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近代中国称作“过渡时代”，曾是梁启超十分爱说的话。中国的近代确是一个“过渡时代”，其过渡状态恐怕到现在仍在延续之中。而且那是全方位的“过渡”，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续”。后现代学人所乐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充分。[1]

当梁启超讨论“过渡时代”的时候，他和许多时人一样，不过是预感到大变之将至。他所谓“过渡时代”，是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的所谓“停顿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目的性明确的表述，意味着以欧洲各国近二百年为模板的主动变革。梁启超当时预测了很多应发生而尚未发生的“过渡”，包括政治上的“新政体”、学问上的“新学界”和社会理想风俗上的“新道德”，已是全盘的转化。那时梁氏并不想要鼓动更换政权的“革命”，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后来的发展却被他不幸而言中。近代的“过渡”，其实就是以共和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全方位巨变。[2]

我之所以把共和取代帝制视为“象征”，是强调这一全方位的巨变是个发展的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革命”及其带来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其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直到今天，中国人似乎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颠覆和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商品经济的正面和负面力量还正在显示之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称得上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正如梁启超当年特别强调的，这是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段。

当年严复就把废科举视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认为其重要性与秦汉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废封建等影响深远的转变相等。[3]在具体层面，废科举和辛亥政权鼎革当然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置于其发生的当年分别考察。若从较长时段看，两者皆可看作共和取代帝制这一巨变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前者在无意之中成为后者的铺垫。与废科举密切关联的，就是一些趋新士人推动的“去经典化”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4]既存政治秩序的颠覆，也的确可以计日而待了。

在费正清看来，近代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区别，正在于其广泛彻底。盖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大致是一种传统之内的革命，这些革命虽也连带产生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其含义仍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其整个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5]这一巨变显然受到外来的影响，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性，最后达到芮玛丽（Mary Wright）所谓外国无所不在（the foreign omnipresence in China）的程度。[6]

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态度，也可见一个由被动向主动的发展进程。近代朝野逐渐承认并接受一个超出以所谓“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天下”范围的“世界”，最后更努力要融入这个“世界”（意味着要反过来被外在秩序所承认和接受，为此而不惜对既存的内在体制进行大幅度的、包括一些根本性的修改），并以此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

国家目标的外倾，是个根本性的转变，充分概括出“近代”与“古代”的一个重大区别。其结果，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原居“天下”之中心大不相同，根本是“中国”本身的内外蕴含皆与此前有了巨大差别，产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国之“中”原与其字面意义相关，现基本成为一个指称符号）；用清末民初人的话说，即所谓“少年中国”（Young China）。在当年和以后，这一“新中国”都被时人和后之研究者用来与所谓“老大中国”（Old China）进行对比。

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用“走向世界的新中国”来表述近代中国的一个主流趋向。此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呈现出日渐密切的趋势，很多内部的变化也体现在这一中外接触的发展进程之中。不过，中国人尝试“走向世界”，既有从被动转向主动的一面，也是一个充满屈辱和挫折感的进程。

由于近代多次中外交锋皆以中国失利告终，焦虑感和急迫感成为几代读书人持续的心态特征，逐渐形成“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大家都想一次性地解决所有问题（最好还凌驾于欧美日本之上）。此意孙中山最乐道之，但类似观念却不仅见于孙氏这样的革命者。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论及动员地方资源办理学堂时就说，只要照他所说的做，“则万学可一朝而起”。[7]那种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的心态，已经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8]中国的近代，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许多洋溢着**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带有明显的“革命性”。一个与常理相悖的典型例子，即在精神物质两层面皆已确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之中，仍有不少人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着各式各样的革命。

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的心态，也是过渡时代“革命性”的一种体现。章太炎就曾以这样的心态寄希望于“革命”。他说：“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9]类似以“革命”为“补泻兼备之良药”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为很多人所采纳。近代中国读书人对革命的青睐和憧憬，其程度远超过我们的认知。[10]

通常革命要有对象（即使是想象的），例如既存政权、既存正统观念，等等。而如蒋梦麟后来所说，20世纪青年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度”，亦即“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11]如果革命的对象是既存“一切”，则意味着一种全方位的彻底颠覆。这样的革命，其正当性几乎是与生俱来，无须证明，或不证自明的。在此氛围之中，每一个人应当革命或需要革命，也可以被视为自然的状态。

章太炎在清末明言，20世纪民族主义炽盛，对于非我族类的清廷，只能革命。其“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罗家伦在民初说得同样简洁：“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现在的革命不是由于君主好不好，政治清不清，宪法有没有，议院开不开；乃是由于廿世纪的世界根本不能有君主的偶像存在上面！”[12]

作为时间的“20世纪”，成为“革命”的理由，隐喻着空间上中国革命那“输入”的一面，此不赘。重要的是两代人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革命自有其理由的意态。就在五四运动的当年，连朱希祖这样很少被人视为激进的老师辈学者，也对青年建议说：“与其零零碎碎革命，不如从根本上革命；与其革他人的命，不如对于自己先革命。”[13]近代中国革命的开放性在此展现无遗，它既可能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空洞概念，[14]也时常展现出梁启超所说的那种逾越常理的**活力。

从时空角度看，在近代中国这一界域之中，产生了很多此前和此外很少见到的现象。前述既得利益读书人的向往革命，即是一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成为一个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家庭”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却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

类似的特异之处还不少，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中外史家的目光，也使多少史家困惑。不过，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可以借助所谓后见之明。充分认识到近代的“过渡”意味着千年以上的巨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读书人那种因焦虑引起的紧迫感。

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即发现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形象地描述了“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15]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一两年，就曾引起士人非常强烈的失望。且并非只有趋新者才失望，对于帝制的重新思考甚或“复辟”的尝试，恰在此时发生，提示出一种因对共和失望而回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

我们可以试想，明明是数千年的大变，却要求在数年间“快出成效”，是不是有些太急于求成？假如民初的读书人能够认识到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的新旧转换是几千年才出现的巨变，他们在“尝试共和”之时，可能就没有那样急切，其失望感或许也没有那么强烈。

关于近代中国的“过渡”特性，本不是什么新见，类似说法已被时人和后人多次表述过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以千年计的巨变，而且是个仍处于“发展中”的持续进程。换言之，应当把近百余年（甚至未来的若干年）作为一个整体，尽可能以千年巨变的整体观念来认识这一时段中所发生的具体史事。

与梁启超那种目的论明确的“过渡”定义不同，窃以为这毋宁是一个目的未必明晰，越来越体现着当事人的主动，却又常常难以人为掌控的较长发展进程。时人对其的认识曾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后人对此的理解仍会是一个日积月累、步步深入的长程。

[1] 本段与下段，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2] 史华兹、张灏、林毓生等先生已论及近代中国“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崩溃引发的全盘危机及其在清末民初的表现，参见Benjamin I.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6-288;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3]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1906年），见《严复集》，王栻主编，第1册，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5]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pp. 41-42.

[6] Mary Wright,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54-58.

[7] 张之洞：《劝学篇》（1898年），见《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70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17页。

[9]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5月），见《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上册，203～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见罗志田：《士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载《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

[11] 蒋梦麟：《西潮》，188页，台北，“中华”日报社，1960。

[12]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1903年），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33页；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1918年11月20日），载《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19页。

[13] 朱希祖：《敬告新的青年》（1919年12月），见《朱希祖文存》，周文玖选编，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 这一点承哈佛大学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提示。亦可参见前引裒卡克的见解。

[15] 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见《鲁迅全集》（11），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载《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9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