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士人则当致力于无用之用的大用。近代与古代的一大不同，是以前士人追求无用之用，而看不起所谓“文人”；当无用之用失去正当性后，前此的士人之所为，后来却成了“文人”的象征。王照在1900年说，中国“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其所学何事，曰学文章耳。此真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这些“文人”只会“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其“心目中不见细民”，所学皆非于个人生活、社会、国家和世界“必不可少之知识”，当然也不能靠这些人使国家富强。[1]被鄙夷者成为鄙夷者自身的形象，其间的吊诡（paradoxical）意味，的确深长。

而一些近代读书人自身将这一“文人”形象标举出来，有意无意之间却想要借以整体否定读书人。在清代汉学家眼中，“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身与革命的瞿秋白在民国时呼应说：“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他所谓“文人”，乃是“读书的高等游民”，即“书生”的同义词。这些人“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故其“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甚至连学问也没有：“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2]

总之，“‘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从相对长程的眼光看，这岂不正是一个追求“无用之用”的典型形象！然而从晚清开始，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旦退虏、送穷等具体的“用”成为正面的甚至唯一的国家目标，以及检验“道”或后来所谓“学术思想”的标准，原来正面追求的“无为”，就变成了“无用”；不为“知识”而读书的学习，就成为冯友兰所说的“纸片上之学问”；为此进行的所有努力，都只能“壮纸片上之观瞻”。[3]

冯友兰与瞿秋白的政治倾向非常不同，但两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传统的“文”或“书”与象征着现代的“知识”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并同样用后出的现代“知识”来评断传统的“文”或“书”。[4]在新的眼光下，这些号称“知识分子”的文人和书生，“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故对于“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反之，“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甚至作家、革命者，“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也就是对社会“有用”。[5]

瞿秋白承认，他“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过一些，然而“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尽管处于一种悔悟的否定心态，瞿秋白其实非常形象地表述出了以前读书人实际怎样“读书”。他也敏锐地认识到其过渡的性质：“‘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瞿氏相信，“再过十年八年，［就］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十年八年”不必是个准确的时间，但确实揭示出一个时代正在消逝。“无用之用”的背后，是“君子不器”的长远追求；当下就要证明自身“有用”于退虏送穷，等于是要求全体“君子皆器”。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去读书人承担的更多是“远虑”，而将“近忧”让诸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如今“远虑”渐被束之高阁，而“近忧”却在咫尺之间。一旦“远虑”被架空，举目四顾，便满眼皆是“近忧”。在退虏送穷的急务纷至沓来之时，“君子不器”的追求也就逐渐转化为“君子不能器”的社会认知。

瞿秋白预测“文人”将逝之时是在1935年，两年后抗战的爆发更加凸显了读书学习的实用性，越来越少的人还在维持那种对“无用之用”的追求。相反，书生的“百无一用”却成为长期流传的社会认知；即使那些专门化知识的学习者，有时也难逃类似的指责。

一方面，新时代的读书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包括真正隐退到所谓的“象牙塔”之中。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历史记忆尚未淡忘，读书人的责任感似乎并未减少——社会仍对他们寄予希望，他们自身也不时会挺身而出。身处过渡时代的新型读书人，面临着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其自定位也始终处于波动之中，更有着超乎以往的困惑。

用郑伯奇的话说：“在白玉砌成的艺术宫殿，而作剑拔弩张的政治论争，未免太煞风景。”[6]传统士大夫本志在澄清天下，其社会定位亦然；而新型读书人却总是徘徊在学术、艺术与政治、社会之间，他们想藏身于象牙塔或艺术宫殿之中，与政治、社会保持某种距离；但不论是遗传下来的传统士人还是新型“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都不允许他们置身事外，所以不能不持续做着“煞风景”的事，始终处于一种“不得不如是”的无奈心态之中，难以抹平内心的紧张。

但更根本的紧张和冲突是，正如清季的“小政府”不得不承担在短期内富强（即退虏和送穷）的大任务，像瞿秋白这样一个似乎没有专长的书生，可能还不得不承担领导“杀人放火”的革命责任。对他们而言，这是某种已经错位但又无法回避的角色。

在瞿秋白看来，那时“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7]但他也坦承“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由于革命实践的急切需要，却不得不让这样的人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就像“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他自己从1923年回国后，就一直在“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8]

“狗耕田”本是特指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中的读书人，若推而广之，似乎也可从这一视角去理解近代新型读书人在过渡时代之中的困窘。而且这一困窘是延续的：近代百余年间，有不少思想和政治的分水岭，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似乎仍未从根本改变其挣扎徘徊于“士人”和“学人”之间的紧张。

原刊《汉学名家论集：吴德耀文化讲座演讲录》，黄贤强主编，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年8月

[1]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1900年），见《小航文存》，77～8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

[2] 本段与下段，瞿秋白：《多余的话》，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335～33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3] 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见《三松堂全集》，第13卷，619～62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4] 这里的“知识”不仅是专业化的，还越来越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挂钩，再后来更特别与“技术”挂钩。

[5] 本段与下段，瞿秋白：《多余的话》，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335～336页。

[6]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载《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3页。

[7]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年），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