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至1904年，国内学界反抗专制的风潮此起彼伏，接踵不断，波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各级各类学堂。清政府对此极为不安。张之洞视察京师大学堂时，“在座中所论，深以学界风潮为忧，谓庚子时此风尚不过汉沪一隅，乃不过三年，已遍大陆，可畏实甚。”[1]到1904年年底华兴会起义失败及万福华事件后，国内政治风潮渐趋平静。《大陆》杂志载文《革命狱与谋刺案之影响》论道：“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谙，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听。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2]在高压与腐败的双重刺激下，1904年年底至1905年再次出现国内激进学生的东渡热潮。许多拒俄运动中归国的留日学生在国内无法立足，也纷纷重返日本。两年内留日学生总数从1300人激增至8600人，除甘肃外，各省均有大批学生留日。本来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意在巩固和改善其统治基础。然而，数千中国学生聚集日本，在东京形成一个政治活动中心，为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1903至1904年年初，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一度有所削弱，原因之一，激进分子大都归国运动革命，各省同乡会所办刊物又相继停刊，因而影响了对留学界本身的宣传。原因之二，大批新到学生良莠不齐，特别是清政府所派学习政治、警务者，多为保举的官绅，名为学生，实则游历，使留学生的成分发生较大改变。1904年，仅在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就读的官绅即达300人，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3]“其游学也，多含有保举之目的，故人类不齐，棍骗及宿娼之事，所在多有。”[4]《大陆》杂志说：“三期为官费生最多时代，如山东，如两湖，如四川，动派数百人，其人非纨绔即腐儒，大都舍图功名富贵以外无他志。”[5]1903年年底俄事风云再起时，留日学生仍有200人集会，准备重编义勇队。而日俄开战后，“东京留学生之归国者接踵于途，其在留者则足不敢出户，迥异曩昔者慷慨激昂奔走号召之态矣。”[6]连清驻日公使也说：“近年此间留学生多知向学，较前安静。”[7]这种情形引起国内一些报刊的尖锐批评。

然而，留学生身处海外，耳濡目染文明社会风尚和自由民权思想，有感于时事的刺激，国家民族意识迅速增强。1904年，国内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留日学生遥为响应，如反对湘绅张祖同私售开济轮船公司与日人事，皖抚聂缉规出卖皖省15州县矿产事，粤汉铁路废约事，严拒德国要求江苏狮子山作练兵场事，潮汕铁路案，川汉铁路自办事，峻拒法人要求在蒙自等地设立民政厅事，俄兵在沪杀害周生有案等，或通电抗议，或募捐筹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编有《东京留学》歌唱道：“留学生留学生，光辉灿烂留学生，少年人少年人，文明古国少年人。祖国有我生颜色，为国为民是天职。我为祖国增光荣，敬业乐群进无穷。”[8]

不过，由于学生成分改变，立宪倾向重新抬头。胡汉民曾对这个时期留日学界的状况做过一番概括描述：“其时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杂糅以上种种分子，而其政治思想则可大别之为‘革命’与‘保皇立宪’两派，而其时犹以倾向‘保皇立宪’者为多。”[9]

对于留学生的爱国行动，清政府故技重施，驻日公使指为“好事之徒”，“不过借公愤以博名誉”，虽然碍于“此间无治外权，不能查究”，仍“设法劝阻”[10]。留日川生为争取川汉铁路自办，集议三日，筹款30万金，作书呼吁全蜀父老同胞起而争路权，以免“全蜀将为东三省之绪”[11]。川督锡良信任私人，委派贪官承办铁路事宜。留学生大失所望，著文痛斥道：“呜呼！今之官场狼心狗肺如是，稍有人心者，宁不起破坏思想哉！”[12]在内地革命分子陆续东渡的推动下，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渐趋激烈。1905年年初议请归政立宪之事，反映出这一变化。

先是，梁启超指使同党邓孝可提出公议意见6条，要求清廷归政立宪。各省同乡会相继开会讨论，山西、江苏、浙江、湖北等省表示中立，湖南、两广、直隶、安徽、福建、云南、江西、山东、贵州等省则予以反对，广西同乡会还明确提出：“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13]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大会，反对者占十分之九。与此同时，各省学生纷纷发表反对川策议论于会馆参议簿，“即四川学生，亦不尽赞同”[14]。保皇派的预谋遂告失败。事后，留学生会馆干事“以祖国艰危，拟将会馆章程大行整顿，一经公决，则此后联络全体，振起精神，正为他日之预备”[15]。连官绅出身者也有不少转向革命。同盟会初期成员，即以这两年东渡者居多。

随着留学生政治倾向日趋激进，一些以反清革命为职志者感到，须将个人的分散行动变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以增大能量，相继发起建立一些秘密小团体，如秋瑾、刘道一等人的十人会，仇鳌、余焕东等人的新华会，梁耀汉等人的义勇铁血团，邓家彦、康宝忠等人的革命团体等。冯自由、梁慕光等在横滨发起洪门三合会，两次加盟的留学生达数十人之多。这些小团体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和系统组织，有的甚至“没有甚么名称，只叫革命团体，也没有首领”[16]，而且规模小，没有统一行动计划和纪律，约束力不足，聚则为团体，散则无组织。如义勇铁血团成员归国后，“皆因各谋私事，不能履行原订计划。二三有志者又苦于孤掌难鸣”[17]。这些仅具雏形的团体甚至旧式结社也能吸引留学生，可见他们要求组织结合的迫切。

1904年万福华事件后，清政府加紧搜捕反清志士，东京一时间成为革命分子的渊薮。此后半年间，留日学生至少有过三次联合组党的尝试。先是程家柽、潘赞华等因各省革命分子渐次东渡，“力为联合革命之说，日以益振”[18]。继而光复会成立不久，陶成章约魏兰赴东京，“乙巳正月，与魏等晤于东京；并与黄兴、蒋智由、陈威、陈毅、秋瑾、彭金门各志士，共磋商”[19]。再者黄兴、宋教仁等到东京后，“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20]。

这些努力均未成功。原因之一，如冯自由解释：“顾以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21]秦力山剖析当时进步知识界的状况道：“今日风气固已大开，其稍动爱国之感情者，较之三年前已不啻千倍，则决计牺牲一身以报国家者，亦不啻什百。是则昔有所谓党而惜其无人，今有所谓人而忧其不党。”尤其是学生社会中，“一则以小团体中志节之腐败，遂刺激而离其群，不得已而欲以独力一泄其孤愤；一则多由外界对于本团体感情之恶，不欲以众浊而混其一清”，因而“志士皆以结党为畏途，反趋于单独主义”，“以立大党为志者，殆绝无也”[22]。

原因之二，建立革命大团体，需要有理论为引导和凝聚，特别是其主体为新式知识分子时，更要求理论的相对完整与系统。胡汉民二次到东时，在留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作，“惟邹、章只言破坏，不言建设，只为单纯的排满主张，而政治思想殊形薄弱，犹未能征服留学界‘半知识阶级’之思想也”。他因而与朱执信等人努力钻研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犹未得革命实行之要领”[23]。可见留学生已认识到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却无人能够承担总结提倡的重任。

原因之三，从留日学界的实际状况看，既有各团体均不足以成为中枢核心。光复会虽与留日学生关系密切，主要力量尚在国内；湖北科学补习所成员星散，留在武汉者另组日知会；留学界中只有华兴会影响较大。而华兴会并非定型的团体，长沙起义不果，组织运作即近停顿。黄兴等人逃亡到沪，很快“又相共立一团体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颜面曰‘启华译书局’”[24]，推杨毓麟为会长。不久，因万福华事件牵连，组织复遭破坏。东渡日本后，原华兴会会员过从甚密，但多为个人交往，而非团体聚会。宋教仁发起《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曾邀黄兴参加，黄不表赞同。陈天华主持东新译社，虽一度担任《二十世纪之支那》总编辑，尚未发刊即因故辞职，并引起社内冲突，一部分人随之退出，几乎导致杂志社坍台。该社成员主要是宋教仁在湖北读书时的同学，陈天华辞职后，由程家柽接任总编辑，黄瀛元充当总庶务，除宋教仁外，在东京的华兴会员很少与《二十世纪之支那》发生联系。所以，该社与华兴会并无任何组织关系，既非后者主办，也不是外围机构。

另据程潜回忆，1904年年底黄兴等人联合滇、苏、豫、直等省学生组织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25]，一说1905年湘鄂学生还组织过大湖南北同盟会。[26]但宋教仁日记中毫无反映，至少可以证明他本人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未与其事。[27]据查，1903年5月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已刊登“大湖南北同盟会”的广告，该会是为打破同乡会界限而成立的跨省联合机构，并非秘密团体。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询问陈天华等人：“此间同志多少如何？”陈只是“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28]。至于黄兴等人讨论是否加入“孙逸仙会”，是因为孙提出要“联络湖南团体中人”，而华兴会尚未宣告解散，才有此不了了之的善后会议。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光复会仍有组织脉络可寻，只有华兴会完全消失，也表明其早已名存实亡。

华兴会务不振，原因在于内部。长沙起义失败后，除张继外，会员中的他省留学生多未重返日本，而抵日的会员又发生分裂，徐佛苏、罗杰、薛大可、杨德邻、陈其殷等人为梁启超所诱，纷纷倒戈，甚至陈天华亦为之所动，“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29]。宋教仁等人也和立宪派较多接触，不仅《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中有倾向立宪者，宋还一再拉立宪派的雷道亨和《新民丛报》社的蒋智由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撰写发刊辞，并屡次向王璟芳约稿。[30]

这些异动引起留学生的不满和批评。《警钟日报》刊登署名“青桐”的来稿《呜呼保皇党之傀儡》，揭示其原因道：“其或有新渡之士，于世界大势民族之谈，见之未真，而梁氏乃鼓其簧舌，俾以先入之言为主；又或实行之徒，累逞不得志，而梁氏乘其颓丧之顷，阴说以渐进之利。凡此种种，谅亦有之。”要求“亟当严整自治之法团，歼其对待不肖之种子”[31]，从留学界清除梁启超的傀儡。缺乏完整纲领、系统理论和严密组织的华兴会，不能为革命活动提供方向指导，在思想和组织上抵拒保皇派的侵袭，团聚广大学生。所以，尽管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是精明强干的活动家宣传家，华兴会却不能成为留日学生的革命中坚。[32]黄兴等人对此或许早有认识，因而每每准备另树旗帜，而不再使用华兴会的名义。

原因之四，孙中山在布鲁塞尔建立革命团体后，即由留欧学生作函介绍于东京的但焘、时功玖、耿觐文等人，程家柽、邓家彦等亦间接获悉。这时通过书刊宣传和宫崎寅藏等人的介绍，留日学生对孙中山已有较多认识，均翘首望其东来。黄兴等欲组建团体时，程家柽力阻之，说：“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33]另据曹亚伯记：“黄兴来后，欲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而戊戌政变后长沙时务学堂逃去之一班学生，如杨度、范源廉等，俱不愿戴黄兴为首领”[34]，于是黄兴也期待孙中山的帮助。

1905年的留学界，革命风气蒸蒸日上，建立革命大团体成为迫待解决的中心问题。然而群龙无首，漫无组织，最后的促成有待于孙中山的扬帆东航。

[1] 《筹论停科》，载《新民丛报》，第34号，1903-06-24。

[2] 《大陆》，第2年，第12号，1905-01-25。

[3]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八，34页。

[4]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5] 《日本留学界之片影》，载《大陆》，第2年，第6号，1904-08-01。

[6] 《留学生之狼狈》，载《大陆》，第2年，第2号，1904-04-05。

[7] 《驻日钦使电告日本留学生情形》，载《大陆》，第3年，第3号，1905-03-30。

[8] 《新民丛报》，第3年，第3号，1904-08-25。

[9]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10] 《驻日钦使电告日本留学生情形》，载《大陆》，第3年，第3号，1905-03-30。

[11]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载《新民丛报》，第3年，第10号，1904-12-07。

[12] 《东京留学界天君蜕与本馆记者书》，载《大陆》，第2年，第12号，1905-01-25。

[13]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载《大陆》，第3年，第2号，1905-03-15。

[14] 《告读者》，载《大陆》，第3年，第3号，1905-03-30。

[15] 《东京留学生会馆整顿章程》，载《大陆》，第3年，第3号，1905-03-30。

[16] 《访问邓家彦先生第一讲》。

[17] 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18]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48-08。

[19] 张篁溪：《光复会首领陶成章革命史》，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523页。

[20]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48-08。

[2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136页。

[22]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63～164页。

[23]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24] 《宋教仁日记》，11页。应为启明译书局。

[25]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70页。

[26]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38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27] 日本菊池贵晴所著《现代中国革命の起源》（东京，严南堂书店，1970）称大湖南北同盟会由宋教仁发起，不知所据。

[28] 《宋教仁日记》，90页。

[29] 《宋教仁日记》，31页。

[30] 王璟芳原为《湖北学生界》编辑，有资料说他参加过社内秘密排满同盟，待查证。

[31] 引自《广东日报》，1905-03-15。作者为章士钊。

[32] 辛亥以后，一些华兴会员或与之有关的人，对该会的作用有所拔高，表现为，一、提早黄兴等人实行革命和华兴会正式成立的时间；二、夸大万福华事件后华兴会的组织活动及其在同盟会组建中的作用。前者如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归国不是发动革命，至少在抵武汉前，他没有实行武力反清。1903年11月4日，陈天华、章士钊、张继、秦毓鎏、苏玄英、翁浩、杨毓麟、吴禄贞、谭人凤、刘揆一、柳大任、龙璋等人不在长沙，华兴会只是着手筹备。后者如乙巳黄兴回湘起义之说，已被订正。（毛注青：《黄兴乙巳回湘历险订谬》，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12）

[33]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48-08。

[34]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1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