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的新式社团虽然成员功能各异，活动重心不一，但却有着共同的动机意愿与总体目标，即以“开智”、“合群”[1]为两大主义，显示出社会变动已将趋新势力的利害一致性反映到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去并形成明确的宗旨。

所谓开智，即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1903年福州益闻社周年纪念庆典时，来宾的赠联表达了这一愿望：“集全地球言论思想，益心学界智慧见闻。”“中外采见闻辍读宁无经世志，宾朋罗杂沓纵谈同具感时心。”“开震旦普通风气，鼓文明进化潮流。”[2]其中又各有侧重，有的主要以青少年学子为对象，积极培育新人；有的则“以灌输文明思想，开通下等社会为目的”[3]，面向广大民众；有的更进而要求全面改造国民性，认为中国“一则曰老成，再则曰持重，以酿成腐败之世界”，主张由朴实、劳动着手，养成尚武锐进精神，[4]努力破除缠足、吸毒、赌博、风水迷信、纳妾及不良生活习惯等恶习陋俗。

为实现开智宗旨，新式社团广泛展开如下活动：

1.兴学育才，发展新式教育。社团的组织者认为：“世界当二十世纪之初，由兵战商战之时代，一变而为学战之时代。生于此时，立于此国，入于此社会，人人为造就人才之人，即人人负造就人才之责。”[5]“彼学堂者，持教育之一部分而为全部发达之中心点，然则进化之理不明，合群之础不立，国家之观念不起，权利之思想不达，其影响至于民族萎缩，国势颓败，而教育首当其冲。”[6]不仅专门的教育会大力推进学堂教育，其他社团也往往以办学为要务。除发展国内新式学堂教育外，天津、上海、成都、扬州等地还成立了负责推动留学运动的游学会，依靠民间力量沟通海内外联系，为留学事业提供各种便利和帮助。

2.创办报刊出版业，组建各种形式的阅书报机构，传播文明信息。不少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社团附设出版部，编发日报杂志，开办图书局印书社，编辑出版各种西学新学著作，无力办报出书者则开设图书馆、阅书报社所，购置各种新书报，供人借阅。据不完全统计，1904年以前，江苏、江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北、浙江、山东、湖南、安徽、北京、河南、贵州等地建有阅览书报机构116处。[7]其中有的已颇具规模，如浙江温州永邑书报公会，经过近两年的经营，“计新旧书籍二万余卷，寒士艰于购书，逐日来阅者络绎不绝，风气开通，出洋留学日见其盛，该书会之功诚不鲜也”[8]。

3.集会演说。由于清末以近代标准测定的识字率很低，加上经济条件所限，书报的直接影响面比较窄。为此，各团体都以演说作为重要补充手段，以“报章能激发识字之人，演说则能激发不识字之人，所以同志拟推广演说”[9]。除专设演说会外，不少团体还附设演说机构。形式上也呈多样化，有的固定场所时间，每次更换主题，或事先排定主讲人，或临时聘请过境名士，或由会员轮流演说，来宾及听众亦可即席登台，自由发挥。衢州江山宣讲会每月两期，“临会者颇不乏人”[10]。江西德育会“其演说有七日演说（逢礼拜日演说）、义务演说（偶有心得事关国政民业风俗即约集同志一为演说，抒其一片热心血，逞其一刻好兴会，无一定时日）、特别演说（或国家与地方有大事关系极重者，临时开此会）之分别。”[11]有的则深入乡镇巡回演讲。浙江嵊县的练习演说会，除间日聚会演说外，还拟“扩张各地之演说，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12]。济南教育研究公所每月在本所演说一次，又计划“多设演说场，以便广开民智”[13]。有的更因时因地，随处开讲。衢州不缠足会会员余天民乘举行订婚仪式亲友聚集之机，“极力演说不缠足之利”[14]。

为了加强效果，组织者或事先散布传单，刊登演说要旨，以便于理解；或延请声望较著的新学名士及归国留学生作特别演说，以吸引听众。上海中国教育会会员便不仅定期在张园举行演说会，而且经常应邀到各学堂演讲。由于主讲人能够抓住时政热点，传达最新信息，而且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因而听众每每多达数百人。

4.开展体育和军事训练，强健体魄，洗刷文弱之风。中国重文轻武的风尚与近代国际社会斗狠争雄的氛围不相协调。在军国民主义的鼓**下，士群吹起尚武好勇之风，教育宗旨相应提倡德智体并重。社团也注重体育，或附设体育部，或专立体育会，进行体操和军事训练。1903年夏，休假回乡的武备陆师学生仅在温州瑞安城一地就开办了六七处体育会，培训同乡青年。[15]

5.借用戏剧、音乐、幻灯等形式传播近代意识，改良旧俗。上海、广州、绍兴等地的戏曲改良会，上海、常熟等地的乐歌讲习会、音乐研究会，湖北、镇江等地的活动写真社，都利用新形式或改造旧形式，向民众传播新气息，鼓动移风易俗。有人评价道：“种种科学发达之精神，尚武激昂之志气，将于唱歌一科中系之，唱歌诚吾国学业方针之指引哉。”[16]以音乐辅助演说，对下层民众宣传时效果更佳，“且有下等社会及妇人孺子亦携手而来，其视演说，则以为说书也，其视风琴，则犹说书者之弦索也，故虽盛暑，皆眉开眼笑，闻声低徊勿去，盖声音之感人深矣”[17]。大大增强了启蒙宣传的影响。

6.开展调查，兴办实业。一些规模较大的团体下设调查、实业等部门，访查当地物产经济和社会人文状况，兴利除弊，发展实业。不过，由于缺少资金和人才，多数团体的实业计划只能限于出版业，很少举办工商业成功的例子。而且，一些组织虽然名义上将兴办实业作为长远目标，实际上只是为了开辟财源，解决经费困难，以支撑组织的活动，并未真正致力于实业开发。这种情况也反映出这些新式社团的成员主要是从事非实利性新事业，缺乏经营工商业的经验与意向。

7.开办综合科学馆或专门研究会，以引进和发展近代科学。福建、广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不仅出现综合普及型的科学研究会，还开办了地学、医学、农学、蚕学、理化、算学、化学等专门学会，其中不少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研究机构的开先河者，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

新知识界社团的第二大宗旨是提倡合群。近代中国积弱于民心离散，民力不坚，民权不振，欲救国难，必须从合群开始，这成为进步知识界的普遍共识。合群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一是利益群体自身的聚合，如学生、妇女、教员、报人等，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意识到彼此为同类群体中的一分子。上海女子兴学保险会认为女子之险状，“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根源在于女子“不知学”、“不能群”，因而“以提倡女学，激发患难相救之情，合力实行为宗旨”，“痛洗从前腐败涣散之习”[18]。决心“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19]。任教于湖南的外省籍教员组织旅湘俱乐部，“其宗旨专为联络情谊，交换智识”[20]。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更“以联络环球各处学生声气为目的”[21]。上海南市商学会的宗旨则为“合商群，讲商学，抵制外力，挽回利权”[22]。会员在演说中批评商界中人面对洋商竞争，“不晓得联合团体，共图抵制，只晓得各谋私利，因此行情不能划一，往往有互相倾轧的毛病”[23]。呼吁改变内耗局面，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地缘纽带的转型，是又一类型与层次的合群表现。具体有两种形式：第一，客居异乡的同籍人士彼此加强联系，形成群体，结为组织，如各地的同乡会、上海的福建学生会、绍兴教育会等。有些非地缘性社团，由于受到同人的拥戴，也成为本籍人士聚会的核心。如上海的国民丛书社，不仅被旅沪鄂人公认为联络中枢，而且成为他们与原籍进步知识界及海外鄂人联系的中介。第二，本地进步人士互相结合，以合群谋求地方自治。他们以“改良教育、发达人才为宗旨，提倡国民独立之精神，结集合群之诣力，推演进化高尚之思想”，“目的在文明普及，务使学界男女青年各具完全国民之资格，将来地方自治、国民同盟起点于是，亦无不可”[24]。这两类社团往往互为声援。一些旅外同乡社团，除加强维系当地同乡间的互助关系外，主要还是推动原籍的地方自治，以组织形式对原籍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施加影响。

1903年5月无锡在沪同人组成新无锡会，就标明“以联络无锡人士，为新无锡之基础”[25]。该会发起人认为，欧美法制社会的中枢是宪法，“而宪法之成立，必以地方自治为起点。苟一国之人有一不知地方自治之义务，即不能享宪法之权利，且不足当立宪国民之资格。然则无论一国，即举一国分解之一地方，其民不知尽宪法上之义务与享宪法上之权利者，即不得谓之真自治”[26]。因而规定：“以改良学界，革新社会，造就国民之资格，组织地方自治之基础为宗旨。”[27]由此可见，这些新式社团的地缘性并非依附血缘纽带的家族宗族机制，而是共同社会政治追求的载体。所以有些区域性新式社团即在旧式组织如会馆公所之外成立，表明组织者已经认识到旧式组织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如设于上海的绍兴教育会，开例会的地点就在穿心街浙绍公所。[28]按照蔡元培的看法：“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29]而立会的目的，就是要向绍兴输入文明进步，提高绍兴同胞的人格。会馆公所主要是依据地缘行业纽带维系与控制同籍同业人的利益，关注重心在当地。新式社团则更多地关注和推动原籍社会的变化发展。前者以社会关系的亲疏为尺度，后者则以思想倾向的离合为准绳。

国家民族观的升华，是合群的最高体现。小群体及地方性社团的建立，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多元状态；另一方面，群体意识又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刺激下生长发育，“自小群以成大群”[30]，局部合群成为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阶段，在将国家主体由皇权转移到民权的同时，既打破了狭隘地方主义的局限，又解脱了传统社稷观的桎梏。1902年蒋维乔在常州聚集同志，结合团体，便“以邑民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31]。许多地域功能团体都将目标对准全国，如中国教育会、博爱馆等计划“置本部于上海，设支部于各区要之地”[32]。天津游学会准备“置本部于天津，拟逐渐推广，设支部于各省各埠”[33]。邹容倡议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更以海内外全体学生为对象，“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34]。

福建学生会的组建，一方面凝聚本籍趋新人士：另一方面则希望对国家的革新事业发挥更大作用。其发起人认为：“年来福建人在上海的在汉口的在南京的很多，有的在学堂里读书，有的在各处铁道局办工程，有的在各处电报局管理电报，有的在南北洋海军操练驾驶，大家没有个总机关，很觉得十分不便。”因而聚议道：福建人在做文章、演说以及开明人士数量方面都赛外省不过，“但是，我们这少数的明白国事诸君，若肯个个发愤，实力实心，办起事来，倒比他们力量大些”。只要发挥福建人在工程路矿、电报、海军等事业中的优势，“有了这几件权力，还怕不能制造出一个新中国吗？”。“倘使能够联合个大团体，慢慢地研究中国前途，把下手办事的方针拿得稳定”，加上闽人在美洲、南洋的商力，便可扬长避短，“将来随便筹一二千兆办事，也是易如反掌的”[35]。

如果说上述团体还是以某一特定群体成员为对象，那么还有一些组织则试图超越群体或阶层的范围。中国通学会确定宗旨为：“对内则开通学识，研究名理，对外则扩张运动，抵御外敌，组织一巩固秩序之社会，养成我高尚国民之资格。”[36]民族自治会“始焉以研究自治之法律为发源，中焉以艁成自治之基础为着手，终焉以实行此自治之宪法为结果，大抵以个人之自治积极而望成一国之自治”。计划“合同志四五十人先在沪渎设立首会，以后由会中诸人各在本乡设立分会，先尽其自治之职于乡里，而后施及他邦”[37]。1903年拒俄运动中成立于上海的四民总会，“欲合农工士商全国之民共为一大团体也”[38]。随即又改名为国民总会，从近代民主意识中找到了共同的徽号，使长期分离隔绝的四民首次聚集在国民的统一旗帜下。

受近代国家民族观的浸染和大都市社团全国性意向的影响，许多地方小团体虽然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其成员却不以畛域自囿。拒俄抗法运动中，常熟敩学同盟会与开智会联合召开会议，举行演说，准备订立共和宪章，集体加入上海国民总会，并声明：“若会员有不愿入四民总会者，即请出会，勿污染吾同盟之洁玉。”[39]当有人别有用心地说：法兵在广西不在常熟，即使在常熟，凭诸君之力亦不能抵抗时，立即被斥为同胞之公敌，而反驳者的发言博得满堂掌声。

[1] 《镇江讲学社缘起》，载《汇报》，第426号，1902-11-05。

[2] 《福州益闻社祝典》，载《苏报》，1903-05-04。

[3] 《戏剧改良会开办简章》，载《警钟日报》，1904-08-07。

[4] 金松岑：《同里教育支部体育会演说》，载《苏报》，1903-03-17。

[5] 《扬州师范学会启》，载《苏报》，1903-03-18。

[6] 《教育会支部研究会序》，载《苏报》，1903-03-02。

[7] 此数字系笔者据当时数十种报刊的零星报道统计。本章其他统计数凡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8] 《温州之教育界》，载《警钟日报》，1904-08-17。

[9] 蒋维乔：《鹪居日记》，壬寅八月初九日。

[10] 《详志江山演说会》，载《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1904）十二月。

[11] 《记德育会》，载《警钟日报》，1904-09-20。

[12] 《练习演说会之发达》，载《警钟日报》，1904-11-09。

[13] 《教育研究所之月会》，载《警钟日报》，1904-06-28。

[14] 《志士新婚之演说》，载《警钟日报》，1904-12-21。

[15] 《记体育会》，载《国民日日报》，1903-08-14。

[16] 初我：《记常熟公立校发起音乐科事》，载《女子世界》，第8期，1904-08-11。

[17] 《论音乐之关系》，载《女子世界》，第8期，1904-08-11。

[18] 《女子兴学保险会章程》，载《警钟日报》，1904-04-25。

[19] 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载《警钟日报》，1904-04-24。

[20] 《阻止俱乐部集会演说》，载《警钟日报》，1904-11-16。

[21] 《沪江烟景》，载《汇报》，第8年第48号，1905-07-26。

[22] 《白话道人附记》，载《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04-16。

[23] 沪南商学会会员演述：《经商要言》，载《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04-16。

[24] 《教育会支部研究会序》，载《苏报》，1903-05-20。

[25] 《童子世界》，第31号，1903-05-27。

[26] 《新无锡会之缘起》，载《苏报》，1903-07-02。

[27] 《新无锡会章程》，载《苏报》，1903-05-28。

[28] 《绍兴教育会》，载《苏报》，1903-05-20。

[29] 《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载《苏报》，1903-03-12。

[30] 《天津青年会缘起》，载《大公报》，1902-07-05。

[31] 蒋维乔：《鹪居日记》，壬寅十二月除夕。

[32] 《中国教育会章程》，载《选报》，第21期，1902-07-05。

[33] 《游学会章程拟稿》，载《苏报》，1903-03-19。

[34]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载《苏报》，1903-05-31。

[35] 《文明介绍》，载《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4-03-31。

[36] 《中国通学会章程》，载《政艺通报》，癸卯第13号，1903-08-07。

[37] 《孙君子殖来函》，载《苏报》，1903-07-07。

[38] 《海上热力史》，载《苏报》，1903-05-06。

[39] 《常熟敩学同盟会与开智会共和特别演说》，载《苏报》，1903-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