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争取知识界的重点是留学生，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留日归国学生和一些往返于海内外的革命人士，与国内一些重要省区的知识界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有学者认为，他与国内进步知识界或学生领袖没有多少接触。诚然，由于孙中山不能归国开展活动，难以同国内知识界广泛交往，但双方的联系毕竟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对各自的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集中在江浙、湖北、广东三个重要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挟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地区的优势，成为进步知识人士的荟萃之所和国内学界风潮的发源繁盛之地；湖北省垣武汉号称“东方芝加哥”，洋务新政力开风气之先，兴学留学均跻于全国前列，进步知识界的组织与活动持续活跃；广东则为近代维新与革命运动的发祥地，开放既久，人心思变。由于上述三地新知识界的实力较强，与之联系，既可以反映国内知识界的基本动向，又足以影响全国局势。

孙中山与江浙知识界的联系发端甚早。1898年年初，赴日考察报务的汪康年等人就和他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不少留学生中的英俊之士以及章炳麟等著名新学士绅，许多人归国后就在上海开展活动，如章炳麟、张继、马君武等人参加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为《苏报》撰述；秦力山、戢元丞等开办《大陆》杂志、《少年中国报》、作新译社；叶澜等组织东亚谈话会等，彼此联系日见紧密。尤其是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的关系，值得重视。《苏报》案后，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亡走日本，孙中山特邀其同居一楼，两人情谊甚笃。黄宗仰以“仰瞻星斗十年久，菿汉声闻三度雷”[1]的诗句，表达对孙的久慕之情。此后，孙中山与其保持通信往来，还通过黄与上海革命党人联系。邹容的《革命军》刊行于沪，“是时禁网方密，除镜今书局外，无人敢为出售，乃由黄宗仰寄千册予先生（即孙中山）。嗣先生来函，称《革命军》为南洋所崇拜”[2]，这对宣传能力不敌保皇派的兴中会帮助极大。孙中山复函请求继续予以臂助，“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3]。鼓动以中国教育会为中心的国内进步知识界加入反对保皇派的斗争。张继甚至称：“《苏报》案未决之先，余时至巡捕房探问，太炎致书总理，称‘总统钧鉴’，交余设法转递。”[4]

1903年秋，中国教育会内部发生纠纷，大起争执，多方调解无效，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报》社社长陈少白闻讯，“以同党内讧，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并设宴邀集沪上诸同志联络感情”[5]，终于平息了风波。是年底，孙中山又致函上海同志，讲述平均地权思想及其与保皇派斗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所定的新誓词和宣誓方法详告上海方面，说：“公等既为同志，自可不拘形式，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即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可见这已不是组织外部的一般关系了。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将此函全文刊登，以为号召。6月10日，孙中山在另一致黄宗仰函中询问：“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6]除黄宗仰、章炳麟外，教育会与孙中山有过交往或通信联系的还有干事王慕陶、戢元丞，会员张继、马君武等。双方在扫**保皇派方面的配合协作，几近统一组织的共同行动，所以孙中山、陈少白称上海方面为“同党”或“同志”。

湖北方面，庚子自立军起义时，孙中山与湖北知识界的关系一度密切，以后双方的联系通过两条渠道保持和扩展，一是湖北留日学生，如吴禄贞、刘成禺、李书城、戢元丞等。另外，程家柽、沈翔云等祖籍不是湖北，而与湖北学界关系密切。吴禄贞等人回国后，与武昌新学界中的激进分子共组花园山机关，俨然成为当地进步知识界的领袖。结会者筹议运动方法，其中一条是“寻孙逸仙，期与一致”。1903年年底，清朝地方官吏因武汉三镇革命风潮日渐高涨，决定将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送往欧洲留学，以除隐患，其中多为花园山机关成员。他们在上海与刘成禺相遇，托后者联系与孙中山见面，以后又访《中国报》主笔冯自由、《图南日报》主笔黄伯耀，希望通过他们与孙中山取得联系。次年，孙中山推荐刘成禺为旧金山《大同日报》编辑，“刘固两湖书院之学生，而与花园山同志通声气者也。自此花园山同志始得间接以达于孙逸仙”[7]，从而奠定了欧洲同盟会的基础。

孙中山与湖北知识界联系的另一渠道，是旅居上海的鄂籍人士。花园山机关成立后，“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至上海，莫不互通声气。”[8]还派人到上海设立联络处。当时活动于上海的各省进步人士很多，为了便于联系，增强影响，建立了一些地缘性小团体，如福建学生会，参加者不限于学生，还包括教员、编辑、记者和邮政、路矿、船政等部门的职员。湖北在沪同人也有类似机构，即国民丛书社。该社“为王君（慕陶）所创立，为吾湖北学生公益起见，递书售报，同乡公举以为上海机关，于吾湖北关系甚大”[9]。武昌花园山机关派赴上海创办联络处昌明公司的万声扬，就与国民丛书社有直接关系。该社实际上成为湖北知识界与国内外志士沟通的联络机关，不仅刘成禺、戢元丞与之关系密切，孙中山本人还与该社负责人王慕陶有通信往来。王慕陶曾参与孙中山与湖南维新志士共同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入狱两年。[10]章士钊自述其译著《孙逸仙》一书的缘起：“一日，吾在湖北王侃叔（慕陶）许，见先生（即孙中山）所作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纸写，字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仅以草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后来章士钊在言谈撰述中，贸然将“孙”与“中山”二姓连用为姓名，王慕陶见状，当面指陈错误。章士钊还从王慕陶处了解到孙中山的“抱负与方略”[11]，因此决心翻译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向国人宣传介绍，行文还添加了不少标榜推崇之语。可见王慕陶不仅熟悉孙中山的生平思想，而且敬重其为人。

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他最早进行政治活动并长期重视之地，他与广东进步知识界的关系之紧密，不言而喻，兴中会就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广东新学之士。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积极赞助留日粤生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创办《开智录》。兴中会还在香港开办了两家报纸，直接对广东新学界进行宣传，一是陈少白主持的《中国报》，一是郑贯一主持的《广东日报》。他们十分关注广东学界动向，特别是对1903年兴起的学堂风潮，大加报道评论，推动运动在粤的发展。因此不少学生以二报为自己的舆论喉舌，寄文投稿，通过报纸向社会吐露心声。不过，由于革命派和保皇派都以广东知识界为力争对象，清政府特别注意这一地区新知识界的动向，甚至有因为害怕孙中山的影响蔓延而主张废弃新学及学堂教育者。[12]对于兴中会的活动，更是严加防范。加上广东知识界缺乏组织，保皇会的影响又多所掣肘，因而孙中山与之联系难以进一步发展。

除上述三地外，湖南、福建两省知识人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值得注意。两湖社会联系密切，孙中山与湖北知识界的交往，势必辐射到湖南。同时，上海的湘籍进步人士秦力山、章士钊等与孙中山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秦力山还被认为是“宗旨惟在革命”的“孙党”[13]。他们在向国内知识界宣传孙中山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又与原籍进步人士保持紧密联系。1903年年底从东京归国到长沙任教并加入华兴会的翁浩、郑宪成，是孙中山所创东京青山军校成员，曾由孙亲自主持宣誓，对其革命主张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此外，华兴会员中，张继、叶澜等见过孙中山，苏子谷则到过《中国报》社。他们均对湖南知识界有所影响。赵声在《保国歌》中唱道：“新湖南与新广东，社会秘密通消息。”[14]虽然受欧榘甲、杨毓麟鼓吹湘、粤独立的同名作品的影响，所指显然不是保皇的康梁，而是兴中会、华兴会这类反清团体。两湖和江宁学生将这份传单在长江流域广为散发，华兴会也以此为重要宣传品。尽管这些联系带有间接性，毕竟不像有学者所说，自从毕永年隐迹后，孙中山失去了他和湖南、湖北两省的唯一联系；直到5年后结识黄兴，与两湖的联系才得以恢复。[15]

1903年，福建进步人士“闻国父倡义岭南，豪俊风从，遂在沪组织福建学生会”[16]。该会与中国教育会关系很深，不少会员同时加入两个组织，如林獬、林宗素兄妹，既是中国教育会会员，参加编辑《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又是福建学生会的骨干。青山军校的翁浩、郑宪成（均为闽籍）归国途经上海时，也参与该会活动。当时湘闽两省的新学界，尤其是青年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孙中山与之接触联系，很有积极意义。以后湖南进步知识界中不少人成为同盟会的骨干，福建学生会也加入了同盟会。

综上所述，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国内几个主要地区的知识界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接间接联系。这表明他并未将其活动局限于广东和海外，从兴中会成立之始，就决心“联络四方贤才志士”，把支会扩向全国。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和长江流域的进步知识界建立起广泛联系，为组建全国性大团体以及扩大革命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同盟会成立后，这些省份正是革命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1] 中央：《与中山夜登冠岳峰》，载《江苏》第9、10期合刊，1904-03-17。

[2] 《汪德渊致孙中山函》，转引自杜呈祥：《邹容的思想演变及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之地位》，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0册，585页，台北，1962。汪德渊为中国教育会会员。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230页。

[4] 张继：《回忆录》，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2号，1948。

[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36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241页。

[7] 朱和中：《辛亥革命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载《建国月刊》，第2卷第4期，1930-02。

[8]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3页。

[9] 《湖北在沪学生代王刘二君公告》，载《大陆》，第12期，1903-10-29。另据《湖北学生界》第3期《湖北同乡会敬告》：“宜昌王君慕陶寓居上海新闸新马路余庆里十九号国民丛书社，愿以所寓作湖北同乡招待处。”

[10] 张伯桢：《张篁溪遗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湖北在沪学生代王刘二君公告》，载《大陆》，第12期，1903-10-29。

[11] 章士钊：《疏〈黄帝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43页。

[12] 《两广总督陶制军批斥洪牧嘉与札稿》，载《选报》，第9期，1902-03-10。

[13]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3页。

[14] 《在湖南革命之气运》，载《中国日报》，1904-04-11。

[15]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4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该书注明此意出自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的《毕永年削发记》，但冯著原话为：“自庚子至乙巳同盟会成立，长江流域各省之运动一时为之停顿云。”

[16] 《林森事略》，见《革命先烈先进传》，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