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军国民教育会存在时间很短，关于它的组织与活动，多语焉不详，因而有必要考察翔实。

首先，会员人数与籍贯。东京学生军成立时，全队121人，加上本部办事员31人及女队员12人，有名可考者共164人。[1]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时，因日本福岛安正少将的干涉，学生军队长蓝天蔚及3个区队长龚光明、敖正邦、吴祐贞均未加入，队员吴寿康、杨士照、施尔常和本部办事员林志均、程树德等也因故退出。尽管如此，会员总数还是增加到208人。籍贯可考者如下：

江苏56人：*钮永建、*费善机、*廖世勷、*黄铎、

*朱祖愉、*蔡文森、*陈福颐、*张肇桐、

*秦毓鎏、*贝均、*华鸿、*陈去病、

*徐家瑞、*沈成钧、*吴雄、*张修爵、

*濮祁、*朱孔文、*倪永龄、*彭树滋、

*夏斌、*陆规亮、*陆龙翔、*杨汝梅、

*张兆熊、*张景光、*诸翔、*杨言倡、

*秦文铎、*胡克猷、*王季绪、*顾树屏、

黄以仁、顾次英、*吴钦廉、叶基勤、

*刘钟和、*许嘉树、叶基桢、经家龄、

贝镛礼、*吴治恭、*夏清馥、辛汉、

朱廷禄、吴传祓、张懋德、*邓官霖、

陈定保、*何世准、*曹汝锦、*陈懋勰、

*华桂、*胡彬、*吴芙、*周佩珍。

福建28人：*林长民、*方声洞、*高种、*林先民、

*蔡世俊、陈与年、萨端、*王学文、

*王永炘、*郑宪成、*施传盛、*林獬、

*李宣威、林楷青、*翁浩、*沈刚、

*方声涛、*林肇民、王学来、*王兆楠、

*江尔鹗、林蔚章、萨君陆、*王孝缜、

王孝梦、方声煊、*林宗素、*方君笄。

广东23人：*张崧云、*黄润贵、*陈茹昌、*朱少穆、

*李天锡、*唐寿祺、*胡镇超、*卢藉刚、

*刘志芳、*冯启庄、*伍嘉杰、*陈芙昌、

*黄实存、*韦仲良、*欧阳干、*甘启元、

*鲍应鑅、*苏子谷、*黎勇锡、李锡青、

区金钧、桂少伟、卢牟泰。

湖北22人：*余德元、*王璟芳、*欧阳启勋、*黄立猷、

*刘成禺、*周兆熊、*陈云五、*李隽、

*王镇南、*张魁光、*尹援一、*王明芳、

胡铮、陈荣镜、*李书城、屈德泽、

*卢启泰、周维桢、洪范、*杨霆垣、

黄瑞兰、*王莲。

浙江17人：*汤槱、*丁嘉墀、*俞大纯、*叶澜、

*王嘉榘、*董鸿祎、*王隽基、*龚国元、

*韩永康、*许寿裳、*李炳章、*胡俊济、

*潘国寿、*石铎、濮元龙、钟杰、

*钱丰保。

直隶12人：*张浡、杨毓苹、*严智崇、张书诏、

*张殿玺、*刘景沂、*冯廷美、*陈之骥、

邢之襄、李士熙、王鸣皋、*尚毅。

湖南10人：*黄轸、*陈天华、*杨毓麟、*周宏业、

*陈介、*袁华植、*杨明翼、*高兆奎、

*罗元熙、许翔。

四川8人：*刘蕃、涂永、王章祐、曾天宇、

张小冲、胡景伊、周道刚、徐孝刚。

江西7人：*谢晓石、*徐秀钧、*李盛衔、赵世瑄、

*刘景熊、*刘景烈、*陈秉忠。

安徽5人：*程家柽、*蒯寿枢、*戴麒、*戴赞、

*龚圆常。

贵州1人：*蹇念益。

山西1人：*何厚倜。

奉天1人：*张毓灵。

山东1人：*张允斌。

旗籍4人：*宜桂、钟音、长福、额勒精阿。

不详12人：*董猛、*任责、刘文福、*周庆冕、

*方舜阶、*平士衡、李寿康、*刘希明、

乔示臣、

梁孟刚、廖蕃、*钮勤华。[2]

上列表明，江苏、广东、四川、江西直隶等省入会人数与留学生总数比例相当，均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入会；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省则低于这一比例；而总人数不多的福建学生却有28人参加，居第二位。这时整个留日学界的爱国热情都在迅猛高涨，许多人虽未正式入会，但以捐款等方式表示支持。所捐多则30元，少则5角钱。当时留学生的生活并不宽裕，“官费者仅能自给，自费者大半称贷，曲质而徒，经费困难，常有朝不保暮之象。及聆开会时一番痛哭流涕之演说，靡不恻然心动，愿割己之肉以为人食。故东京留学生之捐款，虽一元半元之微，而其中有斑斑点点之血泪在”[3]。如果加上捐款人，则支持拥护军国民教育会者达500人，超过了留日学生的半数。[4]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爱国运动不仅吸引了广大汉族学生，满族学生也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军国民教育会就有4名旗生。

军国民教育会存在仅两月余，又没有在东京扩大发展组织，所以，凡未列名此表者，则不是会员。有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如周树人、廖仲恺、何香凝、仇式匡、吴永珊、潘赞化等，当时虽在东京，却没有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中国教育会体育部和爱国学社学生组成，其人数据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九十六人。”这一回忆是以日记为据写成，其日记称：“是月爱国学社诸君因外界刺激，遂编成军国民教育会，入会者九十六人。”[5]应属可靠。《童子世界》第32期曾详载1903年5月调查的爱国学社132位学生的名单，唯缺乏资料，难以确认其中的入会者。

其次，组织概况。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设执法员3人，事务员10人，其中经理4人，会计员3人，书记员3人（后增补许寿裳为书记，共4人），由会员公举产生，并由职员公推叶澜为职员长，负责召集职员处理日常事务。凡遇重大问题则须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决定，会前临时推举议长，“如议事时赞成、反对者其数适均，议长得决定之。又辩论时妄用意气，节外生枝者，议长得劝止之”[6]。职员任期半年，可连选连任。职员长和议长虽由声望较著者担任，但只是为会员办事的服务者而非领导者。类似这种模仿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社团中十分流行，是他们反对专制，向往和追求民主制的思想倾向在组织上的体现。这与一些绅董名流控制下的地方自治团体或宪政团体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集权垄断，彼此又争权夺利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研究近代中国的社团政党史，对此应予充分注意。

军国民教育会还制定了颇为详尽的《公约》和《自治公约》，明确规定了宗旨、组织纪律以及会员的权利义务。这些规章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使其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了。当然，由于该会是以会员自发的爱国热情为基础建立起来，这种非契约关系的结合，加上学生们缺乏自律精神，当道义力量减退时，公约的约束力不足，实际运作起来不如纸面规定有效。在非法制条件下，如何在坚持民主制度的同时，确保社团的有效运作，可以说是对民主的一大考验。

建立军国民教育会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军事，学生军时曾将全队编成3个区队，12个分队。改换名称后，因蓝天蔚等军事干部退出和新会员加入，同时为了避免日方再度干涉，遂将此编制取消，“惟教育的体操，此后仍时时讲习，不同军队形式”[7]。为此，把会员编成若干射击班，以便进行军事学习和训练。

与军国民教育会有关的一个组织，是留日女学生的共爱会。该会发起于1903年春，“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计划首先组织留日女生，然后“渐达其权力于祖国各行省”[8]。会中设事务长1人，书记1人，评议员2人。拒俄运动兴起时，共爱会集议协助，胡彬等12人报名参加义勇队、学生军，“逐日练习兵操”[9]，并有7人加入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学习救护，准备随军出征，担任救护。[10]后来全体会员均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时仍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活动。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军国民教育会的附属。[11]

1903年后，留日学界各省同乡会纷纷成立，成为军国民教育会与全体留学生联系的纽带。先是，义勇队与各省同乡会之间存在一种前敌与后备的关系。“义勇队既成，福建、江苏、湖北、湖南、浙江、云南、贵州、广东各开同乡会，演说义勇队事，莫不呕心沥血，沉痛悲切。”[12]福建的方声煊和浙江的潘国寿两位少年在各自的同乡会大会上要求加入义勇队，年长学生加以劝阻，希望他们“留之以继其后”[13]。浙江温州籍18位学生中仅石铎一人入队，他们的敬告同乡书说：“岂我等之畏死遁死哉！我十七人公任其第二义务，俟开战期决，束装返里，誓与诸君出死力，鼓我瓯人尚武之精神，造就军国民之本领，组织一独立军，以待死期之至。”[14]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军国民教育会时期。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初创时组织不够完善，为了巩固团体，决定：“将采法诸大豪杰之手订章程，加以严重之自治法。”[15]5月23日，遂召开月会，改变原来较松散的组织形式，设议长、代议长、执法等职员。[16]为了便于操练，还按军事编制将会员编成8个小队。

最后，主要活动。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依据拒俄爱国宗旨，展开如下活动：第一，派遣特派员归国。此举早在学生军阶段即已议定，并推举钮永建、汤槱二人担任特派员，目的是争取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清政府允许学生军开赴前线。5月13日，江浙两省同乡会和军国民教育会分别召开欢送会。次日，钮、汤从横滨乘“博爱丸”轮船出发，抵上海后与爱国学社取得联系，随即北上，到天津向袁世凯请愿，遭到拒绝。恰好此时《苏报》案风波骤起，驻日公使蔡钧又电告端方，指学生借拒俄行革命。端方通电沿海各省督抚，下令戒严，并电达北洋。袁世凯乃令叶祖圭率军舰巡洋。后因某明达之士劝说，才撤令解除。[17]而上海却风传汤、钮在天津被袁世凯杀害。鉴于形势突变，军国民教育会决定电召特派员东归。7月4日，汤、钮返抵东京，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派遣运动员到国内外各地。义勇队成立时，即议决派人归国到各殷富地方以及南洋各埠和欧美一些国家进行活动。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当天，以推举、公认、自认等方式确定运动员12人，即程家柽、费善机、张嵩云、丁嘉墀、俞大纯、黄轸、杨毓麟、陈天华、黄铎、余德元、朱祖愉、黄润贵。但实际不止此数，如6月6日出发的廖世勷和负责湖南方面的许翔，均不在此列。运动员的主要任务是，散发《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募捐筹款；联络各地爱国团体，扩大组织，并为此制定了《军国民教育会内地及外埠入会章程》。从5月21日到6月11日，杨毓麟等11人相继出发，朱祖愉、程家柽出发日期不详，陈天华则迟至1904年1月才归国，其任务改由许翔承担。运动员奔赴各自的活动区域后，依照公约规定，积极展开活动。开始，他们仍对清朝官吏寄予希望，走上层路线，如黄轸、杨毓麟等人曾与苏、湘等省督抚周旋。但是，《苏报》案后国内政局激变，完成原定任务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而这些运动员早已有革命思想，于是大都转向鼓动反清革命，密谋暗杀举义，如杨毓麟、黄轸、俞大纯、费善机、余德元等，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就原定任务而言，也成效甚微。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留日学生的捐款，各地响应义勇队之举，则大都是闻风而起的自发行动，而不是运动员活动的成果。

第三，进行军事训练。这是该会的基本活动。按《公约》规定，训练分为射击、体操、讲习三部。从5月18日起，各科训练陆续开始。射击在日本体育会里进行，每周打靶一次。讲习科由学生中的4位见习士官轮流讲演战术、军制、地形、筑城、兵器等课程。后因参加人数不多，拟改习普通科。体操则只限于所属学校不设体操课程的会员。女会员不参加军训，到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学习救护。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训练远不如上海方面，该会职员说：“惟东京情形与沪上亦稍有不同，各人分居一也；学校功课不能荒弃二也；聚数百人排队操演，惊动日人耳目三也。故欲如爱国学社之整齐，势必有所不能。”[18]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主要活动不超出爱国的范围，冯自由说该会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显然是把个别会员后来从事的革命活动当成组织活动的一部分，混淆了事实。正因为该会坚持拒俄爱国宗旨，在清政府的压制下，其活动很难展开，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继续前此已经开始的演说，“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20]。二是军事训练。从5月中旬开始，“一律学习兵操，早晚两操。又于学社之西偏租有广大体操场”[21]。留日学生潘旋华归国途经上海，在爱国学社亲眼目睹“蔡鹤庼（元培）老先生近亦去辫，与学生早晚同习兵操，实令人可歌可泣”[22]。章太炎甚至主张“全学社中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23]。武装抗俄的情绪十分高昂。

[1] 参见《学生军名单》，载《苏报》，1903-05-18；《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记仇满生》，载《浙江潮》，第6期，1903-07-12。

[2]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名单》，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127～1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第二、四、五次。名字前标有*号者为学生军成员。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统计会员共190人，其中王侃、何澄、吴祐贞、李祖宏、汪荣宝、林志均、周来苏、施尔常、胡毅生、敖正邦、陈海鲲、陈荣恪、张世膺、汤标、汤祚贤、程树德、曾桢、邹容、董鸿祥、蔡懋鑫、樊锥、卢少歧、钟震川、蓝天蔚、魏兰、苏鹏、龚光明等27人，并非会员，他们有的参加过学生军，有的则只是捐款人。邹容早已离日居沪。陈海鲲即陈鲲，自号仇满生，1903年6月9日始赴东，行至马关即蹈海死。李寿康或即吴寿康。

[3] 《记改进学社向励志学社借款事》，载《苏报》，1903-07-01。

[4] 《军国民教育会捐款清单》，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129～133页。名单共列488人，其中有些不是留学生，而有的会员则未捐款。

[5] 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四月三十日。

[6]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载《江苏》，第2期，1903-05-27。

[7] 《军国民教育会复神田警察署函》，载《浙江潮》，第4期，1903-05-16。

[8] 《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载《政艺通报》，癸卯第12号，1903-07-24。

[9] 《女学生编成义勇队》，载《苏报》，1903-05-09。

[10] 《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社之缘起》，载《浙江潮》，第5期，1903-06-15。

[11] 1904年秋瑾到东京后，与陈撷芬等人重建共爱会，不过与军国民教育会已无任何联系。有的回忆说秋瑾系发起而非重建，显非属实。

[12] 《学生军缘起》，载《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04-27。

[13]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载《江苏》，第2期，1903-05-27。

[14] 《苏报》，1903-05-08。

[15] 《留学纪录》，载《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05-27。

[16] 蒋慎吾：《兴中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见徐蔚南编：《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322页。

[17] 《几兴大狱》，载《新民丛报》，第33号，1903-06-09。

[18] 1903年6月6日《叶澜致费善机函》，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115页。

[1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2页。

[20] 《南洋公学的一九○二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73页。

[21] 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四月三十日。

[22] 《安徽爱国会演说》，载《苏报》，1903-05-28。

[23] 《与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