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去经典化”的推行，从19世纪末年开始，可见一个日益加剧的读书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进程，造成了读书人形象的负面转化。[1]梁启超在清季就曾指责中国“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2]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3]不久梁启超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对方（革命党人和维新党人）不道德。[4]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攻击性论争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假若双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据，则其在“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更成问题了。

近代中国受到列强全方位的入侵，已面临着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的危险，因而已到“匹夫有责”的阶段。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如果读书人也“不中用”，那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梁启超当年已感不能自圆其说，遂提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5]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也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章太炎大致分享着类似的思路，不过转而寄希望于“革命”，提出前引“以革命开民智”的主张。

然而，人民能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及革命是否如章太炎想象的那样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在当时仍是充满想象的未知因素。梁启超自己对“民”和“士”的态度很快有所调整。他在写《新民说》之前曾向往一种两全的境界，即以“多数之国民”的主动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以获取“一国之进步”。[6]到1907年，他已将中国兴亡的希望寄托于“中流社会之责任心”。因为“中流社会，为一国之中坚；国家之大业，恒借其手以成”。若“一国中有普通知识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会，能以改良一国政治为己任”，则国家前途便有希望。[7]

到辛亥革命前夕，梁氏终于回归到四民之首的士人心态，承认“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其搘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此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而“能得多数之景从者”时，国家就昌盛。他确信，只要中国“能有百人怀此决心，更少则有十数人怀此决心”，尽全力与恶政府、恶社会以及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中国就不可能亡。他一面代国民立言，以为“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一面更自己表态说：“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8]

这里的转变至为明晰：此前他是想以“多数之国民”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现在转而为由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来吸引“多数之景从”了。

入民国后，梁启超的态度仍在游移之中，他一面大力强调“国民运动”的重要性，主张“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非继续的觉悟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维持。”如果国民的面貌不改变，“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躺招牌，结果还是一样。”[9]这里对民众“资格”的强调，仍是“新民”思想的延续。

而他在讨论“多数政治”（即西方议会民主制）时仍说：多数政治要实行得好，关键在于“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即“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以此中坚阶级来“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他明言：“理论上之多数政治，谓以多数而宰制少数也；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仍以少数宰制多数。”[10]

稍后梁氏仍以为，“恶劣之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但却说中国“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善良的人民却产出恶劣的政府，这一“国事败坏之大原”，实种因于恶劣的士大夫。盖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然而他又说：“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故“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11]

在某种程度上说，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最终留下的可持续成就是用白话文替代文言。这是继废科举、革帝制之后又一项以千年计的大变，其得失还很难说——近代形成的“新中国”进一步地新了，但古今之间的隔阂可能是根本性的。[12]不过，对那些提倡白话的菁英读书人而言，这一典型的扬短避长举措，虽不无自毁的意味，或者也是他们在愧疚中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向大众靠拢。然而得益的不一定是大众，更多是介乎于菁英和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后人与前人的距离确实拉开了，菁英与普通人的距离却未必拉近了多少，埋下了后来各种反智运动的伏笔。

五四运动后，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国民运动不能是一个或几个特定社群的事，应该尽可能使其成为“全民的”；但又说：国民“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他主张每个国民都要“反省‘我’应该做什么事”，以“唤起自己的责任心”；同时更要认识到“各人地位不同、能力不同”，所以必须有分工。经过自我反省，“知道‘我’能做哪件，‘我’该做哪件，然后各用其长，各尽其才”。这样的分工不仅“可以收互助的效果”，由于是“人人自动的去做”，也不至于感觉是“某人指挥某人去做”。[13]

“分工”说似乎让梁启超更能自圆其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代士人自责说，“十年的民国闹到这样田地”，不是军阀、官僚的责任，而是“一群自命正人君子的人”的责任；他们中的积极者总想通过军阀、官僚施展抱负，而消极者又洁身自好，不肯干预世事。梁氏明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都是这一类的人。”这些人就像人体中的“健全细胞”，他们不肯负责，则毒菌自然“猖獗纵横，到处传染”。故“国事之坏，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也“只有责备自己”。

可以看出，梁启超在自责的同时，又自我承担起国事的责任。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他最终放弃了让人民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取向，但显然已更强调读书人的责任。然而，过渡时代读书人的自定位和社会定位的转化是延续的，梁启超的困惑亦然。他承认自己“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而前者更甚。他常梦想政治清明，能够“容我专作学者生涯”；同时又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我觉‘我’应该做的事”，就是像年轻时一样“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所谓“学者生涯的政论家”，看似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状态，其实就是用已经发生转变的读书人定位意识，来看待以前读书人的常规责任。那个区别于实际之我的引号中的“我”，便更多是社会定位的“我”，多少带些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意味，既是自我，又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推动，鲜明地呈现出梁启超那种不得不如是的徘徊感。

其他不少人也有非常相似的心态。章士钊的政治立场与梁启超不同，他在“五四”前也说：中国建国之道在于人人“尽其在我”，但仍须“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起而带头，负起整理民族、建设新国家的责任。用他的话说，就是“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14]这基本是复述梁启超所说的“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但那种想要指导人民的自我承担气概，表现得更显著。

问题是，当时读书人的状况似不使人乐观。陈时在同时就感觉“吾国士大夫之不悦学，莫今日若”，因此导致“思想趋于偏隘，学殖益荒”。[15]士人状况如此不佳，国家前途还只能肩负在他们身上，这是一幅怎样令人困惑的图景！其实不论什么时代，读书人的状况总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儒生，也很早就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乡曲之士”和“天下士”等区分。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本是理想型的读书人；而以“干禄”为读书目的者，也从来不少见。

中共的瞿秋白也注意到五四运动后读书人成分的转变，并提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据他分析，在“中国式的环境里”，知识阶级已分为新旧两类，旧的是“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新的则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从学校的教职员到金融实业机构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其中“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16]瞿氏虽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基本还是以新旧分，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个越来越为多人接受的观念——“读书人”本是一个由不同小群体所组成的大社群。

陈独秀稍早在探索中国政治不良的责任时，也认为国民决定着政治的优劣，故“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17]这里当然可见清季“新民”说的延续，但他和许多侧重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人（如鲁迅）一样，似乎都更接近梁启超后来的见解，即主张由觉悟了的读书人来改造国民（国民党后来实行的“训政”，大体也表现出类似的思路）。尽管新文化人在意识层面想要与民众打成一片，无意把社会分作“我们”与“他们”两部分，但其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终成为难以自解的困局。[18]而这些逐渐被视为“百无一用”的书生，却仍不能推卸救国救民的责任。

[1] 参见余师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33～5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2；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1～241页；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75～30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2]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89～90页。

[3] 白话道人（林懈\[獬\]）：《〈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03～605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40页；章太炎：《革命之道德》（1906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513页。

[5]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页。按这也反映着过渡时代“民”意识的上升，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6] 梁氏并指出，若反过来，“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32页。

[7] 梁启超：《政治上之监督机关》（1907年），见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5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35～36、39～40页。

[9]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1921年1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44页。

[10]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1913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35～37页。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波同学提示。

[11] 梁启超：《痛定罪言》（1915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8～9页。

[12] 此后若要温故知新，则教育成本大增；若放弃温故知新，可能就是文化的断裂。

[13] 本段与下两段，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1921年1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59页。

[14] 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月刊），1卷8号（1915年8月），7～11页（文页）。

[15] 陈时：《发刊词》，载《光华学报》（武昌中华大学）第1期（1915年5月1日），2、5～6页。本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波同学提示。

[16] 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载《向导》18期（1923年1月31日），147～148页。

[17]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1916年），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06～207页。

[18]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2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