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孙中山与留日学界的接触，开始于是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冯自由记：“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云翔偕同学戢翼翚（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倍至。”[1]这时留日学界人数少，思想程度低。据秦力山回忆：“是时留学界尚不过百十人。”分成南洋官费、两湖陆军、湘粤自费、公使官费四部分，分别住在日华学堂、成城学校、大同高等学校、同文书院，“绝无政治上之运动也”[2]。虽然通过彼此交往，特别是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以及孙中山、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的接触，留学生的政治热情有所增长，一些人参加了自立军起义，但汉口失败使之遭受重创。孙中山与留日学界的关系，主要展开于20世纪以后。

自立军失败后，海内外革新势力的政治情绪普遍趋于激进化，保皇会内部因“言革”而发生分裂，康门师徒彼此冲突。一批原来属于维新派的留学生脱离保皇会的营垒及其影响，倾向于排满革命，与孙中山的交往联系逐渐增多。政治方面，1902年4月，章太炎等人发起亡国纪念会于东京，孙中山署名为赞成人，亲率华侨10余人自横滨赶赴东京莅会。后因日本警方阻止，乃与章太炎等在横滨补行纪念式。此会发起人多为留学生，在留日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

宣传方面，1900年，郑贯一等在横滨创办《开智录》，因是油印，规模稍狭。是年12月，得到孙中山和横滨华侨的捐款资助，改用铅印，影响骤增。[4]1901年5月，东京留学生创刊《国民报》，得到孙中山的经费支持。“留学界倡导民族主义之杂志，以是为嚆矢。”[5]1903年，东京留学界各省同乡会创办的杂志相继问世，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和种族意识，其发端则由《湖北学生界》。[6]先是刘成禺“函约总理会谈于东京竹枝园，并邀程家柽、李书城、时功玖、程明超、吴炳枞等相叙，未几遂有《湖北学生界》之出版”[7]。

组织方面，1901年春，留日粤籍学生郑贯一、冯自由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孙中山予以支持。次年，孙鉴于“中和兴中，皆为海隅下层之雄，中国士大夫，尚无组织”，遂与刘成禺、冯自由、程家柽等“开秘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分途游说各省学生，及游历有志人员”[8]。

思想方面，拒俄运动前，孙中山已结识了不少留日学界的激进分子，如戢元丞、秦力山、沈翔云、张继、程家柽、程明超、刘成禺、冯自由、李书城等，经常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言民族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这些学生又辗转传布于同学中，如黄兴、刘揆一等人的反清革命意识，程家柽与李书城“实开其牖，遂深中于其心”[9]。程明超在湖北恳亲会中，曾“聆戢（元丞）君之演说，颇心志之”[10]。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论的最早构思，也为留学生口耳相传。

在孙中山的主导下，兴中会与留日学界建立起初步联系。惠州起义失败后，尤列亡走日本，与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11]。次年春节，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尤列、翟美徒前往参加。兴中会在横滨组织的中和堂，时请革命党名士演讲国政，因而常有“留学生足迹”[12]。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报》，还特聘冯自由为驻东通信员，以加强对留日学界的宣传报道。亡国纪念会时，《中国日报》代为刊载宣言书，并举行纪念式于报馆，扩大影响。以后不少留学生归国途经香港，均在《中国日报》社寄宿。

孙中山重视留学生，原因之一是他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清楚的认识。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13]孙中山早期专注于发动起义，对会党有所偏重，但也懂得不能一味利用，应当因势利导，主张“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14]。视知识分子为革命的领导。所以，他不但一开始就积极争取留学生，而且长期把建立革命大团体的希望寄托于此。

孙中山对留学生的态度，也与兴中会本身的状况有关。当时保皇派在海外办有多种报刊，占据了舆论阵地，“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为此，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去香港创办《中国报》。“然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15]迫切需要宣传鼓动人才，当是孙中山积极争取留学生的一个直接原因，以后冯自由、刘成禺、郑贯一等均被推荐为兴中会系统报刊的编辑。

与此相对照，同样流亡海外的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对留日学生的态度有所不同。康有为专注于向华侨筹款，无论在财政还是宣传上，留学生似乎无足轻重。梁启超则变化不定。他少年成名，不免自傲，对后生学子心怀轻视。杨衢云与梁启超会谈后函告谢缵泰：“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16]胡汉民也说：“梁启超初以能为时文，轻视学界。……留学界间有发表反对保皇之言论，如《浙江潮》、《江苏》者，梁亦不以为意。”[17]

1901、1903年，梁启超两度对留日学界所办刊物发表评论，并与自己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相比较，俨然以言论领袖自居，睥睨之意，溢于笔端。[18]加上他政治上受制于康有为，对激进学生的言行态度相对消极，如对待亡国纪念会，前后反复，首鼠两端。

但是，梁启超有感于变法勤王的惨败和革命风潮的激**，又受孙中山等人的影响，思想一度激进，依违于排满、保皇之间，对待留学生的态度随之摇摆不定。《新民丛报》发刊后，报道东京留学生的活动较详，特别是对1902年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详载经过及各方反应，予以声援。梁启超还亲自撰写了《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称留学生为“最敬最爱之中国主人翁”，指出：在专制政体和外族操纵下，留学生所学政治、法律、经济、武备等知识技能，毫无用武之地，“某以为诸君之在他日，非有学校外之学问，不足以为用于中国”。希望他们“于求学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学之舞台。旧舞台而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利用其旧者，旧舞台而不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筑造其新者”[19]。鼓动留学生关心时政，参与变革社会的政治活动。

关于梁启超倾向激进的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点则为公论，即其启蒙宣传起到启迪民智，传播民主思想，激发国民主体意识和反清情绪的巨大作用。国内许多青年更新观念，进而转向革命，都是从阅读《新民丛报》开始。由于清政府对革命、革政一律镇压，使得发蒙未久的青年无法区分，纷纷接受梁启超的新民说，甚至不断因此演出激烈举动。许多学界风潮的潜因导索，即校方“禁学生阅一切新书及《新民丛报》等”[20]。在留日学界，梁启超也有一定影响。李书城回忆道：“那时梁启超正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21]清驻日公使报告说：“溯自康、梁毒焰销息以来，其捕逃潜匿日本，为所包庇者，指不胜屈，类皆窃其余唾，巧肆簧鼓，借合群之义，而自由之说日横，醉民主之风，而革命之议愈肆。各省聪俊子弟，来兹肄业，熟闻邪说，沾染日邦恶习，遂入歧邪，竟有流**忘返之势。”[22]

不过，留日学生不像内地青年那样对梁启超盲目崇拜，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各种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对照比较之下，发觉梁启超的文笔虽引人入胜，学理却不免浅薄。在国内许多地方，新民说几乎是唯一的新思想，而在日本，它只是一般公理或一种学说的翻版。早在1900年，沈翔云等就著文批驳张之洞将“人人有自主之权”，“流血以成大事”，“不受朝廷压力”等“世界公理新学，一切臆断，疑为康、梁之说”，明确指出：“公理之于地球，犹衣食之于身，不可一日无者。乃欧西诸名士，竭毕生之力以发明之。公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亦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23]

外部世界的崭新规范为留学生提供了变革现状的有力依据。当清廷密探指留学生的言行“不外《新民》、《清议》二逆报之宗旨”时，留学生反驳道：“推崇二报毋乃太过。”[24]有人还公开发表评论说：“吾闻今吏之杀人者矣，满口极骂，不以为大逆，即以为惑众，又不问其人之何宗旨，何来历，何所事，何所言，辄曰：‘此康党！此康党！’康党二字竟若为今日新党之代名词，受之者抑何冤。”[25]因此，他们比较容易摆脱康、梁的精神影响，超越保皇派的政治主张。

保皇会内部的分化，加快了留日学界的转化。自立军失败后，保皇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分裂，表现之一，脱险归来的留学生纷纷转向革命，靠拢孙中山。除秦力山外，原为梁启超的学生而加入革命党者，有冯自由、冯斯栾、郑贯一、苏子谷、李自重、马君武等人。支那亡国纪念会的10位发起人中，陈犹龙、朱菱溪、周宏业、李群、秦力山、马君武原属康、梁一派，其余4人也与康、梁关系密切。唐才常的兄弟唐才质、儿子唐蟒均公开脱离保皇派，加入反清革命行列。后来孙中山即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26]为证，揭穿其所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

表现之二，是康、梁之间的分歧。梁启超所办《新民丛报》，“隐然附和《国民报》之宗旨，亦颇言民族主义”[27]。康门弟子韩文举、欧榘甲等同声响应，致使康有为如“大病危在旦夕”[28]。保皇派的组织分化，是其政治主张动摇的表现。梁启超明确宣称：“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29]所以胡汉民后来说：“平心论之，梁氏壬寅岁首之《新民丛报》，其学术各门，虽不免于剿袭，而鲜出心裁，然其所持主义，则固由黑暗而进于光明。”[30]当然，梁启超顺应庚子后海内外反清情绪高涨的潮流，以鼓吹民主、反对专制而张大声势，一旦退却，影响势必衰落。

1902年以前，留日学界虽然出现过主张排满的《国民报》，普遍倾向还不是革命。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着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31]《大陆》杂志曾将1905年以前的留学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1902年以前）“或唱革命，或唱宪政，或隐伏不出，或运动官场，大约以后者为最多”[32]。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留学生一度情绪激愤，决心继承死难者的遗志，组织励志会，“间有狂暴放恣，毫无检束，且醉心民权之说者”。驻日公使李盛铎归国觐见时奏称：“若不加以辖制，日后必至不可收拾。”[33]但不久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一些地方督抚也罗致留日学生举办各项事业，励志会员为之所动，留学生对清廷产生幻想或为利禄所诱，政治上转趋平和。秦力山等发刊《国民报》，鼓吹民族主义，拟“开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卒至不能成立而罢”[34]。次年年初，留学生为挽回政府感情，运动新任公使蔡钧，成立清国留学生会馆于东京九段坂偕行社，公举蔡钧为会长。[35]同年4月的亡国纪念会，在处于政治低谷的留日学界未能激起普遍反响。后来《大陆》杂志评论道：“吾尝亲历留学生间，观其行事，按其言论，要犹是中国人之恒性已耳。”卒业后，“或窃附科阶，为宗族交游光宠之计者有之，或曲阿权要，为肥其一身一家之计者有之”，“其能于里党之间，稍集同志，开演说会，设蒙学堂，译小篇数种流传近邑者，已为豪杰之士。”[36]

留日学界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涨，开始于1902年6月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当时兼任上海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留东经理的留日学生吴稚晖（敬恒），因保送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蔡招日本警察将吴拘捕并遣返回国。押解途中，吴“欲以一死唤醒群梦，起国民权利思想”[37]，遂自沉于河，幸而获救。“自吴、孙两君之见放，国耻观念益涌起于学生人人之胸中。吴君出行之日，清晨六点钟，学生群集新桥驿（东京之火车站）相送者数百人。”此后，东京留学生会馆“日日集议”[38]，电请清廷撤换蔡钧，并有百余人弃学归国，以示抗议。这是留日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行动，留学生普遍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秦毓鎏等人“以此事大辱国体，大失国权”[39]，复入公使馆恳请蔡钧出面力争，亦为其招日警拘捕。

目睹政府代表的丧权辱国，留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同时，“是岁国内风气大开，学生之新至者数百；又加之以上海南洋公学之风潮，其中退学以自费来者，尤为铮铮铁铁”[40]。一批思想激进，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在留日学界聚合起来，他们关注时政，对各种社会事务积极表态，发挥影响，使留日学界的政治**不断强化。东京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遂应运而生。

然而，这时留日学界尚无明确的宗旨主张，“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掺杂于其间。”[41]一些人虽然接受或赞同排满革命观念，却不敢付诸行动。青年会因“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42]。而清政府为推行新政，积极笼络留学生，对留学界政治热情不断增长的趋势未予警觉，因而处理亡国纪念会和成城入学事件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癸卯（1903年）新正初二团拜大会的排满演说，激成风潮，满族学生聚议激烈、和平、长治久安三策，请杀汉人并禁汉人学习陆军警察，“作书三百余通，告各省满洲大员之自爱其种”[43]，清政府亦未采纳，以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因此，留学生参加或附和突发事件者相当踊跃，具备坚持日常革命活动的决心毅力者却为数不多，政治情绪起伏很大。

这个阶段孙中山争取留日学生的目的有三，一从事宣传，二领导会党，三革命成功后进行建设。在留学生人数尚少，政治倾向复杂而不稳定的情况下，还不可能以此为建立革命大团体的基础。1902年孙中山离日赴河内，直到次年7月才返回，刚好错过留日学界风潮涌动的良机。所以他在1905年留学生欢迎大会上，面对人群攒动的热烈场面，抚今忆昔，感慨地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44]由于对1902年以前留日学界的政治状况估价过高，相形之下，孙中山反而显得消极被动，一些论者因而指责其对留学生重视不够，没有在留学界积极发展组织。其实更多的倒是留学界的消沉限制了孙中山努力的效果。而留日学界最终皈依革命党而非倒向保皇派，除大势所趋的客观因素外，孙中山与康、梁主观态度的不同也是重要原因。

[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1页。吴禄贞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到日本，沈翔云于1899年赴日（《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

[2]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8页。

[3] 冯自由称此会“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届时“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59～60页）。因而一般认为反响很大。然而，综合考察，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军部福岛安正少将电告清政府：“顷有贵国不良之徒在东设会，将出亡国纪念会之名，**留学生，即由当局者已行严办矣。成城学校学生内有一名稍可疑者，现已饬令退学。其余学生则知事类儿戏，几无预闻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六）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吴汝伦向管学大臣报告：“前主支那亡国纪念会及传单等皆犯罪逋亡之张秉林所为，学生无一人在其中。”（《吴挚甫京卿致管学大臣书》，载《选报》，第25期，1902-08-14）另据留日学生监督梁焕奎、京师译学馆提调张缉光等人称：“顷闻有逋人流寓东瀛者，倡为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刊有一启，为各留学生大不谓然。”“日来有友自东洋归，查悉亡国纪念会惟章、秦二人主之，各留学生多斥其谬。”（《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79、1790页）吴汝伦等均系新派人物，言词间不免有所遮掩回护。日本方面也唯恐此事影响其吸收中国留学生的通盘计划，低调处理。而且，因警署干预开会不成，与无人响应毕竟大不相同。但几位当事人所记则显然包含留学生的主观态度。章炳麟《秦力山传》称：“余与力山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和者虽不广，亦不怪也。”（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太炎文录续编》卷四）秦力山《说革命》记道：“章君枚叔等十人，开亡国二百五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内地及香港等处志士遥应之，震起国人种族观念。然而此时学生全体之腐败，几乎一落千丈也。”（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后来他告诉章士钊：“时当庚子之第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中国革命党人，包括彼与太炎及冯自由辈，无过十余人，自哀无国，聚而横议。上野公园内，有西式菜馆曰精养轩，顾名思义，以美馔驰名一时，若辈辄蜂拥而往，开会其名，轰饮其实，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席间人人手持太炎预草序文一通，以志焚巢余痛，而力山复作宝塔歌一首，其结尾十字句曰：‘甚么亡国会，精养轩一顿。’”（章士钊：《疏〈黄帝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21页）当时留日学生总共约400人，其中辛丑十二月以前到东洋的共272人（《日本留学生调查录》，载《选报》，第10期，1902-03-20）从辛丑十二月至壬寅三月间新到者134人。后一部分官费陆军生居多，政治倾向保守，数百人赴会的可能性很小。

[4] 据《开智录》改良第1、2、3期，该刊得到43人及励志会捐款共199元。捐款者多为与孙中山、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横滨侨商，所捐多则15元，少则1元。其中无名氏3人，隐名氏1人。

[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2页。

[6] 湖南同乡会的《游学译编》创刊早两个月，但最初纯为译文。以后受其他杂志影响，才增加论著。

[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9～50页。

[8]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12。

[9]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08。

[10] 《湖北官费学生程明超捕房纪事》，载《大陆》，第3期，1903-02-07。

[1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31页。

[1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131页。

[13]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12。

[14]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12。

[1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0～11页。

[1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38页。

[17]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18]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100册，1901-12-21；《丛报之进步》，载《新民丛报》第26号，1903-03-26。

[19] 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22页。

[20] 《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记》，载《政艺通报》，壬寅第20期，1902-07-19。

[21]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180页。

[22] 《蔡星使钧致外务部书》，载《新民丛报》第5号，1902-04-08。

[23] 《复张之洞书》，载《中国旬报》，第35期，1901-01-15。

[24] 《刘云龙》，载《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04-27。

[25] 《嘉兴演说会解散事》，载《浙江潮》，第6期，1903-08-12。

[2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页。

[27] 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载《中兴日报》，1909-01-19。

[28]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20页。

[29] 《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86页。

[30] 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载《中兴日报》，1909-01-19。

[31]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69～270页。

[32] 《日本留学界之片影》，载《大陆》，第2年，第6号，1904-08-01。

[33] 《诋诽游学》，载《新民丛报》，第10号，1902-06-20。

[34]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35] 《中国留学生新年会纪事》，载《新民丛报》，第5号，1902-04-08。

[36] 《离合篇》，载《大陆》，第8期，1903-07-04。

[37] 《附记一则》，载《新民丛报》，第13号，1902-08-04。

[38] 《国闻短评》，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08-18。

[39] 《蔡使第二次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08-18。

[40]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41]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4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04页。

[43] 《满洲留学生风潮》，载《选报》，第51期，1903-05-10。

[44] 《孙中山全集》，第1卷，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