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法先生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对清末十年间的各种社团进行了统计并列表说明，共辑得国内各地及海外各埠的社团668个，其中1900—1904年间成立的仅37个（含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和留学生及流亡者的组织）。这与实际数字相差较大。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1]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而上一年仅为506个，发展很快，并且仍在加速。例如江苏1909年有教育会55个，3年后增加到115个，翻了一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2]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大大超过张玉法先生的统计数。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使前此已相继取得合法地位的各种社团得到根本大法的书面保障，这无疑刺激了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上述商会、教育会、农会等大都组建于此后。但是，戊戌维新派的宣传与组织活动，以及此后开明士绅的民间结党自救倾向，也是推动新式社团大量涌现的重要动因。变法失败后，外有保皇会对华侨的动员组织，内有正气会、中国议会对士绅的吸引聚合，戊戌学会的精神命脉得以维系。清廷恢复新政后，士绅的结社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据《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中外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汇报》以及《东方杂志》、《新世界学报》、《大陆报》、《选报》等几十种报纸杂志的报导，1901—1904年间，江苏（含江宁）、浙江、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和上海，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由于上述各报大都创办于上海，内地省份的信息不畅，因而这一统计远非完整，但大体可以反映当时国内各地新式社团蓬勃兴起的景象，并为具体分析提供必要的论据。

从不同视角观测，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社团组织的基本情况。首先是社团的区域分布，详如下表：

1901—1904年新式社团分布表

即使考虑到统计缺漏等因素，这一分布也与当时各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趋新势力的活跃程度相吻合。江浙一带，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紧密，而且戊戌以来各省不少开明趋新人士汇聚往来于上海，一直试图以各种形式建立和保持组织联系。从强学会、正气会、中国议会，到后来的中国教育会、国民总会、对俄同志会、争存会，宗旨方针因时而异，人员组成却有一脉相承的继替关系，一些骨干成员往往在前后相继的几个团体中扮演主要角色。如叶瀚先后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书记、中国教育会温和派领袖。

这些团体虽然多数集中在省会和其他大中城市，但在一些发达地区，也开始向府州县镇等基层社会延伸扩展。如早期民办教育会系统，不仅在上海、杭州、苏州、南昌、福州、成都、济南、广州、保定等城市设立总会，在各府州县也设立了不少分会。湖北不缠足会成立后，很快发展出分会20余所。有些基层地方还独立组建了社团，如金华、绍兴、赣州、湖州、九江、常州等地的教育会，就是由当地人士发起，结合本籍旅外人士组成，开始与省垣的教育会没有统属关系。在一些开明进步人士聚集的乡镇，如江苏的同里、黎里、震泽、陈墓，浙江的埭溪，广东的西洋堡等地，均组建了若干不同类型的社团。上列271个社团中，127个设于各大都市，州县以下62个，其余则设在中小城市。

其次，从功能上区分，其中教育会21个，不缠足会34个，演说会25个，体育会17个，学生会26个，爱国团体17个，科学研究会18个，文学、戏曲、写真等艺术团体16个，妇女团体16个，实业团体17个，卫生及风俗改良组织8个，师范研究会5个，宗教性社会团体1个，其余为混合型，几乎涉及各个领域。

各种新式社团组织的大量涌现，显示出中国正在经历社会关系重新分化组合的大变动。这一过程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其一，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各种社会群体的分界日益明显，小群体意识普遍增强。人们认识到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而觉得有必要以团体形式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意愿。在社会公众生活中，不仅让其他群体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本群体的态度要求，而且使本群体在公众代表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杭州“各学堂学生以工商社会皆有会馆公所，以为集合团体之地，惟士社会散漫无纪”，因而创设全浙学生会馆。[3]其二，由不同群体分化出来的趋新分子希望按照新的组织形式相互联系聚合，以增强自身能量，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社团组织作为新的社会联系纽带，逐渐取代已经部分断裂破碎的血缘、地缘等旧式纽带。

与此相应，新式社团的产生，直接受两种社会趋势的推动，一是开明士绅与青年学生的结合，二是都市与城镇趋新势力的凝聚。两种趋势往往交错互渗。

近代中国新知识群的形成，最初明显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与此关系最密切的，一是由士绅集团中分离出来从事文教新闻事业的开明人士，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包括国人自办与教会学堂）及留学运动培养的青年学生。中国的士林历来有所谓异端，只是在西学到来之前，他们的言行得不到印证与支撑，仅表现为个别现象，难以形成气候。随着西学的传播，这些对既有制度深怀不满的离异者开始探求新的路径，富强的西方成为他们学习仿效的楷模，以及印证自身行为合理合法化的依据，这一最抽象的共识构成其群体意识的基核。戊戌之际，先进人士利用传统绅权在皇权与民权间的协调制约关系，鼓动士绅起而要求变法。庚子以后，学生群体逐渐扩大，政治独立性日益增强，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既扩大了前者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也增强了后者的趋向性。由于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之间存在社会发展的梯次差距，在新学以及趋新事业的发展方面，形成以上海为轴心，以各大都市为枢纽的辐射网。这种格局对于社团组建具有明显的制约影响作用。

新式社团的成员主要是开明士绅和青年学生，除各自单独组成的团体，如学生会、教育会外，多数社团由双方联合共建。开明士绅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是精神领袖和财政支柱，而青年学生则是行动队。

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呈现三种形式，一是学生已形成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开展了社会活动，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然后与开明进步人士对等结合。拒俄运动中，福州东文学堂学生“得海外社会来函，愤激时事，相与设演说、体育等会，复集内地同志数十人”[4]，联合社会进步人士的几个小团体，共同组成海滨公会。[5]此后，福州学界与各界开明人士的团体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多次联合集会，建立协调机构，统一部署行动。[6]上海中国教育会与南洋公学退学生的结合更为典型，爱国学社社员大都加入了中国教育会。二是开明士绅以兴办教育来聚集和培养青年学生，并在其社团内附设学生组织，形成领导从属关系。如吴江县同里镇教育研究支部附设青年会，专收10－16岁的学生，“以开发青年智识，养成独立之精神及发表其爱国心为主”，“敩群讲学，其庶几廓清学究之余毒，以为二十世纪之新人物”，借以改变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旧式教育下“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7]的恶性循环。三是学生以个人名义加入进步人士组织的各种新式社团，这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

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间新知识群的结合，具有双向互动作用。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性较大，士绅的相当部分来往于城乡社会，除致仕做官外，不少人兼营商业、办学教书或是入幕为吏。他们既是城市的要角，又是乡间的名流。20世纪初，由于基层社会开通之士较少，虽有除旧布新的愿望，而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与顽固势力抗衡对垒，不得不求助于聚居大都市的本籍人士。而后者有志于输入文明进化风气，也主动扶助家乡的革新事业。许多成立于上海及各省垣的团体，都有总部分会的计划，准备向内地府县乃至乡镇大幅度扩展。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城乡趋新势力的结合，使分散的社会力量逐渐凝聚为统一的整体。

这一排列组合的变化，大大增强了趋新势力的能量。绍兴教育会的筹建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结合。“初府中人士之有志者冀于府中建设公众学堂，以不集众力不足以成事，乃于府中组织一会，筹办其事。今春之交，议有端绪矣，然力之不厚，非所以终其事，且非所以振动全郡也。以沪上为人士荟萃之区，乃公举何君豫材至沪议此事，由蔡君鹤庼邀集同人设会于徐园。”“乃众议速设绍府教育会于沪上。”[8]绍籍旅沪人士经元善、杜亚泉等50余人参与其事。蔡元培在演说中表示：“吾辈责任，莫大于高绍兴人之人格而使无为世界上了无关系之人。”“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且上海者，欧化输入之第一步，无论士商□必多见闻，工比例，视内地各省为开通者也。”[9]

蒋维乔的经历则从个人角度反映了同一趋向。他在常州时，即联合同人，组织修学社，又开办体育传习所、藏书阁，大开演说会。加入中国教育会后，到上海爱国学社任教，并与严练如、谢仁冰等进入乐歌讲习会学习。暑假来临之际，“会中诸同志各抒其意见，谋所以不负此暑假者，有欲归而兴学堂，有欲归而兴演说。”蒋与严、谢等商议，回里开办音乐研究会、体育会、演说会。[10]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放假归来的学生志士也举办音乐会、体育会，高唱爱国歌曲，提倡尚武精神。[11]先此，屠敬山等人曾在常州举办过演说会，因善于演讲者少，未能打开局面。后经假期回乡诸志士的带领指导，有了很大起色。“诸志士各赴学堂后，其居留里中办教育者仍于每星期开会演说，照常体操。”[12]一些地方社团的组建，就是因为外出就学求知者增多。如南翔镇“夙称繁盛，比年学风大开，负笈四方者渐多”。据统计，“出外求学者不下三四十人，近乡一带，罕有伦比”[13]。新人多了，便产生结社需求，“同志因组织一会，借以养成公德，交换新知，爰名之曰南翔学会”[14]。

在城乡趋新势力合流的推动下，不仅上海等大都市同时活跃着多种新式社团，一些中小城镇也出现若干团体并存的景象。常熟到1903年先后设立过开智会、教育会支部、明理会、体育会、通学会、师范讲习会，以及体操会、音乐会等。[15]松江有幼童会、书报会各二处，体操会三处，还有化学研究会、音乐讲习会、师范讲习会等。[16]温州瑞安有体育会六七处，另有学生会、演说会。[17]广东西洋堡则有教育会、学会、演说会、阅报会、女学会。[18]这样，以组织形式为沟通渠道和依托，地方上分散的进步开明人士聚合起来，构成都市趋新势力延伸的支点，以及文明进化风气的收放枢纽，从而使新兴势力的能动力不仅作用于都市和上层社会，更对广大基层社会发生持续冲击和影响。由变化着的基层社会内部产生出自下而上的变革驱动，改变了革新事业自上而下单向运行的被动局面。

组织聚合所产生的能量扩增，对于那些趋新因素比较薄弱的社会群体效果更为明显。当时中国女界尚处蒙昧状态之中，都市中具有新思想的人也为数不多，通过组织女学会，分布全城的女界新人得以聚集起来，开展活动，发表独立见解，引起社会对于女权初兴的关注。1902年福州女学会成立，到会女士10余人，听讲者60余人。[19]上海女学会首批会员20人，“多兼通中西文字，博学有志，欲振兴女学，为中国洗数千年女学暗黑之弊”[20]。两年后，张竹君在沪创设女子兴学保险会和卫生讲习会，即有会员60人。[21]广州女学会成立时，“五羊士女起而附和者数十人”[22]，不少男士也前来祝贺听讲。

在基层社会，有时一地开明人士力量不足，除求助于都市同仁外，还与邻近地方的同类社团进行联络，争取支持声援。同时，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会员定期开会，举办各种活动，交换新知，相互砥砺，提高了思想与行动能力。在一些社团活动较发达的地方，还出现了团体联合的趋势。如福州的开智会、益闻社、崇实会共组海滨公会，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聚合了讲习会、调查会、学生会、自治会、文艺会、运动会等多个团体。[23]

[1] 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王笛：《关于清末商会统计的商榷》，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7辑。

[2]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2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 《警钟日报》，1904-06-12。

[4] 《福州东文学堂学生退校及入校事件》，载《国民日日报》，1903-08-08。

[5] 福州一学生：《福州学界之蠹》，载《国民日日报》，1903-08-14。

[6] 《福建挽回路权要闻》，载《警钟日报》，1904-11-15。

[7] 《吴江县同里镇教育研究支部附设之青年会叙》，载《苏报》，1903-03-21。

[8] 杜士珍：《论沪上建设绍兴教育会事》，载《新世界学报》，第11期，1903-02-27。

[9] 《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载《苏报》，1903-03-12。

[10] 《论音乐之关系》，载《女子世界》，第8期，1904-08-11。

[11] 《警钟日报》，1905-01-16。

[12] 《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载《苏报》，1903-05-20。

[13] 《南翔学生来函》，载《警钟日报》，1904-07-14。

[14] 《南翔学会章程》，载《警钟日报》，1904-07-16。

[15] 《常昭调查一斑》，载《江苏》，第11、12期合刊，1904-05-15。

[16] 《学界汇闻》，载《警钟日报》，1904-08-14。

[17] 《国民日日报》，1903-09-24、1903-09-27。

[18] 《设女学会》，载《女子世界》，第8期，1904-08-11。

[19] 《记女学会》，载《中外日报》，1902-03-07。

[20] 《选报》，第20期，1902-06-26。

[21] 《记卫生讲习会》，载《警钟日报》，1904-05-23。

[22] 《女学立会》，载《汇报》，第416号，1902-10-01。

[23] 《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章程》，载《警钟日报》，1904-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