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双方思想上的沟通呼应。1895年后，孙中山虽然身处海外，对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和思想潮流的起伏消长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对国内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尤为关心，从中汲取有益成分，调整充实和丰富完善其理论，以强化政治纲领的影响号召力。关于双方这方面的交往联系，限于资料，难以全面详尽地再现，不过从种种迹象中，仍然可以找出一些线索。

从1894年创建兴中会起，孙中山就明确宣布，要“创立合众政府”，提出了共和国方案。1895年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时，又表示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1]1897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更断定“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并驳斥一些人所谓“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观点，认为共和制不但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有“革命上之便利”[2]。但在很长时期内，其汉语词汇中似乎没有“共和国”这一特定名词。1900年以前，国内知识界对于民主共和思想一般还不能接受，甚至所用名词的概念含义也与后来不尽相同。维新派把“共和”解释为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以“民权”与“民主（民之主）”相对。

随着新知识群的扩大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有关术语概念不断变换，在国民主体观与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融合下，“共和”一词中的皇权因素被彻底剔除，成为表达近代中国民主政制的特定符号，为进步知识界普遍接受。1902年11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学生们大声疾呼：“二十世纪举世皆共和，不共和则为鄙夫”，“惟共和能久存于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3]，还将自办的学校称为“共和学校”。中国教育会也自称为“共和的教育会”，决心以共和教育培养共和国民。[4]稍后，邹容在《革命军》中又提出“中华共和国”的概念。正是在民主共和思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孙中山将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国民”与“共和国”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提出“创立民国”的口号。这不仅使革命纲领更为明确完善，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与时代特征，在宣传上适应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观念的理解与表述，从而对国内知识界更具号召力。

1903年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概括了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但直到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才正式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国内知识界则从1904年年底起已开始对民族、民权主义进行公开宣传。1904年12月20日《警钟日报》刊登《〈孙逸仙〉书后》一文，开篇就说：“今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万喙一辞，众声同应，莫不曰民族主义哉！民权主义哉！”该报1904年12月8日至10日连载“共和复汉生”所撰长篇论说《论中国民族主义》，从反满和反帝两方面详尽阐述民族主义。这有别于当时知识界以民族主义对抗欧美列强的一般观念，比较接近孙中山的思想。12月24日，该报又刊登署名“新中国主人”的《论共和政体》，对民权主义详加论述。两篇文章批判了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指出：“今日而欲救中国，舍扩张吾民族主义，其道未由。”强调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中国“不可无共和政体”。这与孙中山的思想虽不完全等同，毕竟概念明确一致，涵盖了主要内容。

关于民生主义，1903年上海革命党人提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5]章炳麟、秦力山在日本时曾与孙中山一起讨论土地问题。1902年，章炳麟修订《訄书》，增加《定版籍》一篇，记载了讨论的有关内容。秦力山则于1903年8月在《国民日日报》上披露了部分《与孙中山讨论公地策记》的内容，称其主旨在于解决“贫富何以能平等”[6]。蔡元培、刘师培等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探讨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愿望，还有人致函孙中山询问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1904年4月，《警钟日报》以刊登孙中山来信的方式，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其平均地权主张，满足了探索者的需求。

另如革命程序论和地方自治思想的提出，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认为：“专制政体推行之久暂，皆悬于臣下之举动，臣下而好共和，君主即酷好专制而终则共和；臣下而喜专制，君主即意欲共和亦必流于专制，势为之也。”[7]这与孙中山的观点颇为接近。他曾说：“夫拿破仑非不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皇帝，使华盛顿处之亦皇帝矣。华盛顿非必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民主，使拿破仑当之亦民主矣。”“即使诸统帅慕共和之治，让权于民，为其旧部者，人人推戴新皇，各建伟业，咸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陈桥之变所由来也。”[8]因而提出建政三阶段的构想，以保证破除专制后，向共和政治平稳过渡。

1901年后，国内地方自治思潮渐兴，社会运动随之而起。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把地方自治纳入其思想体系。当然，二者差别很大，国内的地方自治，是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展开，流派甚多，宗旨不一，主流是借地方自治来摆脱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而孙中山则主张首先推翻专制的清王朝，在建政初期以地方自治防止割据专权，培养国民主体意识，最终过渡到完全的直接民主政治。这与国内激进分子的追求相通。赵声在《保国歌》中，就主张首先推倒清廷，建立共和政府，然后实行地方自治，以保障治安，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限于条件，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思想交流不一定直接进行，而1904—1905年之交《警钟日报》的宣传是否与孙本人有关，也难以证实。上述事实表明的是，第一，孙中山虽然长期活动于海外，其思想主张却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依据国势的变化而变化，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的观念制度，或闭门造车的产物。国内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与动向，是其取舍修改的主要依据。第二，孙中山与国内革命者心灵相通，所思考的同为重大时代课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后来组织结合的思想基础。第三，正是由于孙中山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内进步知识界建立了联系，使他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与后者在思想上同频共振。三民主义可以说是国内外进步知识界思想的共同结晶。第四，孙中山又有作为革命先行者与政治领袖的特长，其理论的系统性和适用性要超过国内知识界的一般水准。当然，以实践为目的的革命理论，追求有效实用远过于学理的完善与逻辑的严密。如果说国内知识界对孙中山的推崇还带有感性的偶像化色彩，那么宣传孙中山的思想或与之共鸣者就必须深思熟虑，比较鉴别，决非情绪冲动的表现。

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大团体的建立。

1903年，是中国知识界分化改组的重要一年，清廷压制拒俄及《苏报》案的刺激，使反清情绪普遍高涨，“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9]。在此形势下，孙中山着手实施组建革命大团体的计划。为使这一行动有所依托，他首先到美洲扫**保皇派，恢复和巩固兴中会的海外阵地，以为建立大团体做一铺垫。其决策与国内知识界的风气转移有一定的关系。知识界革命倾向的增强，滋生了组织联合与统一领导的强烈愿望。早在1903年5月，邹容鉴于国内学生运动此伏彼起，而不能持久，“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计划各省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10]。限于条件，未能实现。

孙中山既看到知识分子的觉醒给革命事业带来力量和希望，也察觉到力量分散，缺乏组织造成的不利影响。他到旧金山时，当地致公堂发布的一份公启，反映了这一认识：“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实事尚未能举而措之施行也。”[11]与《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开头那段文字相比较，这份公启很可能出自孙中山本人的手笔。审时度势，他决定先从已有旧式结社的海外华侨入手，目的则在吸引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界。因此，在与保皇派紧张斗争的同时，他对国内知识界十分关注，多次通信询问上海同人的情况。听说陈范在横滨设馆联络各处志士，即表赞成，还要求国内同志以新誓词发展党员。

1904年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前在布哇密待时机，近往美洲大陆。现时东洋时局，其心所期许者，以俟便归国，改革中国为共和政体。”“一旦得机，当有风行雷厉之举动也。”[12]刘成禺回忆道：“甲辰（1904年）先生由日来美，谋开党之大团结，先生曰：‘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籍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乃谋设同盟会，指挥事业。”[13]这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意识到要成就大业，必须团聚各省革命知识分子，统一行动，而不能单靠华侨和会党。1904年年底，正当孙中山赴欧洲组建革命团体之际，国内知识界再度发出呼吁：“欲共和政体之成立，必先增进国民之程度，鼓舞其民气，统一其主义，同心合一，团结一大团体，以养成我国国民共和政体之资格。”[14]这与次年孙中山在东京对黄兴等人所谈意见的精神一脉相通。

综上所述，孙中山从开始革命活动之日起，就重视读书人的地位作用，随着知识界革命倾向的增强以及联合会党、联合维新派尝试的屡次受挫，其倚重态度日益明显，行动也日趋积极。1903年以后，通过各种渠道媒介，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建立起直接间接的联系，国内知识分子则普遍加深了对孙中山的认识。结果，孙中山在国内知识界的声望影响不断增长，成为革命分子的公认代表。双方共识增多，互信接纳程度加强，为同盟会的成立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秀才造反”在中国有了崭新的含义，一个由读书人扮演主角的新纪元拉开了序幕。

[1]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396页。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172～173页。

[3]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2章，33页；第3章，12页。

[4] 《爱国学社之建设》，载《选报》，第35期，1902-11-20。

[5] 《驳〈革命驳议〉》，载《苏报》，1903-06-13。

[6] 《〈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载《国民日日报》，1903-08-19。

[7]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3章，1页。

[8] 《孙文之言》，载《大陆》，第2年，第9号，1904-10-28。

[9] 《孙中山全集》，第6卷，236页。

[10]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载《苏报》，1903-05-30。

[11] 《警钟日报》，1904-07-02。

[12] 引自《警钟日报》，1904-04-01。

[13]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12。

[14] 新中国主人：《论共和政体》，载《警钟日报》，1904-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