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中国读书人，由于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觉得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过渡时代”和“读书人”这两个既相关联又可以独立的大问题。

人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时人就称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巨变，过去的人也有不同的形容。既可以说是“转化”（transformation），也可以说是“革命”（revolution）。两词本有许多相通之处，前些年裒卡克（J.G.A. Pocock）在试图描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学术激变时，即因“革命”这一术语被持续滥用而变得意义空洞，而宁取“转化”一词。而费正清在陈述近代中国革命时，也曾对究竟使用“转化”还是“革命”甚感踌躇。最后他选择了“革命”，因为除在基督教语境中的特殊含义外，“转化”一词难以表现近代中国那充满**活力的一面。[2]梁启超所用的“过渡时代”，两皆兼顾，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似更适于描述近代中国那种革命性的转化。[3]

在近代的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四民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以前读书人在思想上和社会上都处于中心，故其对近代的“过渡”感受最强烈。他们的实际社会变动及其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变。反过来，要理解当时读书人的困惑，还是要先整体考察中国近代的转变。

[1] 这是2008年12月13日担任新加坡2009年度吴德耀文化讲座（The WTY Annual Lectureship in 2009）主讲人的演讲词，开场白中关于吴德耀先生个人的部分已删略。

[2] J.G.A. Pocock, “Langu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idem,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3-4; John K.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pp. 41-42.

[3] 清末民初之际，至少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或非梁启超莫属。他的很多见解，不论“正确”与否，现在都还有着生命力。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