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的拒俄运动，以《苏报》高揭排满大旗为契机，从爱国发展为革命，成为留日学界转向革命派及接近孙中山的新起点。新年伊始，留日学生的政治热情就持续高涨。一批激进分子利用各种机会，鼓动带领同学参加爱国反清活动。旧历元旦团拜大会拉开斗争序幕，马君武“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在座五六百名同学鼓掌支持。继而樊锥上台鼓吹“满汉同种”，“满堂寂然无和之者”[1]。这是留日学界革命倾向明显增强的突出表现。

3月，秦毓鎏等人赴大阪参观博览会，见日本主办者将中国福建省物品置于台湾馆内，认为“即以福建比台湾也，国耻之大，孰有甚于此者！”[2]呼吁清政府驻日本的各级外交代表出面交涉。清朝官吏一味敷衍，与充满近代国家民族和国民主体意识的留学生形成尖锐对立。秦毓鎏等人大失所望，致电东京同学推举代表前来力争。日本当局慑于学生群起反对，乃将物品移放四川陈列所。

4月，成城学校召开运动会，留学生以会场上“高悬各国国旗，独中国龙旗无之”[3]，日方且称“中国已降为各国保护国”[4]，不能与独立国平等升旗，集合校内外中国学生300人演讲国耻，相率抵制。在此之前，留学生还曾联络大阪、神户侨商抵制博览会所设人类馆丑化中国风俗，侮辱中国人格；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则发动退学风潮，反对校方新定规则意在敛钱。4月底，日本报载桂抚王之春拟借法兵镇压广西会党起义，留学生闻之大震，500余人聚会于锦辉馆，通电反对。

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在吸引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激进分子利用这一纽带，动员组织，能量倍增。有充当清廷耳目的学生密报：“自入学院后，见同学诸友皆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慨。……时而倡革命之说，时而慕流血之举，时而赞自由平等之如何文明，时而议团体接派之如何组织，痛骂我国之政府，妄诋当路之公卿。或五日一会议，或三日一会议，或充总会头，或充乡会首，设职员，举干事。聚会之时，并未参互学业之得失，竞持笑骂之空谈。有稍持纯正之说者，则群起厉辩，抑制不准启齿。”各省同乡会机关刊物也不断发表激烈言论。受其影响，留学生“皆不以课业为亟务，且云我辈到东，非为学而来，为我国民而来也。若第拘之于学业，则令学成归国，不过养成奴隶性质，以备受人驱使而已。”[5]拒俄运动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驱使下掀起**。

癸卯新正初二的排满演说，虽然反映出留日学生对清王朝的普遍不满与仇视，但还不能立即公开与之决裂。所以，拒俄运动初起，留学生编组义勇队、学生军，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派遣代表向清政府请愿，目的在于拒俄，性质纯属爱国。然而，清廷诬指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予以严厉镇压。当运动濒于绝境时，章士钊、章太炎等人发表革命排满檄文于《苏报》，将运动引向反清。东京留学生刊物对《苏报》的呼吁反应强烈，认为是“最富于种族思想之报纸。而《革命军》一书，则唤醒民族主义之钟声也。”[6]并大声疾呼：“满州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7]《苏报》案发生及特派员请愿失败后，激进分子对清政府的最后寄望终告破灭，7月5日，秦毓鎏等15人发起要求改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8]。至此，留日学界的反清情绪公开转化为结社行动。

孙中山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党的代表形象，留日学生由爱国转向革命，必然以其为皈依。正如章士钊所说：“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吾其悬孙以为之招，诚以其倡革命于举世不言之中，争此不绝如发之真气，深足为吾国民之先导。”坚信“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9]前此，由于兴中会宣传不力，知晓孙中山生平思想者为数不多。拒俄运动后，出现了一批宣传孙中山的书籍，如章士钊译《孙逸仙》，金一（松岑）译《三十三年落花梦》，田野桔次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等，《江苏》《大陆》《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广东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或以传记形式介绍孙中山的宗旨活动，或不时登载其文章、通讯，报道有关言行。留学生的《江苏》杂志刊登国学社《三十三年落花梦》告白，称孙中山为“支那革命大豪杰”[10]。秦力山为《孙逸仙》作序，对其推崇备至。这使孙中山在中国知识界的知名度大为提高。“于是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11]黄兴1904年重返日本后寻求宫崎寅藏帮助，就是因为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12]

与此相反，梁启超政治上急剧倒退，使其在与时俱进的爱国青年中的影响骤然衰落。拒俄运动由爱国激变为革命，为梁启超始料不及，一变从前的鼓励支持为大加责难。他抱怨道：“自东京学生运动之义倡，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认为民气太盛，要“敛之使静”，并批评留学界报刊竞相鼓吹种族革命，“一年以来，东京学界之杂志，彬彬辈起，突飞进步。然迹其趣旨，似专以鼓气为唯一法门。此倾向日甚一日，其发论之大轶于常轨者，往往有焉矣。”[13]留学生撰文批驳道：“且梁子生平为文，亦岂有他长哉，不过在他人一言可了者，彼则剌剌不休，重复杂沓，以盈其篇幅耳。”“若《新民丛报》、广智书局等，固诩诩以葛苏士辈大豪杰之事业自比，而天下亦谬认之者也。今若此，其欺骗之工，贼害之甚，吾虽欲为当事者讳，吾安得不为天下正告之乎？”[14]

1903年年底，梁启超从美洲返回日本，看到“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认为“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因而“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15]，公开反对共和革命。其逆流而动之举，为留学生所不齿。陈天华驳斥将留学生的激进言行归之于“康、梁之党”的陈词滥调说：“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16]《江苏》杂志更公开号召：“宁为革命鬼，毋为立宪狐。”[17]留学生对梁启超的指名批判，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既有助于清除其在留学界的影响，也配合了孙中山对保皇派的反攻。

留学界的革命分子与孙中山由思想共鸣到组织结合之间，还有过独立组建团体的尝试。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不久，派遣黄兴等运动员归国，原计划是筹集经费，联络团体。由于清政府镇压爱国运动，合法活动的条件不复存在，黄兴、杨毓麟等人遂转而筹划起义暗杀。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18]。他们与国内激进人士相结合，一面办报印书，鼓吹排满革命，一面建立组织，实行武力反清，产生了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岳王会等小团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华兴会。

华兴会成立于湖南长沙，成员多隶湘籍，而入会的留日学生不限于湖南一省，如秦毓鎏（江苏）、叶澜（浙江）、张继（直隶）、翁浩、郑宪成、林獬（以上福建）、金华祝、周维桢、张荣楣、万声扬（以上湖北）、苏子谷（广东）等。他们在会中起到骨干作用。华兴会会员多达500人，其中不少是省垣明德、经正、实业等学堂学生，而归国留学生则担任各校教职。华兴会所设总机关东文讲习所及联络机关作民译社，主持人亦为留日学生。在留日学生的主导下，华兴会能够破除畛域之见，力争发动全国大起义。立会之初，黄兴即要求会员“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19]。以后，华兴会在沪设立联络机关，派人前往鄂、皖、浙、赣、川、桂等省联络同志，期于一省发难数省响应。

黄兴等人具有如此见识抱负，既得益于传统士人天下观的熏陶影响，又是留学生国民国家观念日臻完善的表现。1902年后，留学生认识到，“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存竞争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20]，相继发起建立各省同乡会，并且声明：“非敢自相畛域也，实智力之小，尚未足以谋远大也。”[21]尽管如此，不久也弊端丛生，“神田之留学生会馆，不和之气，扑人眉宇，同乡桑梓之称谓，塞于耳鼓”[22]，于是很快有人出来呼吁“拔省会之精英而建为统一会”，消除省界，注重国界，共组“各省协会”[23]。拒俄运动兴起后，邹容“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计划各省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表现了以拯救全中华为己任的胸襟气度。正如《苏报》所说：留学生“以留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24]他们组织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不仅不受省界限制，而且打破民族隔阂，以全体国民代表自认，满族学生亦可报名入会。

拒俄运动转向革命后，留日学生进一步分化，对于为数有限的革命分子而言，使之联系聚合的不是地缘乡谊，而是反对清朝统治的共同志向。发起改变军国民教育会宗旨的15人分属江苏、福建、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江西等7省（陈定保原属《新民丛报》社，省籍不明，其兄陈定友与陈去病交善），参加华兴会的留日学生也来自多个省份。当然，不排除华兴会中某些人（如刘揆一）地域观念较浓厚，但该会成员湘籍居多，因而带有地域色彩，则不是主观上的畛域之见造成，而是客观环境的局限使然。

华兴会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完整纲领和严密组织，除仿照日本军制设立指挥机关外，本身几乎无系统的组织机构可言。与该会关系密切的武昌科学补习所，更是公开设立的业余学校。它们或是应付起义的临时编制，或是同志聚会的外在掩护，缺少恒定的近代结社形式，不能满足知识界的组织需求。这就为留学生与孙中山结合，建立全国大团体产生了驱动力。

1903年留日学界风云变幻的大好时机，因孙中山远赴安南而错失。7月下旬，孙中山返抵横滨，到9月26日离日赴檀香山，前后滞留日本二月余。在此期间，他与留学生频繁接触，据冯自由记：“各省留学志士先后访谒总理者，有程家柽、刘成禺、叶澜、程明超、吴炳枞、马君武、杨守仁、姚芳荣、李自重、胡毅生、桂少伟、伍嘉杰、黎勇锡、区金钧、卢牟泰、郭健霄、刘维焘、饶景华、李锡青、卢少歧、朱少穆、廖仲恺、张崧云等数十人。”“一时京滨道上往还频繁，总理所居，座客常不空也。”[25]孙中山还嘱托他们“物色东京同学之有志者，参加结社，以待时机”[26]，又设立军校，组织自费生有志于军事者入校学习。这时留日学界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为革命风潮最盛时代，主革命论者大占多数，非革命论者几不齿于同类。其人愈后至者愈激烈，专以运动秘密为职志，不喜入校”[27]。而且经过军国民教育会倡改宗旨的风波，反清革命已呈公开化，孙中山又久怀“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的计划，却没有与留日学生共组团体，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1.“鉴于己亥秋与梁启超联合组党计划之功败垂成，迟迟未敢着手。”[28]加上兴中会的海外阵地多为保皇会夺占，以致孙中山抵檀香山时大有今非昔比之慨。其当务之急，乃是反击保皇党，恢复和巩固兴中会在华侨中的声望影响，为建立革命大团体创造条件。没有兴中会对保皇派的胜利，留学生难以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力量，孙中山及兴中会也很难摆脱活动和财政上的窘境。本来孙此行准备前往布哇省亲，原计划8月8日离日，因旅费不足，迁延两个月之久。最后还是向黄宗仰挪借200元，方能成行。在东京时，孙中山“遍觅旧同志，无一见者，心殊怅怅，故有一走九州之意，又以资不足，不果”，令其“大有今昔之感也”[29]所以后来他从布哇函告平山周：“以经济困难，退守此以待时机耳。”[30]一贯困扰兴中会的财政难题，再度使孙中山情绪低落。

2.当时留日学生统共不过千人，以省计，陕西、山西各1人，广西2人，贵州7人，河南8人，山东10人，云南11人，川、赣、皖等省不过二三十人，[31]而且政治倾向不一，坚决反清革命又愿意加入秘密组织者为数不多，即使组党，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留日学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以及捐款者虽达500人，但该会性质为爱国，方针为运动政府。7月5日大会上，秦毓鎏等发起改变宗旨，保守怕事者当即退会，引起大分裂，导致组织解散。前车之鉴，孙中山不能不有所顾忌。

3.孙中山抵日时，留学生中的不少革命分子已相继归国，留在日本者则因活动屡被清廷密探告发而转入地下。《江苏》第5期载文总结道：“夫革命而昌言于道，演说于市，报告于册，签名于籍，摄影于片，惟恐人之不速晓，乃国民未有经验，亦其中过渡之一阶级。至于实行之顷，有不得不用秘密之运动者矣。”[32]所以，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不再见诸报端。而“新组织之暗杀党”，亦“尚无成绩”[33]。

4.留学生从转向革命到心悦诚服孙中山，需要一个过程。他们普遍自视甚高，认为对于腐朽的上层社会是“革新之健将”，而对蒙昧的下层社会则为“指向针”[34]。“是留学界者，对乎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是者。”[35]舆论的推崇赞誉，也加重了他们的自负心理。直到1905年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时，仍有人表示：“人不可失自尊心也，孙君英雄，吾独非英雄乎？若之，何其崇拜之也？”[36]加上这时留学生尚未认识到革命纲领理论的重要性，青山军校成员没有切实宣传孙中山的新订纲领，其中一些人参加其他团体的活动时，也未辗转传授，因而还不能视孙中山为理想的领袖。

就主客观两方面论，1903年成立革命大团体的条件都不够成熟。留学生对革命宗旨的认同要发展为和孙中山组织结合，还须假以时日，等待良机。或许有感于拒俄运动的大好时机擦肩而过，秦力山、戢元丞等人参与其事的上海新智社有意识地翻译出版田野桔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在呼吁孙中山“宜自重”的同时，寄大希望于中国留学生，“夫学生既抱才能，必有怀革命的思想之大人物，忧祖国之灭亡，欲起而振作者”，呼唤留学界出现“伟大之革命家”[37]。

[1] 《满洲留学生风潮》，载《选报》，第51期，1903-05-10。此事很可能是梁启超布置的双簧，目的在于测试人心向背，以便说服康有为尽快确定宗旨。

[2] 《日本大阪博览会中国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始末记》，载《江苏》第1期，1903-04-27。

[3] 《成城学校运动会补悬龙旗事件》，载《浙江潮》，第4期，1903-05-16。

[4] 《成城学校留学生罢运动会》，载《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04-27。

[5] 《刘云龙》，载《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04-27。

[6] 《逮捕政策之里面》，载《江苏》，第4期，1903-06-25。

[7]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载《江苏》，第4期，1903-06-25。

[8]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1页；《特派员之还东》，载《浙江潮》，第6期，1903-08-12。

[9] 黄中黄：《孙逸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100页。

[10] 《江苏》，第7期，1903-10-20。

[1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10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2] 陈鹏仁译著：《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194页，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

[13] 《答飞生》，载《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刊，1903-11-02。

[14] 今世楚狂：《论广东举人梁启超书报之价值》，载《大陆》，第7期，1903-06-05。

[15] 《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3页。

[16] 陈天华：《复湖南同学诸君书》，载《苏报》，1903-06-14。

[17] 《江苏》，第6期，1903-09-21。

[1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61页。

[19]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277页。

[20] 《湖北同乡会成立缘起》，载《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01-29。

[21] 《湖北调查部记事叙例》，载《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01-29。

[22] 《离合篇》，载《大陆》，第8期，1903-07-04。

[23] 《非省界》，载《浙江潮》，第3期，1903-04-17；《东京来函续录》，载《苏报》，1903-04-17。

[24]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载《苏报》，1903-05-30。

[2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33页。

[26] 胡毅生：《同盟会成立前二三事之回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36页。

[27] 《日本留学界之片影》，载《大陆》，第2年，第6号，1904-08-01。

[2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18页。

[29] 《孙中山全集》，第1卷，218页。

[30] 《孙中山全集》，第1卷，218页。

[31] 《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903-09-11。

[32] 壮游：《国民新灵魂》，载《江苏》，第5期，1903-08-23。

[33]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34]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02-27。

[35] 《教育通论》，载《江苏》，第4期，1903-06-25。

[36] 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载《民报》，第1号，1905-11-26。

[37]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