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回忆录都说军国民教育会是一个排满革命组织，而撰写者又大都是该会会员或当时的留日学生，如刘揆一的《黄兴传记》、陶成章的《浙案纪略》、秦毓鎏的《自书履历》、李树藩的《甲辰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苏鹏的《柳溪忆语》以及王辅宜的《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等，其中说得最明确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湖北学生王璟芳因举发义勇队志在革命有功，清廷嘉之，特旨赏给举人。叶澜、董鸿祎、秦毓鎏诸人不为少屈，乃于癸卯夏间发起军国民教育会，群推秦毓鎏起草立会意见书。……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以本身性质属于秘密团体，须预防破坏，且须计之破坏后之安排，故定名颇费斟酌。而招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咸能恪守规章，保存机要。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故自癸卯成立起至乙巳合并同盟会止，迄未破坏。……更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名曰运动员，黄轸、陈天华即被派回湘之运动员也。[1]

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的性质，早在60年代，金冲及、胡绳武先生即作过考证，指出在秦毓鎏等人发表改变宗旨意见书之前，军国民教育会不是一个革命组织。[2]但该文似未引起充分注意。由于将引起的组织解体仅认作成员分化，以为团体依然存在，并朝着革命方向转化，而此后海内外多数著述仍沿用旧说，张玉法便将该会列入《清季的革命团体》。直至近年，误说还被一再重复。因此，全面核实误点，深入揭示误因，就显得很有必要。

1903年5月11日，学生军正式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当日大会通过的《公约》明确宣布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临时公约》亦称：“此公约之目的在拒俄。”[3]军国民教育会派遣运动员归国，并不是为了发动革命，而是募捐筹款，联络同人，两位特派员的使命更是向清政府及袁世凯请愿。这样一条上层路线，遭到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反对。“学生军之出现也，热心如沸，而种族之界辨未明，欲运动伪廷与之共事。故特派员至上海，述前途方针，演说于爱国学社。吴敬恒首反对之。军国民教育会之募捐启，亦为《苏报》所齿冷。”特派员北行失利，清政府诬指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苏报》案的严酷事实以及上海同志的尖锐批评，才使“会中方针渐变，受伪诏之激刺，电召特派员还东”[4]。

像王璟芳那样甘愿做清朝顺民的人，决不会列名于一个革命团体。7月5日大会上，他公然声称“大清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煽动退会。“演说者曰：‘何故除名？’王曰：‘不同宗旨故。’演说者曰：‘何以不同宗旨？’王曰：‘本是拒俄，变为排满，我所以除名。’”[5]并于会后将意见书送交总监督汪大燮。此外，曹汝霖等政府派学生也为该会捐了款。这些都说明，在此之前，军国民教育会不是一个反清革命组织。而秦毓鎏等人的意见书并未得到多数会员的赞同肯定，相反导致了组织的分裂以至于瓦解，因此不能作为判断组织属性的依据。该会由一份修改宗旨的意见书而解体的事实，恰好证明其性质不是革命。冯自由误判的关键，就在于将提出意见书的目的由修改宗旨当成发起立会。所以，整体而言，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始终没有从爱国团体转变成革命团体。

然而，问题并不仅此而已。在确定军国民教育会爱国的基本属性的同时，不能否认在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革命因素，因而又带有较强的革命色彩。

早在19世纪末，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中已经有一些人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在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刺激下，又有一批留日学生逐渐摆脱保皇派的影响束缚，走上革命道路。1901年，秦力山等人创办了《国民报》，还拟组织国民会，成为留日学界革命团体萌芽的先兆。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亡国纪念会”，对留日学生有所触动。是年6月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使留日学生大受刺激，革命情绪逐渐蔓延。与此同时，国内学界风潮渐兴，许多怀抱民主思想反清意向的退学生东渡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宣称：“我辈到东，非为学而来，为我国民而来也。”[6]因此“孜孜焉求其革命之起点，维新之初步”[7]，“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庶几将来可以独立于竞争最烈之大舞台也”[8]。他们与原有的激进分子相结合，于是年冬成立了革命团体青年会，推动留日学界的革命化。1903年旧历新正初二的排满演说，反映了留日学界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形。

青年会成员在军国民教育会中起了重要作用。拒俄义勇队成立前，叶澜与秦毓鎏商议准备“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9]。青年会员多以为然，后来有11位会员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10]其中叶澜任职员长兼书记，张肇桐任会计，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任经理，秦毓鎏、蒯寿枢、董鸿祎任执法，占13位职员的三分之二。几次大会的临时议长亦由青年会员担任。以后发起改变宗旨意见书的15人中，有9人是青年会员。此外，黄轸、陈天华、刘成禺、李书城、杨毓麟、龚宝铨、林獬、陈去病、黎勇锡、伍嘉杰、李锡青、桂廷栾、区金均、卢牟泰、朱少穆、许寿裳、周维桢、尹援一、俞大纯、胡浚济、萨君陆、贝镛礼、贝均、陈定保、王孝缜、余德元、张崧云、费善机、赵世瑄、刘钟和、屈德泽、陈芙昌、施传盛、钮永建、翁浩、郑宪成等36人具有比较明确的革命倾向。由于这些占会员总数近四分之一的革命分子的存在，使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不时闪现出革命的光芒。

还在商议组织学生军的大会上，叶澜就高声发问：“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应道：“为国民！”[11]全体与会者鼓掌赞同。军国民教育会的徽章，正面镌黄帝像，背面由秦毓鎏手书“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12]。反清倾向相当明显。对于会中的革命分子来说，向清政府请愿只是一种手段，“特派员一事原出于万不得已，而非好为运动政府也”。当听说上海方面对特派员演说表示不满时，他们还特意去信解释，声明：“宗旨本同，所异在手段方法耳。”“本会以吴（稚晖）、蔡（元培）两公既为政府所深忌，则本会诸人亦同一辙。若与彼昏辩论，不但无益，而反触其忌。惟有坚韧不挠，始终与彼相持耳。”[13]并指示运动员向各地同志解释清楚。所以，秦毓鎏等人在改变宗旨意见书中说：“特欲达目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辞含混，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揭明宗旨。”[14]

对于这种手段与宗旨间的微妙关系，会员中特别是职员中的革命分子心里“固已昭然”[15]，但不等于说军国民教育会是以爱国为名的秘密革命组织。革命分子在会内的活动是有限度的，即无论公开还是秘密，都不能把排满革命作为全会的宗旨和口号，也不能以组织名义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这是与中国教育会的重要异点。留日学生虽然大都是热血青年，富于民主意识，能够拥护或赞成排满革命，但要他们把革命的思想情绪变成实际的反清活动，甚至公开加入一个革命团体，就绝非易事。他们绝大多数生长于官绅家庭，“湖北如饶应祺中丞之子，湖南如魏光焘制军之子若婿，安徽如马玉昆军门之子，广东如许应骙制军之孙，此其尤著者也。此外如二三品大员子弟甚多，不胜枚举”[16]。思想上受正统观念影响，精神上受宗法礼教束缚，政治上受专制制度桎梏，经济上则须仰仗官府家庭，要他们义无反顾地举旗造反，需要一个痛苦的磨炼过程。青年会成立时，就因为“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17]。

拒俄运动兴起，不仅清政府惊恐万状，迫不及待地进行压制，留学生家庭也唯恐其子弟沾染革命风气，“湖北派往日本游学各大员子弟现均急召回国”[18]。两江总督魏光焘则派道台陶森甲赴东，强迫江苏官僚子弟归国。有一位义勇队员签名入队后，“其家得悉，益复惊惶，因飞书促归”。一到家“即经其妻挟往母家，禁锢一室，不令出门一步”[19]。为此，会中的革命分子坚持合法斗争，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合法途径尽被塞绝时，他们才能打出革命旗号，以免作茧自缚，削弱自身力量。

反帝救亡的拒俄运动吸引了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救亡的旗帜下暂时联合起来。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彼此的分歧与矛盾，联合体内部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摩擦斗争。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三股力量组成，一是以青年会员为代表的革命分子，约占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不仅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担任职员、运动员之责，在会中起主导作用，而且许多人还负责编辑各省同乡会所办刊物或担任同乡会职员，在留日学界的社会活动中影响很大。二是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他们人数众多，是军国民教育会的基础。义勇队成立时，“迫于俄警，以故有志者热力百倍，一时成军，而欲入而不敢入者尚多。其后章程既出，有‘服从政府之下’一条，而愿意签名者遂以百数计”[20]。其中一部分人随着形势的发展走上了革命道路，而相当多的人则不敢或不愿表态反清革命。三是以王璟芳为代表的拥清保皇派，他们为数不多，政见明确，社会活动频繁，在留学界具有一定能量，在职员中占有几个席位，如王璟芳任经理，林长民任书记，蹇念益任会计。[21]拒俄运动高涨之际，他们积极参与，但政治上坚决反对革命，挟清廷专制余威，不惜分裂组织，以见好于官府朝廷。三股力量联合中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斗争，中间派的倾向随着左右两派势力的消长及形势的变化而摆动。

相对而言，第一、三派对社会政治活动较为热衷，中间派则比较情绪化，起伏波动。由于革命分子集中精力扩展拒俄运动的声势，忽视了组织内部的影响争取工作，结果，随着激进派陆续归国，对中间派的控制力大为削弱，而拥清分子的影响相应增长。7月5日大会上，对王璟芳反对改变宗旨的意见“鼓掌赞成者不知其数”[22]，引起退会潮。不过，中间派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附和拥清派，主要是畏祸，而不赞成其投靠清廷的变节行为。王后来由端方举荐，被清廷赏赐举人，留日学生对他鸣鼓而攻，《国民日日报》“所收骂王小宋（璟芳）之杂文小诗，几乎日日有之”[23]。“学生谓其献媚官场，为学生羞，有欲得而甘心之意。”[24]由此可见，革命分子的失误，对军国民教育会的解体负有一定责任。如果处理得当，凭革命派的实力影响，应当能够控制局面，避免瓦解的厄运。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暗杀团的问题。该组织是在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由一部分决心从事反清革命的会员建立的秘密团体。前此，军国民教育会并未实行暗杀。如果会内密设暗杀团，担任职员的拥清分子不会毫不知情。而且，据称是暗杀团骨干的杨毓麟、黄轸等人离日归国时，军国民教育会尚未提出改变宗旨，他们返国之初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公开活动。《苏报》案后，杨毓麟等人回到东京，这时军国民教育会却已经瓦解了。所以，暗杀团不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附属组织，它与后者有渊源而非从属关系。

由于军国民教育会本身的革命色彩和后来暗杀团的活动，加上清政府指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当时海内外纷纷传闻该会主张革命排满；而且许多会员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他们在建立革命团体时，往往把军国民教育会视为前驱。正是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许多记载甚至会员自己的回忆也称之为革命团体。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主要成员是中国教育会的激烈派和爱国学社学生，一般都具有民主革命思想。与东京明显有别的是，上海各派爱国力量联合的组织形式是国民公会，因而军国民教育会中不存在政派之争，只有革命派内部的分歧矛盾。早在立会之初，上海方面就主张“发起由拒俄，结局直与普世界外族异种战死而止”[25]。隐约表达了排满革命观念。对于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上层运动路线，则明确提出批评，反对向清廷请愿。对于袁世凯之类的汉族官僚，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由爱国学社学生负责的《苏报》，从6月1日起在新任主笔章士钊的主持下大加改良，鼓吹排满革命，笔调十分激烈。爱国学社脱离教育会后，《苏报》完全归其编辑，更是“日日倡言革命”[26]，号召国民“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清胡氛，强我种类”[27]。可见，上海军国民教育会实际上是一个以爱国名义出现的革命团体。当然，它与直接从事武力反清的组织又有所不同，其主要活动是鼓吹宣传排满革命思想。

[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09～112页。

[2] 《军国民教育会史实考辨》，载《光明日报》，1962-11-21。

[3] 《苏报》，1903-05-25。

[4] 《中国灭亡小史》，载《复报》，第10期，1907-06-15。

[5] 《岭东日报》，1903-08-21。

[6] 《刘云龙》，载《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04-27。

[7] 陆规亮：《译〈日本维新之活历史〉序》，载《政艺通报》，壬寅第20期，1902-11-30。

[8] 《东京留学生赵君世与曾君鹏云书》，载《苏报》，1903-05-26。

[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04页。叶澜，浙江钱塘人，叶瀚胞弟。

[10] 当时青年会一部分会员已先期回国或因故离日，如张继、潘赞化、陈由己、冯自由；有些虽在东京，但未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如汪荣宝、钮瑗、蒋方震；个别人则因害怕革命而脱会，如金邦平。这样青年会实际上已告解体。

[1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0页。

[12] 《军国民教育会记事》，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111页。

[13] 1903年6月6日《叶澜致费善机函》，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114～115页。

[1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0页。

[15] 1903年6月6日《叶澜致费善机函》，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114页。

[16] 《浙江潮》，第7期，1903-09-11。

[1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04页。

[18] 《电告归期》，载《苏报》，1903-07-07。

[19] 《有妻室之游学生听者看者》，载《国民日日报汇编》，第4集，黑暗世界，笔记类，55页。

[20] 《时事要闻》，载《岭东日报》，1903-08-21。

[21] 会计一职原举黄轸，因黄自认运动员，遂举蹇念益代之。

[22] 《时事要闻》，载《岭东日报》，1903-08-21。

[23] 章士钊：《疏〈黄帝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75页。

[24] 《纪留学生》，载《中国日报》，转引自《岭东日报》，1903-09-22。关于王璟芳赐举的原因，各报所记不一。1903年9月21日《政艺通报》第二年癸卯第16号所录上谕称：由端方保奏，王“孝忠守正，请破格奖励”。《大公报》称：“系因沈荩之死，南方人心浮动，故特请优赏一人，以安人心。”《中国日报》称：“中国留日学生因湖北学生王璟芳行事有污军国民教育会名誉，为众所逐。王被逐后大斥民族主义，屡与旧日同志反对，又巴结官场。湖广总督端方以其幡然改变面目，乃奏请给与举人，以示奖励。王得此赏，遂以夸示同人，非常炫耀。”（转引自《岭东日报》，1903-09-21）1903年9月21日《岭东日报》报道最详：“兹悉外务部某君接某君函云：因端午桥奉在京某大员之命，禁《湖北学生界》出版，特调该报馆主笔等四人回鄂，而四人中仅王一人舍身回里。初晤端时，尚严究报务之事。王详说并无非理不道之议论。端诺之，又问及在日本联队一事，答以原为拒俄起见，若身居文明之邦，尚无爱国思想，居内地者更不堪问矣。端当时送客无他。闻其于次日即往拜某领事，询留学东洋之学生其联队一事有无叛逆之举动。某领事笑谓：‘贵国之前途，其在留学生乎？如谓联队即是叛逆，是禁锢个人之爱国心也。我初闻贵国学生之举动，颇为贵国贺。今闻阁下之言，不禁为贵国前途悲。’端窘于词，遂归，反复思之，只有仍派王生赴东为是。次日又传见王，令其仍回东洋留学，勉以万不可行非理不道之事，及倡论平权自由之谬说。王唯唯而退。及至王赴东已久，端又忆及此事办理太潦草，不合官事，电商在京某大员如何办理。某员复电云：‘切实保举，以安其心’八字。此王得举人之历史也。”

[25] 《致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颂词》，载《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5-03-27。

[26] 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闰五月二十九日。

[27] 无名氏：《杂感》，载《苏报》，1903-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