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在国内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相歧相悖的看法。一些学者根据朱和中、章炳麟、吴稚晖等人的某些回忆，认为在当时中国知识人的眼中，孙中山是连字也不识几个的江洋大盗，因而否认其在进步知识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须依据史实加以澄清。

孙中山在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确有一个变化过程。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00年惠州起义，一般说来，包括开通人士在内的士林普遍视之为绿林豪杰式的草莽英雄或反满复汉的义士。当时在武昌上学的刘成禺听钮永建介绍孙中山的活动后说：“此张煌言、朱舜水一流人也。”[1]就连和他当面交谈过的章炳麟也是有褒有贬，认为：“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当然，对孙中山的态度，因人而异，既取决于接触了解的程度，也受制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与关系。汪康年早在1895年就从梁启超处得知：“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3]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他借赴日考察报务之机，暗中联络中日民间人士同盟救亡，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以后周善培、文廷式等人相继暗访孙中山，表明维新志士将其视为同道盟友。戊戌政变、庚子国乱接踵而至，中国迭遭重创，激进者更对其排满革命宗旨产生共鸣。章炳麟断发退出国会，即对孙中山大加赞誉，诩为“廓清华夏，非斯莫属”[4]。

不过，汪康年等人与孙中山宗旨有异，并不认为孙是拯救中国的适当领袖和革新变政的理想代表。而对国内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子而言，梁启超仍是首屈一指的精神导师。甚至章炳麟也相信他确有排满革命真心，以孙、梁并重，认为中国“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5]。至于后来奉孙中山为旗帜领袖的激进青年，这时对他还缺乏了解。1901年吴稚晖到日本时，友人约他往见孙中山，他以为是绿林豪杰，不愿前往。章士钊说：“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吾之所知于先生，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文，不多几许。”[6]

1903年拒俄运动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的反清情绪公开化为排满鼓动。与此相应，国内进步人士，尤其是与孙中山有过交往者，纷纷发表拥孙的文字言论，掀起一阵宣传热潮。以下数例，可见一斑：

曾在海外结识孙中山的人中，章炳麟、秦力山分别为《孙逸仙》一书作序，推崇孙“揜迹郑洪为民辟”，“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其勇乎？”[7]

戢元丞认为，当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划者，舍孙文以外，殆不多见也”[8]。

黄宗仰在表达了对孙中山“仰瞻星斗十年久”的景仰之心后，又赋诗为之饯行道：“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邦水奠新都。伫看叱咤风云起，不逐虏胡非丈夫。”[9]将孙中山比作拿破仑、华盛顿。

中国教育会会员、留日归国学生陈去病撰文盛赞日本友人援助中国革命，称孙中山为“汉族所倚仗奇人”，认为其当时远赴美洲，以致无人领导革命运动，使广西会党起义终归失败，是“吾黄帝子孙之不幸”[10]。

与孙中山素未谋面者，也高度赞颂其人格行为。章士钊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吾其悬孙以为之招。”[11]柳亚庐推许其“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12]。也誉之为东亚的华盛顿、拿破仑。高旭则将孙中山与历代汉族先贤相并列：“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孙逸仙，我拜郑成功，谓此皆汉贤。”[13]刘师培称之为“革命大家孙逸仙”[14]。华进表示：“孙逸仙为吾国革命巨子。”[15]《黄帝魂》的编者黄藻，在《书周云详事》一文中，借周云详之口批评康、梁，又说：“当今之世，可与云祥共事者，惟中山其人。”[16]《警钟日报》署名“共和”的文章《〈孙逸仙〉书后》称：“夫逸仙粤党之魁杰，西学之巨擘，固夙倡导民权自由之说，而最富民族思想者也。”[17]上海国学社告白以“支那革命大豪杰孙逸仙”[18]的字样介绍金松岑翻译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国白话报》则称：“孙逸仙为二十世纪中国特色之人物，此人所同认。”[19]这些异口同声地赞扬并无事后附加成分，实情确如湖北进步人士所忆，“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20]

章炳麟、章士钊、秦力山、戢元丞、黄宗仰、刘师培、高旭、柳亚庐、黄藻、陈去病等人，是当时国内知识界革命营垒中的风云人物，他们相继不约而同地公开发表赞扬孙中山的言论，而且《大陆》《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国民日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江苏》等报纸杂志和《孙逸仙》《黄帝魂》等书籍，在国内知识界流传甚广，其影响不可低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03年以后，孙中山已经逐渐为国内进步知识界所了解认识，并被看成是整个中国反清革命的旗帜，而非区域性代表。1905年孙中山到东京组建同盟会时，陈天华称之为“四万万人之代表”，“中国英雄之英雄”[21]，正是表达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国内知识界对孙中山认识的普遍转变，由多方面原因促成。首先，1903年是进步知识界由爱国走向革命的重要转折，完成或处于转变中的激进分子需要一个榜样和领袖来代表引导革命运动，也需要一个偶像和一面旗帜来号召民众。[22]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家，孙中山长期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反清革命，为争取民主共和努力奋斗，得到海外舆论的承认，自然为他们所尊崇仿效。但凡转向革命者，几乎都把自己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相联系。随着政治立场的转变，他们对孙中山的反清密谋有了与前此不同的观念，草莽英雄成了革命巨子，情感上容易沟通。

其次，1903年后，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加强，对其革命活动与思想的宣传明显增加，使得进步知识界对孙中山的认识普遍加深，不仅可以排除清政府的诬蔑歪曲，而且能够与一般会党相区别。1900年以前，国内很少见到正面介绍孙中山的文字，比较集中的一次是《时务报》在伦敦蒙难事件后，译载了一些外国报刊的报道评述，其中对其生平活动有所介绍。[23]1897年《伦敦被难记》出版，沿海一些口岸城市皆有寄售，但是英文版，流传不广。戊戌政变后数日，天津《国闻报》刊登了一篇《中山樵传》，这是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中文孙中山传记。然而作者对孙中山抱有敌意，不仅内容与事实出入较大，而且故意丑化。[24]1903年后对孙中山的宣传由两方面组成，一是与孙中山有关系的日本人士和一些日本报纸的介绍。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全面模仿日本，民间志士则对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大为叹服，两国交往日益频繁，社会风气备受影响，日本舆论成为关注热点。1902年，宫崎寅藏作《三十三年之梦》，其中详尽记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迹，与中国革命分子急欲塑造先驱领袖形象的需求相适应，为后者提供了重要蓝本。1903年，田野桔次作《最近支那革命运动》，论述戊戌政变以来中国的革新运动，也专章介绍《兴中会长孙逸仙》。此外，一些创办发行于中国的日本报刊，刊登过有关孙中山活动的报道，虽然倾向不一，客观上起到向中国知识界介绍孙中山的作用。

二是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分子欲通过加强宣传革命先行者来促使更多的人起而革命。1903年，章士钊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译著参半，写成《孙逸仙》一书，“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25]。有人读后表示：“哀哉吾黄胤，宛转奴圈里。自为亡国民，悠悠二百祀。欲雪此奇辱，革命岂容已。堪笑蚩蚩者，醉生复梦死。中山殆可儿，伫看鼐云起。”[26]黄兴就是读此书而得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滋生日后与之合作共图大业的意向。不久，中国教育会会员金松岑又将《三十三年之梦》全书翻译出版。同会的蒋维乔看了该译本后，赞扬宫崎寅藏帮助孙中山，是“东方之大侠”[27]。以这些书为蓝本，柳亚庐作《中国灭亡小史》，用一个专节叙述孙中山的生平事迹；陈去病作《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的早期活动和宗旨主张。秦力山也曾有意著书宣传孙中山，“而以三年来与孙君有识，人将以我为标榜也，复罢之”[28]。

上海新智社翻译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本意“惟欲明既往革新党之事迹，以使中国人士读之知其利害得失，因而深思熟虑，鉴于前警于后，莫至自噬脐无及耳”。该书称孙逸仙为“非常之英雄”，如波兰英雄哥士托，“其性格与赤心相对待而生流血的爱国心，并其思想是世界的，即爱共和与自由”，“其眼眸中有一种之异彩，革命之气自然流溢于外。”兴中会“非从来寻常之土匪可比，盖实文明流革命家之集合体，而为支那有志之士所当欹耳而倾听者也”。虽然“彼之行事之手段，其施诸支那者，终觉过于高尚，彼之所有思想也，理论也，政策也，交际也，又其生活举动也，皆遥出诸般支那人之上，故彼之举动，往往不为流俗相容”，因此“孙文从来之革命运动，未尝有可观者，然彼将来之运动，未可以浅见测之也”[29]。与此同时，深受国内进步人士欢迎的《江苏》《警钟日报》等刊物还刊载了孙中山的文章通信，报道其活动行踪，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

再次，1901年后，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初步论战，到1903年，论战渐趋激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反响。同盟会成立前，论战虽未决出胜负，影响却十分巨大。在此之前，国内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梁启超的影响占了主导地位，人们开口则称引“梁任公”“新民子”“饮冰室主人”。南洋公学学生演讲时，几乎无人不从梁启超那里寻求理论依据。[30]论战展开后，这种主导地位无可挽回地动摇了。《苏报》《国民日日报》《大陆》《广东日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一批在进步知识界广为流传的报纸杂志，先后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康、梁，报道孙中山在美洲扫**保皇派的战况。正在香港与保皇派所办《商报》激战的《中国报》，不断转载《大陆》和《警钟日报》批评康、梁的文章，以加强攻势。海外华侨的民族情绪高涨和保皇派内部的动摇分化，对国内知识界犹如一针清醒剂，使之认识到：“康梁，朝廷之忠臣也；孙文，则其仇敌也。”[31]各种介绍论述革新运动历史的书刊，将革命党和保皇会进行比较，田野桔次断言：“今日之保皇会与哥老会共不适于革命。何则？一无革命之志，一无革命之主义。今日新党界中稍有革命家之体面者，仅孙文一人。然彼尝有二十余万之兴中国会同志，今皆四散。彼倘能毅然自奋，虽百千万人亦可得也。呜呼！孙文宜自重。”[32]此外，由于大批社会人文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青年学子不必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中曲折地汲取革命的养料，对比之下，他们益发不满于梁的浅薄。各种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逐渐抵消了梁启超的影响。与此相应，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地位却显著提高了。

有人认为，孙中山没有受过正统儒学的良好教育，因而在士林中声望不高。此说固然为问题的一面，但显然对庚子后新旧消长的形势估计不足。由于守旧势力遭受重创，清政府力行新政，求新成为大势所趋，社会群体的分化组合加速进行，旧士群逐渐为新知识界所取代。在旧士人眼中，孙中山当然不足挂齿，甚至罪大恶极；而新知识界所推崇的已不是旧学名宿，而擅长新学的精神领袖。1902年以后，随着国内新式学堂和大众传媒的增多，新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扩散，学习西学成为时尚，浪潮涌来，大有席卷旧学之势。远离学堂和传媒的旧学者由正统支柱变成时代弃儿，惊呼：“经也，史也，词章也，中国数千年学界之精华，毕卒于此，学者一旦顾轻蔑乃尔。”[33]

尽管革新者中也有人持国粹主义，但章炳麟等人所以领一代**，不仅因其国学造诣深厚，更主要是敢骂皇帝，赞颂《革命军》。就连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也由其以新民体传播新观念，提倡自由民权而来。国内学生慨叹当时中国“谈西学者，皮傅称数，腹诽学说，比比皆是，求一二人为严复、冯自由者，戛乎其难”[34]。孙中山受过系统的西式科学教育，对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有广泛而深入的认识，被誉为“西学之巨擘”，又通过自学等方式，对国学有所了解，具备与正途士人交往的能力。以孙中山未受过儒学教育来否认他在中国进步知识界中的声望地位，既不符合知识界的心理趋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国学修养在戊戌时期还是开明士绅选择精神领袖的关键因素，那么庚子以后反而容易成为学堂师生沟通的障碍，梁鼎芬、劳乃宣、沈曾植、俞明震等一批旧学名士，都成为学潮冲击的对象。

至于章炳麟等人的回忆，应仔细分别。章氏所说当为1901年以前的情况；朱和中等在武昌与吴禄贞同属一个革命机关，后又结识刘成禺、冯自由、黄伯耀，与程家柽等也有通信联系，千方百计要“寻得孙逸仙而戴之为首领”[35]，不应对孙毫无所知。吴稚晖的同事中不少人与孙中山有过交往或通信联系，对其早应耳熟能详，自称到1905年还不清楚孙中山是否识字，情理难通。他在另一回忆中就说，和孙中山会面于英国时，对其“温和端正，我是不吃惊的了。我早由我的朋友钮惕生在三年前告我”[36]。从吴的留英日记中，也看不出他对孙有任何误解轻视之意。[37]

[1]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12。

[2] 1899年7月17日《致汪康年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92页。

[3] 1895年3月14日《梁启超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31页。

[4] 《来书》，载《中国旬报》，第19期，1900-08-09。

[5]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3页。

[6] 章士钊：《疏〈黄帝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43页。

[7] 黄中黄：《孙逸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90～91页。

[8] 《孙文之言》，载《大陆》，第2年，第9号，1904-10-28。

[9] 《饯中山》，载《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文苑，2页。该报署名“中根”，《江苏》杂志亦载，署名“中央”。

[10] 佩忍：《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载《二十世纪大舞台》，第2期，1904-11。

[11] 黄中黄：《孙逸仙》，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90～91页。

[12] 中国少年之少年：《中国灭亡小史》，载《复报》，第8期，1907-01-30。是文写于1903年，因故未刊。

[13] 剑公：《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载《警钟日报》，1904-08-10。

[14] 光汉：《西江游》，载《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4-03-31。

[15] 《警钟日报》，1904-04-26。

[16] 黄藻编：《黄帝魂》，285页。此文原载《中国日报》，其中并无赞扬孙中山语，所以有关言论应反映黄藻本人的认识。

[17] 《警钟日报》，1904-12-20。作者疑为何海樵。

[18] 《〈三十三年落花梦〉告白》，载《江苏》，第7期，1903-10-20。

[19] 《中国白话报》，第2期，1904-01-02。

[20]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10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1] 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载《民报》第1号，1905-11-26。

[22] 章士钊在《孙逸仙》一书中，将此意表达得十分明确，他说：“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孙逸仙之原质”与“以孙逸仙之原质而制造之物”不同，“此二物者，非孙逸仙之所独有，不过吾取孙逸仙而名吾物，则适成孙逸仙而已”。因此，“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所以为孙逸仙者而能兴中国也。”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90页。

[23] 参见《时务报》第14、15、17、19、21、27、28册的有关报道。

[24] 《国闻报》，1898-09-25。原文称此传系“从东友处辗转传抄”，但日本人士怀疑出自徐勤之手。为此徐勤曾致函宫崎寅藏，力辩与此事无关。（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2～43页）

[25] 章士钊：《疏〈黄帝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43页。

[26] 黄天：《题〈孙逸仙〉用前韵》，载《江苏》，第11、12期合刊，1904-05-15。

[27] 蒋维乔：《鹪居日记》，甲辰正月廿二日（1904-03-08）。

[28] 秦力山：《孙逸仙·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91页。

[29]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49～53页。

[30] 参见《教育界之风潮》（上海，1903年版）所汇录的1902年南洋公学风潮期间学生演讲记录。

[31] 《康梁失望》，载《警钟日报》，1904-06-23。

[32]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6～117页。

[33] 《读南皮尚书建置存古学堂札文》，载《江西官报》，1905（1）。

[34]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2章，26页。

[35] 朱和中：《辛亥革命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载《建国月刊》，1930（4）。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记，草拟复张之洞书的留学生中有吴剑云者，“为陆军士官之卒业生，尝语予曰：‘兴中会孙逸仙，其姓孙而自称孙文。予今亦自号吴剑。’彼数年前卒业日本士官学校而归湖北，顾现今必能指挥哥老会之一族以结革命之梦也”。（168～169页）似为吴禄贞。

[36] 《我亦一讲中山先生》，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7卷，303页。

[37] 蒋永敬：《从吴稚晖的〈留英日记〉来补正国父几次旅英日程的缺误》，载《传记文学》，19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