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怎样看待读书人，是判断他与国内知识界的关系首先应当澄清的问题。不少人根据朱和中的《欧洲同盟会纪实》，认为直到1904年年底，孙中山仍对读书人抱着轻视的态度。朱和中的回忆说：“总理问我辈主张革命，其进行方法如何。我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为言。总理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双方反复争论三日夜，最后朱和中表示：“革命党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必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能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终于使孙中山改变了态度。但事隔不久，孙中山因盟书被窃，又迁怒于全体留欧学生，说：“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1]照此看来，孙中山对读书人是疑忌重重，不予重视。事实果真如此，在此之前孙中山当然不会主动争取知识界，也就不可能从积极意义上考虑双方的关系了。

但是，参照其他资料，朱和中的回忆似不足以全面反映孙中山对知识界的态度。首先，孙中山自己就是一位读书人，在檀香山、香港等地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又努力学习中国文史，一生酷爱书籍。在其早期的几篇著述中，已经把教育和读书人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直接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中国“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因而“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主张广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他批评时人徒羡欧美诸国多善政，强调泰西国强民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多士人”[2]。这种认识后来体现到兴中会的组织原则中去。该会章程规定：本会干部必须是“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3]。其领导者和骨干主要是知识人。像杨衢云等人的辅仁文社，本来就是一个新学人士的组织。特别是史坚如这样出身正途的少年英俊投身革命，令日本人士群相推重，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他与朱和中等人争论时，即“列述史坚如、陆皓东诸人之学问以证之”。

其次，孙中山很早就把联络知识界作为兴中会的组织方针。该会成立之初，便主张“联结四方贤才志士”[4]，还主动提出与维新派合作，共谋大业。广州起义前，孙中山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声称将以康有为、吴瀚涛、曾广铨等人为统领，[5]至少有借重其声名之意。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从1898年起，与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建立联系，促使其中不少人成为反清革命者。他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认为：“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6]1900年尤列到日本，和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7]。此后孙中山努力贯彻这一方针。1902年，他以“中国士大夫尚无组织”，邀集李书城、程家柽、冯自由等人开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要求他们分别对本省学生进行发动联络，并称这次聚会为“中国开天大会”[8]。这说明孙中山非但没有轻视读书人，相反清醒地认识到新知识群体在近代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重视开通士人，又表明其致力的事业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当然，孙中山争取知识人的努力，也有局限。1899年以前，他主要致力于武力反清，对宣传和组织工作重视不够，因而活动重心偏向会党。就早期新学界的政治小团体而言，与会党结合才能更快地进入武力反清轨道，华兴会、光复会同样如此。华兴会入会者虽达500人，因为多数是知识人士和青年学生，还是要依靠会党发动起义。光复会初期，会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顾虑动摇，行动不坚决”，也将“注意力集中到运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会党方面，动员参加，以达到武装革命的目的”[9]。而另一些革命小团体，因未与会党联合，活动就只能停留在宣传方面。革命党人对此深有感触，他们说：“会党党羽众多，又能脱离政府，超然自有所建树，隐然为一国之潜势力不可诬也。数年以来，爱国志士倡仆满独立之议，而赤手空拳，无所凭借，不足当伪政府剑头之一吷，则折而属意于会党，思有以运动而联络之。”[10]

知识界本身的状况以及孙中山具有的条件也制约其努力的效果。庚子以前，国内知识界接受排满革命主张者的确不多。如章炳麟所说：“方今支那人士日益阘茸，背弃同族，愿为奴隶，言保皇者十得八九，言复汉者十无二三。”[11]而孙中山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就成为清廷缉捕的“钦犯”，与国内联系十分困难，更难以踏足国土。1903年后，随着新知识群的革命化，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大大加强，而后者的活动和作用仍集中于宣传方面。孙中山认为读书人不宜作为武装起义的主力去冲锋陷阵，的确反映了知识界的实情。他与朱和中等人争论的问题之一，正是知识分子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不过，即使在这方面，孙中山也没有轻视读书人的作为。他认为会党固然重要，但“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12]，主张用留学生统率和指挥会党。

从1898年起，孙中山鉴于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地方官防范严密，以广东作为起义的发难之地，“今日非善矣”，考虑把战略重点转向长江流域，但又感到“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招”[13]，这方面对长江流域没有把握。于是，他一面立足广东，一面努力扩展活动范围，为此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第一，指示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报》，加强宣传，发动国内知识界。第二，派人联络湘鄂闽粤会党，组织兴汉会，又与梁启超商议联合组党，一致反清。不料后一方面努力的结果多半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从此直到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没有再度大规模联络国内会党，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与保皇会争夺华侨和留学界之上。他对于宣传组织工作较前重视，并得到在士林中颇负时名的章炳麟等人的支持声援。1900年章氏因主张严拒满蒙人入国会，不为同人见纳，愤然断发出会，以示与保皇派决绝，随即将所撰《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和《解发辫说》投寄《中国报》，引兴中会为同志。以后又在《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公开与保皇派论战。同盟会成立前，章炳麟等人的革命宣传对孙中山的活动很有帮助，“影响所及，就地域言，由上海扩及长江流域；以对象言，由下层阶级，普遍到知识阶级，这与后来革命成功关系是很大的”[14]。与知识界的革命化相适应，孙中山不仅思想上而且行动上越来越重视联络知识分子，并逐渐形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革命大团体的计划。

[1]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5～12页。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2页。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页。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页。

[5]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392页，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

[6]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12。

[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31页。

[8]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12。

[9] 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34页。

[10] 《会党之进步》，载《复报》，第6期，1906-11-11。

[11] 《来书》，载《中国旬报》，第19期，1900-08-09。

[12]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08。

[13] 《孙中山全集》，第1卷，183～184页。

[14] 张继：《五十年历史之研究与回顾》，第1讲，见《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5册，7～8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编印，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