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说：“民族主义都是以抗议为开端的。”[1]他指的抗议，主要是讲的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一段时间里，也包括反抗异族统治）。同时，民族主义从来也还有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建设民族国家（state-building）的一面（北伐前对“统一”的诉求，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这被胡适视为民族主义更高的层次：“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2]

民族主义建设一面的根基是构建（包括重建）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而建设不能是无米之炊。清季民初的反传统者和世界主义者大都深知中国传统，故抗议之后尚有建设的基础。就此意义而言，胡适那一代人或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走上他眼中民族主义最高阶段的建设之路，但他当然希望中国人在第三步上着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抗议与建设两面，实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从五四学生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到北伐时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传承最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抗议与建设并存的两个面相。

也许和近代中国的确是破坏多而建设少相关，中外既存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率多注意其针对外侮的抗议一面，而较少论及其建设的一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就更少见。然而，若不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就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3]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下主要从政治方面做些初步的探讨。

约在20世纪60—80年代，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一个倾向，即认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更具民族主义，而共产党在这方面又超过国民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过去说到民族主义，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民国之前，若不计同盟会等反清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确是以对外抗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4]唯民族国家建构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辛亥革命后中国处于实际分裂局面后的那些年间，民族主义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北洋后期出现的统一愿望，曾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国民党动员民众以推进其国民革命。只有将国民党的反帝言行与其国内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考察，才不致误读其意旨。

即使在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民族主义也是难以量化而以多寡计的；说某一政治力量比另一政治力量更具民族主义，很难落到实处。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恐怕主要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正如余师英时指出的：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5]而有意识地在实际政治竞争中运用民族主义，至少在北洋时期已见端倪。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民国向例，凡悍然不顾舆论者，其始为一部分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全国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旅华外人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各国之舆论所不容。于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无病而死，不战自败。”[6]其实民国舆论何曾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杨氏对“舆论”发展从部分到全国再到“旅华外人”以至于“各国”这一进程的描述，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初中国权势结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有实际的和隐约的控制力量。

“旅华外人”与“各国”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北伐前已有人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7]内政与外交的互联互动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时代特征，由此角度看，中国民族主义的御外一面，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关联异常密切。既然外国在华存在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任何调整既存权势结构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冲突，遑论根本改变权势结构的革命行动了。

内政与外交既然打成一片，攘外与安内就成为一个钱币的两面。杨荫杭认识到：“战胜所得之物，谓之虏获品。虏获品之最上者，人心也。一战而人心向之，虏获品之至宝贵者也。”[8]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能获得此最宝贵之虏获品。早在1913年外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时，章太炎就对他说：“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9]到1915年，梁启超再次提醒袁世凯，“对外一战”实为称帝的一大前提：“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方有可能“受兹大宝”。[10]

1920—1921年中国军与白俄军战于库伦时，杨荫杭即指出：张作霖与曹锟皆坐拥重兵而富可敌国，“今日有援库之能力，而又有援库之义务者，当首推此二人。就二人之强弱言，外观虽势均力敌，然一日能援库则强，不能援库则弱；就二人之贤不屑言，外观如一丘之貉，然一旦能援库则贤，不能援库则不屑。”不久杨氏闻张作霖已领征蒙费三百万，又说：“如果张作霖能立功绝域，凯唱而还，则今日唾骂张作霖者，安知他日不崇拜张作霖？”[11]

换言之，军阀的强弱与贤不屑，皆取决于是否对外作战。在此意义上，攘外常可能有助于国内的政治竞争。北洋后期南北双方均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尝试。杨荫杭便曾提出：“直、奉两派恐亦终于一战，与其战于国内，不如战于国外。战于国外而胜，则国内之政敌不败而自败，且全国之人将为汝后盾。”[12]若能对外战胜，即可取得国内竞争的巨大政治资本。其实，只要对外敢战，即可得先手，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那时一般军阀对此认识尚不足，而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更敏锐的政治识力，他知道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13]

另一方面，自信不足的中国各政治势力又多有意寻求与列强或其中之一建立超过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以确保其在内争中的有利地位。孙中山在1922年曾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列国中尤其以近邻日本和苏联最重要，“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14]此后不久，就有“孙文越飞宣言”和联俄的行动，正是有意识地“运用外交”来确保“革命前途”的典型范例。有时没有获得外援，国民党也要营造已获外国支持的形象。如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即曾故意制造已获美国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15]

由于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正式介入通常都附加有交换条件，未必是正面形象，属于“政治不正确”，各政治力量又往往不能不隐藏其与外国势力的实际联系。一方面，外援可以在物质上甚而心理上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民国时期，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这一潜在但巨大的代价。

1925年的“五卅事件”一向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一，这一事件同时也凸显了当时内争与外交互联互动的复杂性。事件的起因本是日人打杀中国工人，但很快因英国巡捕开枪而将中国人的义愤转向英国。这中间日本政府的低姿态和英国政府的强硬政策，是造成目标转移的重要因素；但在苏俄顾问影响下的国民党（含共产党）的大量工作，也有相当的影响。苏俄的主张因与中国时势契合，在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边缘知识青年中颇受欢迎。但联俄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在五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却也引起一些中国士人的警惕，直接导致了他们的仇俄思潮。

章太炎在五卅前虽也参加冯自由等人的重组同盟会和革命党人的工作，但并未专门针对“联俄容共”，其主要目的是联合早年的革命力量以发挥作用于北洋统治区域，意在拥黎元洪倒段祺瑞。五卅事件却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当唐绍仪来与他商量倒段时，太炎即指出：“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内争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16]

当时太炎的心态，在其致黄郛的信中表述得很清楚。他说：“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斯固大谬。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他最担心“当局借交涉为延寿之术，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以为这些都是“不肯积极为国家计”。当时黄郛已辞谢段祺瑞所任命的外交委员一职，太炎以为，“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毕竟国势与个人出处已成“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了。[17]

对比一下孙中山和章太炎这两位同盟会老战友的观念，可见他们同样注意到俄、日两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不过一向主张利用外力于内争的孙中山计划先安内（取得革命的成功）后攘外（孙固主张反帝），而章太炎则以为中外之别大于任何内部政争，攘外应先于安内，且有助于安内。太炎熟悉史事，他知道中国历史上在内争中引入外力的结果通常都对中国不利，故强烈反对即使是策略上的引外力入中国（这正是老革命党章太炎激烈反对国民党联俄的根本出发点）。两人所关注和思虑的相同，而实际的策略则相去甚远。

太炎的意思很明显：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出现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国家需要与个人出处有所矛盾时，国家需要应该优先。“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一语，最足表达太炎因外患而不得不支持他本反对的中央政府的无奈心态。结果他与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责其对外交案“不肯上紧办理，而反迁延时日，借为延长祚运之符”；故“人以外交案为忧，执事转以外交案为幸”。他们督促段氏在外交谈判上“严持国体，努力进行，务达目的，以图晚盖”。[18]同样，对于收回租界等权益，太炎也并不因为是联俄的孙中山在提倡，就不赞同。

在太炎看来，此次中外交涉之所以无进展，“盖由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如所云‘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者，皆足使外人协以谋我，而且令临时政府格外冷心。此案恐遂无结果，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真可恼亦可丑也。”[19]梁启超那时也说：“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了）。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20]

当时人所说的“共产党”，含义并不精确，常常是包括（或根本就是指）左派国民党人及苏俄在华的影响。像张君劢和蒋百里这样的人，在民族矛盾与其本派势力及观念发生冲突时显然更重视其利益与观念；而梁启超作为一国之士，却不能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梁在此时已能看出民族矛盾将引起中国内部政争的变化，确有眼力。

章、梁两人都感到一种说不出口的“气人”和“可恼”之处，就是明知五卅引起的群众运动中有其不欣赏的国民党的努力，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此运动中得分；但作为“国士”，在中外矛盾之前，只有义不容辞地站在祖国一边说话。这虽等于实际上间接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能不为；而正因为如此，就更觉“气人”和“可恼”。而两人的气恼也提示出，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

杨荫杭在1922年已注意到，各派军阀攻击对方，往往以“卖国”出之。军阀通电中所用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真实思想，是一个需要考究的问题。但“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的现象，[21]至少说明军阀了解到这样做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可知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已渐从无意识进到意识层面，成为通行的手法，并非苏俄引入中国的新事物。

1925年末，正与冯玉祥争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人；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李本人则“荷戈卫国……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22]郑氏确为解人，不久各军阀的通电中便多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

1926年11月，服务于孙传芳的著名学者丁文江对好友胡适说：“你知道我不是迷信反赤的人，就是孙\[传芳\]也不是迷信反赤的人。无奈过激派与极端反动派倒可以联合，温和派的人则反是孤立。”[23]我们如果看看当时的文电，不“迷信反赤”的孙传芳，其反赤论调实丝毫不低于其他反赤的军阀。那么，其他军阀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反赤”，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反赤”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呢？当年政治活动这一复杂性显然增添了后人解读时人“话语”的困难程度，也促使研究者在使用和处理材料上不得不更加谨慎。但军阀争相使用“反赤”术语于其文电之中，说明这样的术语在当时确有一定影响力（至少使用者认为如此），这样一种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工具的取向颇能提示民族主义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其实，“反赤”和“赤化”大约各对相当数量的社群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和伤害力。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风行正是联俄的国民党号召进行“世界革命”的思想语境。南方的活动开始并未引起全国太多的注意，但1924年底孙中山的北上，恰与国民党内反对“容共”的一部分元老离粤北上京、沪活动大致同时，本系偶然的两事重合，却无意中促进了北方及全国性舆论对国民党联俄的重视。再加上孙中山北上途中一再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志，进一步引起国人对中外问题的注意。

孙氏此举多少受了俄国顾问的影响，却因此引起国人对国民党联合外国一事的关注，这大约是苏俄顾问始料不及的。全国性的关注对开府一隅的国民党有利，盖可增加其全国性，更使许多趋新边缘知识青年因此而南下投入国民党。但对苏俄则有所不利，因其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强调反帝也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且苏俄那时在中国的作为，一方面宣称主动放弃所有帝俄时代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同时又在实际谈判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帝俄在华获得的权益，也并非全不考虑其私利。[24]

过去的研究多注意国民党一方的反帝行为，其实北洋各级政府及其支持者同样在进行类似的努力，既有为国家争权益的一面，也不排除以“御外”为其内争正名。但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又是有限度的，联俄的南方将“反赤”的北方打得落花流水，即是一个明证。北伐后期出现中日武装冲突的济南事件时，北方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南北息争而一致对外（虽不排除此时居于弱势的北方想利用这一契机以言和，然北方在南军与日军冲突时主动后撤而未利用此形势乘机打击南军，确是事实）；而南方则一面对日妥协，一面“绕道北伐”，实即不打日本军而打中国人。从今日美国所讲究的“政治正确”观点看，这一次是当然北方“正确”而南方“不正确”，但这并未妨碍南方“绕道北伐”的实际成功。[25]

故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并不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而恰在其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必从国家建构这一层面去考察国民革命在全国的吸引力，方能较全面地认识民族主义在北伐中的作用。而即使在以国家统一为号召这方面，也只是在北伐后期对其成功起到较大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在前期的南方战场上，很大程度上反依靠的是一般认为与国家统一相对立的南北地方意识而以弱胜强。[26]这样一种特殊而曲折的关系，是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必须注意的。

[1] 参见胡适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见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p.8.

[2]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1935年5月6日），见《胡适全集》（22），286页。

[3] 参见罗志田：《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胡适反传统思想的民族主义关怀》，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6期。

[4] 但清季也已出现了“建国”一类的言说，包括有些要想学美国的联邦制将中国打散再重建的激烈言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说常常并不从满汉之别的立场针对清廷，这方面的问题也只能另文讨论。

[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20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6] 《申报》，1920年10月10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0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以下引该书文字均刊《申报》，仅注明原文写作时日及页码，个别标点偶有更易）。

[7] 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收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300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8] 《申报》1920年8月13日，见《老圃遗文辑》，89页。

[9] 章太炎：《自编年谱》，民国二年五月，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简作《章太炎年谱》），上册，4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94～95页。

[11] 《申报》1921年3月19日、5月29日，见《老圃遗文辑》，251、317页。

[12] 《申报》1921年3月19日，见《老圃遗文辑》，251页。

[13] 参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载《历史研究》2004年2期。

[14] “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49。

[15] 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载《历史研究》1996年2期。

[16] 致李根源书，1925年7月11日，载《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144页。

[17] 章太炎致黄郛，1925年7月3日，见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232～23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并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226～22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18] “章、唐通电”，1925年7月5日，《章太炎年谱》，下册，811页。

[19] 《章太炎年谱》，下册，778～779、794～795、808～811页，引文在810页。

[20]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5年7月10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048页。

[21] 《申报》1922年2月25日、2月26日、12月21日，《老圃遗文辑》，528～530、696页。

[22]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20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李电录在2075～2076页。

[23] 丁文江致胡适，1926年11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10页。

[24] 关于《中苏条约》和中苏谈判过程，参见何艳艳：《“国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苏建交谈判（1923-1924）》，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4期。

[25] 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载《历史研究》1996年2期。

[26]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