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关系是有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具体性程度出现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关系之中，我们是可以通过或多或少的直接性、亲密性或者紧张程度，来经验我们的伙伴的。不过，在面对面情境之中，经验的直接性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我们对他人的理解究竟是至关重要，还是无关紧要，无论我们对他的把握究竟有多么恰当，情况都是如此。即使对于在地铁之中站在我旁边的人来说，我也依然会具有“汝取向”。当我们谈论“纯粹的”汝取向，或在谈论“纯粹的”我们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些术语当作一些限制性的、指涉——从对于相关的具体性程度的任何一种详细说明之中抽象出来的——他人的单纯的给定性的概念来使用。不过，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术语来表示经验所具有的、可以从面对面关系之中得到的、比较低级的界限——换句话说，也可以使用这些术语来表示有关他人的、最无关紧要和转瞬即逝的觉察。

只要遵循着这种生动性不断降低的系列，我们就可以实现从直接的社会经验向间接的社会经验的转变。超越这种直接性领域的第一组步骤，既是由我所具有的、有关他人的感知数量的下降表示出来的，也是由我用来观察他的各种视角范围的不断缩小表述出来的。我在一个时刻和我的朋友相互微笑、握手，进而与他告别。到了下一个时刻，他便走开了。然后，我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上听到了一声不甚清晰的告别，在这之后看到的是一个渐渐远去的身影最后挥了挥手，然后他就走了。要想确定我的朋友离开我的直接经验的世界、进入到完全由我的那些同时代人构成的含混不清的领域之中去的确切时刻，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通过打电话、通过书信往来，以及通过由第三方交换信息而进行的面对面对话。在这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从直接经验的社会实在的世界，逐渐向由同时代人构成的世界的转变过程。在这两个例子之中，他人所做出的、对我的观察保持开放状态的反应的总数都在逐渐下降，直到最后达到了一个最低值。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同时代人的世界本身就是面对面情境的一个变异函数。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作使持续不断的经验系列得以在其间延伸的两个极端来谈论。

对社会世界进行详细的概览的任务，或许就在于根据直接的社会经验的各种转变过程所特有的意义内容，来对这些转变过程进行研究。现在看来，对于“各种接触性情境”的研究，尤其是对于那些存在于直接社会经验和间接社会经验之间的中间领域之中的“接触性情境”的研究，以及对于人们彼此针对对方的行为进行的研究——简而言之，维泽所建立的整个“关系理论”，不仅是完全成立的，而且也是有理有据的。它们都属于有关社会世界的特殊理论。维泽以及桑德尔[26]所取得的巨大理论成就就在于，他们不仅看到了这些问题，而且都对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不过，我们通过这部著作所要实现的意图，却并不是提出这样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特殊理论。我们甚至并不打算系统表述这样一种理论的各种基本原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只有先发现了一位同时代人的情境究竟是如何从面对面情境出发被构造出来的，才能对这样的情境进行描述。

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关一个情境在哪里结束和另一个情境在哪里开始的实际问题似乎并不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为的时候所使用的各种意义脉络，都完全超越了直接的此在和现在。正因为如此，有关我们所参与抑或所观察的社会关系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似乎是一个具有学究色彩的问题。不过，我们之所以通常都会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即使当面对面情境已经消失到过去之中，因而现在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的时候，它也依然保持着它那些本质特征，并且依然完全会受到过去的气氛的修正。我们通常并不会注意到，我们那刚刚离开的、我们在不久之前还与之——要么以充满关爱的方式，要么以颇为恼火的方式——进行互动的朋友，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而显示出来的。除非从我们所具有的、有关我们正在接近的某个人的经验具有过去的标志这种平淡无奇的意义上来说，否则，既然他已经离开了，却又以某种方式变得“与以往不同”这件事，实际上看来就是荒唐的，尽管这里的荒唐之处一点儿也不明显。不过，我们还必须把作为一方面的这些对于面对面情境的记忆，与作为另一方面的、针对某个纯粹的同时代人的意向性活动鲜明地区别开来。我们所具有的、有关另一个人的各种回忆，都具有直接经验的标记。比如说，当我具有某种有关你的记忆的时候，我是按照你和我一起处于具体的我们关系之中的样子来记忆的。我是把你当作一个处于某种具体情境之中的独特的人来记忆，当作一个曾经以我们在上面所描述的“相互反映”的方式和我进行互动的人来记忆的。我是把你当作一个通过有关内心生活的最大量的征兆而生动地呈现给我的人、当作一个其各种经验都曾经在它们的实际形成过程之中被我目睹的人来记忆的。我是把你当作一个曾经被我在一段时期之中越来越了解的人来记忆的。我是把你当作一个其意识生活与我自己的意识生活一起流动的人来记忆的。我也是把你当作一个其意识就内容而言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人来记忆的。不过，既然你已经脱离了我的直接经验的范围，你就仅仅是我的同时代人，仅仅是一个和我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之上的人了。我不再与活生生的你有任何接触，只是与昨天的你有过这样的接触。的确，你依然具有某种活生生的自我，但是，你现在所具有的却是某种“新的自我”了；而且，尽管我和这样的自我具有同时性，但我却与它不再有至关重要的接触。自从我们一起经历过的时间过去以来，你已经遇到了各种新的经验，因而已经开始从各种新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些经验了。随着经验和观点的每一次变化，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人。但是，当我沿着自己的日常轨道发展的时候，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记住这一点。我记得你的形象，而且这样的形象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不过，这样一来，我或许听人说你已经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把你当作一个同时代人来看待了——的确，我并不是把你当作随便哪一个同时代人来看待，而是把你当作我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来看待。

那些其中——按照韦伯的观点来看——包含着“与其主观意义相对应的行为反复出现的或然性，而这样的行为就是这种意义的可以理解的结果，因而正是所预期的”[27]的社会关系，也都是与这种情境有关的例子。我们倾向于把婚姻和友谊主要当作面对面关系来描绘，而且尤其是当作亲密的面对面关系来描绘。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都具有下列倾向，即把伙伴进行的行动都当作由这种关系构成的更大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都当作是以这样的统一体为目的来设想。

然而，在实际生活之中，婚姻或者友谊都是由许多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之中发生的、单独存在的事件构成的。这些事件其中的某些事件包含着面对面情境，而在另一些事件之中，伙伴们则只是作为同时代人而一起存在的。像称呼这些“持续存在的”对象这样来称呼这些社会关系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它们的界定之中便包含着不连续性和可重复性。那么，当朋友们谈论他们的“友谊”的时候，他们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他们有可能想到的三种不同的意义区别开来：

第一，当甲和乙谈论他的友谊的时候，他也许考虑到的是他过去和乙共同具有过的一系列面对面关系。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说“系列”，是因为甲的确记得在他和乙的友谊持续存在的过程中，他确实曾经要么独处过一段时间，要么和其他人相处过一段时间。

第二，当甲和乙谈论他的友谊的时候，他的意思也许是说，除了这些面对面关系之外，他的行为还取向乙所期望的行为，或者说还取向乙是存在的这样一个事实——还取向他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甲是把乙当作一位同时代人来取向的，因此，他们的关系也就是存在于两个同时代人之间的那种关系。这样的关系要么是取向关系，要么是社会互动关系[28]。比如说，甲之所以有可能进行某种行动，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乙感到快乐——只要乙发现了这种行动，情况就会是这样。而在面对面情境之中，他则有可能严格地看待乙所做出的反应——在这里，他只限于对这样的反应进行想象。就“友谊”而言，这样具有同时代人取向的活动都被镶嵌到各种具有伙伴取向的活动之中去了。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包含着相互介入过程，而在这样的相互介入过程之中，伙伴们就有可能相互目睹对方的各种经验的实际产生过程了。然而，存在于同时代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仅仅包含着其中的每一个伙伴的下列预期，即对方将会以某种相关的方式做出反应。不过，与一个人所具有的、有关他那处于面对面情境之中的伙伴的知识相比，这样的预期始终都只不过是某种瞎猜而已。存在于同时代人之间的各种行动都不过是彼此之间有联系而已，而存在于伙伴之间的各种行动则都是相互连结在一起的。同时代人的相关性是在想象过程之中出现的，而我们关系所具有的、相互连结的介入状态则是直接经验方面的事。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可以找到许多各不相同的间接程度。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下面这些方面的直接性的逐渐降低过程：（一）与一个朋友进行一次想象出来的对话；（二）对如果我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做了，我的朋友究竟会说什么的犹豫不定；（三）“为他”做某种事情。

第三，当甲和乙谈论他的友谊的时候，他也有可能指的是下列事实，即只要把各种外部障碍撇在一旁，那么，他们在任何一次分开的时候都能够重新会聚到一起。这一点与判断领域之中出现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分析“知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这种情况指的是各种已经被构造出来，因而已经客观化了的判断的总和（或者说是各种判断的客观性——Urteilsgegenst?n-dichkeiten——的总和）。因此，知识就是某种仓库——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由这些相关概念的重新激活过程加以利用。同样，当甲和乙谈论他的友谊的时候，他所指涉的是某种由与乙有关的各种过去的经验构成的仓库。而他同时还会假定，在重获新生的我们关系之中，这些经验都可以被重新激活，而且，正因为如此，双方也依然能够像以往那样进行友好的交往。当然，在这里重获新生的与其说是那些特殊的、以前曾经在这种我们关系之中出现过的体验，还不如说是有关这种我们关系本身的体验。

在上面的最后几段话之中，我们一直都在描述这种间接的、存在于面对面情境和仅仅包含同时代人的情境之间的区域。让我们把我们的旅程继续下去吧。当我们探讨由同时代人构成的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所具有的有关他人的经验就会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匿名。只要进入到同时代人的世界本身之中，我们就会穿越一个又一个领域：（一）我们会穿越由我曾经面对面地遭遇过，而且有可能再次遭遇的那些人（比如说，我的不在场的朋友）构成的领域；（二）我们会穿越由我正在与之交谈的人曾经遭遇过的那些人（比如说，你正在答应介绍给我的你的朋友）构成的领域；（三）我们会穿越由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是纯粹的同时代人，而我不久就会遇到的人（诸如我曾经阅读过其著作、现在正打算去拜访的同事）构成的领域；（四）我们会穿越由我了解他们的存在——不是当作具体的个体来了解，而是当作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的、由某种职能加以界定的点来了解——的那些人（比如说，那些将会处理我的信件的邮政局雇员）构成的领域；（五）我们会穿越由我虽然了解其职能，但却无法说出它们的任何一位成员的名字的——诸如加拿大的国会——那些集体性组织构成的领域；（六）我们会穿越由那些本来就具有匿名性，因而我从原则上来说根本不可能加以直接经验的集体性组织——诸如“国家”和“民族”——构成的领域；（七）我们会穿越由那些已经在我的同时代人的世界之中被构造出来，因而具有它们自己所特有的某种匿名性的生命的客观意义形态——诸如洲际商贸协定和法语语法规则——构成的领域；（八）最后，我们还会穿越由所有各种能够证明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某个人的主观意义脉络存在的人工制品构成的领域。我们在同时代人的世界之中走得越远，其中的栖居者的匿名性程度也就会变得越高——从最内在的、我们在其中几乎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领域出发，一直到由那些——按照定义来看，我们的经验永远都不可能触及的——人构成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