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俄运动后，孙中山趁革命风潮鼓**之机，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保皇派发动反击，成效显著，其影响不仅限于美洲，上海的《大陆》《警钟日报》，香港的《广东日报》，都报道过有关情况。同时，孙中山基本完成其革命理论的创建，将除旧与布新融会贯通，可以满足知识界的精神需求，这就为吸引留学生，建立革命大团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4年年底，孙中山自美洲抵欧，在布鲁塞尔首创革命团体。据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孙中山曾与之就以会党还是以新军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问题，辩论三日夜，最后孙中山接受其意见，才决定“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1]。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孙中山至此仍对知识分子采取轻视态度。[2]这样一来，1905年同盟会成立于留日学界似乎纯属偶然。但从各方面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武装起义依靠新军还是会党，并不涉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整体地位与作用，更无轻视之意。理由如下：

1.刘成禺说：“甲辰先生由日来美，谋开党之大团结。先生曰：‘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籍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乃谋设同盟会，指挥事业。”[3]则孙中山聚集知识分子组建革命团体的计划不自比京始。此回忆可以从孙中山在美洲所写致公堂公启得到印证：“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实事尚未能举而措之施行也。”[4]这与其他革命党人的看法不谋而合。被视为“孙党”的秦力山鉴于留日学生皆具爱国心，“以学生之力量，则虽有千百满政府，已不足以当之”，因而主张立党联络，协调指挥，以制造“畅行其志”[5]的时机。

2.与孙中山历来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相吻合。如前所述，他很早就从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极端重要，并制订了相应的争取联络计划。1901年春，在与美国《展望》杂志记者谈话时，还特别表示了对留学生的器重和期望：“他拥有一批优秀的、被他称为现代中国青年的追随者，他们曾在英国、火奴鲁鲁和日本等地受教育，其中一些人家道殷实，必要时能为革命提供需要的资金，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拯救祖国的唯一方法。”[6]这表明他对留学生早予信任，或者说他知道只有得到留学生的拥护支持，新型革命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在美洲与保皇派奋战之际，孙中山仍关注留日学界，嘱咐“在东国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7]。

3.朱和中本人早年所写《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一文，对同一事情的记载大不相同：孙中山“问予等将来成事之方略，予答以改换新军之头脑，由营中起义。先生不肯信，谓兵士以服从为主，不能首义，首义之事，仍须同志自为之。”他还要求改革会党条规，“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8]。非但没有轻视知识分子之意，反而主动提出以学生为主导。其他当事者如贺之才等人的回忆，也仅涉及如何使用新军与会党的分歧。当时革命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华侨、会党和知识界，孙中山既然打算组建新型革命团体，实行民主革命，依靠知识分子便是他唯一的选择。

1905年7月，孙中山抵日，在留学生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积极联络，组党活动进展顺利，甫一月而同盟会宣告成立，除甘肃无留学生外，各省均有人加盟。孙中山7月19日方到日本，在横滨逗留数日后转往东京，7月30日就召开筹备会议。短短10天内取得如此硕果，除留学生众望所归外，还有具体原因。首先，孙中山组建大团体的主张，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愿望契合。1904年年底，上海《警钟日报》即呼吁“增进国民之程度，鼓舞其民气，统一其主义，同心合一，团结一大团体，以养成我国国民共和政体之资格”[9]。1905年6月，秦力山撰写《说革命》长文，探讨革命的宗旨方法，特别强调立党设总机关的重要。他说：“吾国二十世纪劈头一大杀风景事”，便是“昔有党而无人，今有人而无党”。如果“革新之运动，不能一致而群策群力，则效力恐终难望也。”在列举无大团体的种种流弊后，他进而指出：“故支那人不欲新其国则已，若欲新其国，则决非联为一致不可。若欲联为一致，其非有一国民总机关不可。”呼吁抓住“千载一时之机会”[10]，立党救国。这些言论表达了国内外知识界的共同心声。

其次，孙中山对于争取留学生不仅有所部署，而且身体力行。1903年他即嘱托马君武、胡毅生等“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11]。到日本后，又在东京、横滨两地连续会见留学界各方代表，发动争取，使组党工作加速进行。

再次，程家柽等人的大力协助。两年前他们接受孙中山的委托后，即开始联络发动。胡毅生在广东学生中将孙的“言行介绍于众，众皆兴奋，渴欲一见。”[12]马君武对广西学生，程家柽对两湖学生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也做了大量工作。孙中山抵日前，他们将消息广为传布，“同人欢动”。孙抵横滨，“复由程家柽传告，东京学生往来京滨之间者甚夥”[13]。此后，他们一面加紧联络，一面为孙中山引荐，出席筹备会议人员亦由他们通知到会。所以，孙中山后来说，同盟会的成立，马君武、胡毅生等人“多有力焉”[14]。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是兴中、华兴、光复三会的组织联合。实则出席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0余人中，属华兴会的为黄兴、宋教仁、张继、陈天华、刘道一、柳扬谷等6人，属兴中会的为孙中山、冯自由、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等5人，光复会仅蒋尊簋1人，总共不过12人。加上属科学补习所的曹亚伯、余诚，属革命团体的邓家彦、康宝忠，原来有组织系统者仅16人。而且光复会本部未与其事，该会的秋瑾虽在东京，到8月27日才加盟。邓家彦称其团体成员“一起都加盟”[15]，实为后来陆续加入。《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成员也不是集体加盟。华兴会员讨论的结果，决定听凭“个人自由”[16]，不加组织约束。

这时华兴会已经分裂，一部分倒向保皇派，有的虽倾向革命，却不愿加盟，如章士钊、刘揆一，这次会议等于宣布解散。尽管同盟会初期两湖留学生举足轻重，出席筹备会的70余人中，湖南、湖北各20人，占54％强，但华兴会不能代表两湖学生。孙中山争取华兴会，只是整个联络活动的一部分，认为同盟会顺利建成是因为得到华兴会支持的看法，不免以偏概全。孙中山曾设想过团体联合，却未能实现。集体转入同盟会的，只有兴中会一家。显然，同盟会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团体联合的观点，抹杀了多数会员的作用，还影响对后来同盟会内部分歧的认识，似乎会中仍有几个潜在的组织系统，夸大地缘派系的矛盾，实际上贬低了同盟会的地位和意义。

同盟会的成立加速了留日学界的革命化。到9月，入会者已有三四百人，[17]一年后，更达万余留学生之过半数。[18]在同盟会的旗帜下聚集着各地的革命知识精英，使中国革命有了领导中枢，能量大增。“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目睹众多“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文武才技俱有之”的“饱学之才”投身革命，孙中山不禁欣喜“中国前途诚为有望”[19]，“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20]。

知识分子是全社会首先觉悟的部分，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更是新知识群的先锋。一个全国性革命大团体的组建，有赖于他们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变化。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国内的学界风潮，是20世纪初中国学生革命化的两条主线。留学生多从反对民族歧视，维护争取民族权利起步，由爱国走向革命，国内学生则首先破除学堂内部的专制腐败，逐渐上升到反对皇权专制统治。两条主线相互激**，东京革命中心终告形成。同盟会的成立，正是孙中山长期努力和新知识界革命化的必然结果。

[1]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6页。

[2] 王德昭：《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Jeffrey G.Barlow：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1900-1908，见《中国研究专刊》，第14期，伯克利加州大学，1979；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杨慎之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3]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12。

[4] 《警钟日报》，1904-07-02。

[5]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60～163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210页。

[7] 《孙中山全集》第1卷，241页。

[8] 《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1930。

[9] 新中国主人：《论共和政体》，载《警钟日报》，1904-12-24。

[10]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63～164页。

[11] 《革命原起》，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10页。

[12] 胡毅生：《同盟会成立前二三事之回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36页。

[13] 田桐：《同盟会成立记》。

[14] 《革命原起》，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10页。

[15] 《访问邓家彦先生第一讲》。

[16] 《宋教仁日记》，91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1卷，286页。

[18] 《与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73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1卷，286～287页。

[20] 《革命原起》，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