系列便都被当作某种作为或者某种活动（Handlung）来看待］将其注意过程引向这些活动系列了；（二）因此，行动本身要么是某种意义复合体，要么是某种意义脉络的复合体。与此同时，我们还认识到，任何一种行动所特有的意义脉络，都依赖于将它作为一种单一的行动构造出来的设计所具有的范围。因此，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寻求一种行动的主观意义，那么，他就会在这种行动自身的统一体原理之中找到这种主观意义。后者始终都是通过主观的方式，也只能通过主观的方式来确定的。在不对某种设计进行任何参照的情况下便以客观的方式把一个既定的活动系列当作某种经过统一的系列来解释，进而把某种主观意义指定给这些活动系列，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已经看到，韦伯便未能把经过设计的活动与已经完成的活动区别开来，而这样的失误则使他把行动的意义与行动的动机混为一谈了。另一方面，我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早在动机形成之前，便已经有一系列复杂的意义结构是预先给定的了。我们已经看到，动机实际上就是一种意义脉络，而这样的意义脉络可以把发挥激发作用的方面与被激发的方面联系起来。我们对目的动机和真正的原因动机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分。然后，我们指出了存在于行动的目的动机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层次，进而表明行动的目的动机只不过是以将来完成时态经过设计的活动本身而已。我们已经看到，行动正是为了这种活动而被逐步完成的。虽然我们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局限于孤独的自我的意识流的范围，但是，我们已经把所有这些观点都确立起来了。而通过引进一个人对自己的活动，或者说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自我理解”抑或自我解释的概念，我们便使这样的研究得出了结论——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自我理解”或者自我解释就是一种综合性活动，就是根据（有关已经通过以前的注意活动而把握的对象的）经验所具有的、彼此保持一致的图式而进行的识别过程和排列过程。

然后，我们便转向了对社会世界的分析。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自我在这里遇到了变形自我，后者不仅是一种和自我一样具有意识和绵延的存在，而且也像自我一样对它自己的各种体验进行解释。不过，我的伙伴是另一个自我，他也进行各种可以由我来观察其外部表现的如此这般的活动，这样一些事实都是我只有通过在我的知识的总体性脉络之中对我所具有的、有关他的各种感知过程进行排列和分类，才能加以认识的对象。不过，这种知识还不是有关他人本身的知识。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对我自己具有的、有关社会世界的各种经验进行排列和分类而已，就好像这些经验都是有关自然界的经验那样。但是，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放弃这种整体性的探讨方式，进而采用一种新的探讨方式。我是可以使我的注意力离开这种客观的、使我得以把我那有关他人的经验的经验在其中得到排列的意义脉络的。对于他人来说，我所觉察的，同时也是他那被觉察到的活动过程，也同样处于某种意义脉络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通过对注意过程的一次瞥视，就可以理解这些具有多型性的、已经构成了这种整体性活动的阶段。只有当我开始把握他人的观点本身的时候——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只有当我做出了从客观的意义脉络向主观的意义脉络的跳跃的时候，我才有资格说我在理解他。

我们可以注意所有各种人类活动和文化对象的主观意义脉络，而且，我们总是可以把这些活动和对象当作有关正在它们的创造者的心灵之中进行的过程的证据来加以解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关其他人的主观经验的全部知识，都必定只有通过运用指号的方式才能获得。在我们已经考虑过的所有各种各不相同的产物和标示之中，我们挑选出了一些指号来加以特别的注意——这些指号都处于某种意义脉络之中，而这样的意义脉络一方面对于指号的使用者来说是某种表达图式；另一方面，它对于指号的解释者来说则是某种解释图式。只要人们首先把这两种图式从各种——使这些指号在其中得到运用的——活生生的活动和行动过程之中抽象出来，只要人们所进行的解释只局限于这些指号本身，那么，这两种图式便都可以被当作客观的意义脉络来进行解释。不过，我们是可以从外在的指号本身出发、将它当作某种产物来对待，进而把它回溯到它的发明者抑或使用者所进行的原初的行动、所具有的原初的主观经验上去的。在由各种指号构成的世界之中，从客观的意义脉络向主观的意义脉络的转变就是这样进行的。一般说来，Verstehen这个语词既被人们用来表示对产物的主观意义脉络的解释，也被人们用来表示对产物的客观意义脉络的解释。而这样的情境则把有关社会世界的知识所具有的根本性问题掩盖起来了。只有当人们把这种模棱两可识别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才会被揭示出来：一个人自己的经验所具有的意义，是与另一个人的经验的意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因此，一个人解释他自己的经验是一回事，而他对另一个人的经验进行解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被赋予某种自然对象的意义形成了对照的、被赋予某种产物的意义，恰恰便相当于下面这一点，即这种产物不仅对于我来说、对于解释者来说处于某种意义脉络之中，而且，它同时也是与某种进一步的、使它得以存在于其创造者的心灵之中、存在于你的心灵之中的意义脉络的证据。正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作为解释者的我并不仅仅进行解释，而且，作为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某种事物的你的产物，也不仅从属于我个人的世界，而是同时从属于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相同的、主体间际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与“自然界”这个语词形成了对照的“富有意义的世界”（die sinnhafte Welt）这个语词，本身便包含着某种潜在的、对将这种富有意义的事物创造出来的“他人”的指涉。因为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对象，还是作为一个富有意义的对象，都是由我们通过各种客观的意义脉络而加以概念上的说明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概念说明，是因为我们是运用各种知识图式来对我们的所有各种经验进行分类的。

我们对存在于社会世界之中的社会关系和观察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把他人的内心生活当作主观的意义脉络进行观察，来获得有关这种内心生活的洞见。我们已经发现，对他人进行的全部理解过程都是以各种自我说明活动为基础，而且，一种指号的客观意义（Sinn）本身既包含着实际意义，也包含着具有偶然性的意义（Bedeutungen）。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以把指号的表意功能（Bedeutungsfunktion）与指号的表达功能（Ausdrucksfunktion）区别开来，而且，我们能够——尽管只是以概略的方式——描述我们在理解他人的各种解释图式的时候所使用的特殊方法。我们对处于社会领域之中的动机脉络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对意义的所有各种建立都是为解释服务的，而且，所有各种解释过程也都会回过头来导致建立意义的活动。我们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最终进入“社会行动”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的。

对马克斯·韦伯的行动概念进行的分析，既揭示了他人取向的本性，也揭示了影响他人的过程的本性。而这种揭示接下来则导致了有关取向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的问题。我们考察了这些方面所具有的、一般性的形式结构——无论对于参与者来说，还是就观察者而言，情况都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行动概念和社会关系概念在这个过程之中都经历了许多的修正过程，而这些修正过程究竟如何，则取决于他人取向的对象究竟是由直接经验的社会实在构成的世界的一个变形自我、是纯粹的同时代人的世界、是前辈的世界，还是后来人的世界。然后，我们便转向了对社会世界的这些领域进行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发现，只有通过直接的社会关系本身，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对于汝所具有的、通过其活生生的和目前的现实性而存在的主观经验流的直接觉察。相形之下，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进行自我解释的时候所具有的、现在的各种主观经验，实际上都是我们所无法接近的，而且，我们自己所特有的、唯一对自我解释过程保持开放状态的经验，都是一些过去的经验。我们对真正的我们关系（Wirbeziehung）进行了分析——而在这种关系之中，你和我就可以以同时性的方式、通过一次未加分割的瞥视，来把握对方那活生生的意识流了。这种我们关系也同样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的支配：它在各不相同的现实化层次和具体化层次上都会出现，因此，它既可以包括接近面对面情境的、通过亲密的方式而得到把握的汝的各种体验，也可以包括远离面对面情境的、通过亲密的方式而得到把握的汝的各种体验——换句话说，它既可以包括那些匿名性比较高的体验，也能够包括那些匿名性比较低的体验。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在纯粹由同时代人组成的世界之中，他人对于我来说并不是直接以身体的方式给定的，而是仅仅是间接地给定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匿名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已经被某种理想类型取代了，而这样的理想类型则是已经从以前给定的、有关某些行动过程的经验出发被建构出来的。而且，这种理想类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可以从某个现实的、具有或多或少的具体性的，并且饱含着内容的汝那里除掉的。我们已经看到，自我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来取向纯粹由同时代人组成的世界的变形自我：我们曾经把这样的方式叫作他们取向（Ihreinstellung），因为它的对象并不是另一个人的如此（Sosein），或者说并不是他那些被直接理解的特性，而毋宁说是他的如何（Wie-sein），是他那由一种如此这般的一般性类型组成的存在（Gleichsam-sein）。我们还对这些他们关系的分层过程进行了分析，因而已经表明它们构成了某种持续不断的、匿名化程度逐渐提高的系列，这种系列以“我的朋友N”作为开始，并且以——作为各种人工制品和各种客观的指号系统的创始者而存在的——“一个人”抑或“某个人”这种最一般的理想类型为其顶点。对于我来说，随着以前给定的他人的匿名化过程的逐步推进，我与他那活生生的人格的、日益增强的自我脱离过程也出现了。我的伙伴的匿名程度越高，这种关系的具体性和个人性程度便越低，对我与他的各种交往进行的概念化程度也就必定会越高。因此，我对我的伙伴进行的概念化程度越高，我把他当作一位自由的能动者来看待的可能性就越低。当我与某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我是直接把他当作某种具有自主性的、可以自由活动的存在来把握的：他未来的活动依然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因而我只能以冒险的方式推测他将会做什么。另一方面，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来设想，那么，理想类型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只有依然作为一个纯粹的同时代人而存在，并没有变成我的处于直接经验之中的伙伴，那么，他就不可能超越他的类型。就前辈的世界而言，它是根本不具有任何自由的。另一方面，后来人的世界则是自由的。我们在本书的第十一节中已经看到，只要加以正确的理解，那么，自由问题便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问题。现在，通过概览我们的论证过程及其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社会世界之中的意义本身是由时间来制约的，这是我们已经通过个体意识而证明过（参见本书的第二章）的关节点。

我们不仅把我们在上面提出的这些观点运用于社会关系的参与者，而且也运用于社会关系的观察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同样的区分——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人通过直接经验对其伙伴进行的观察过程，与他对他那些纯粹作为同时代人而存在的人的观察过程，以及与他对他那些前辈进行的观察过程，都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