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教育会组织上是由拒俄义勇队、学生军演变扩大而来，精神上则是甲午战后中外矛盾不断激化，新知识群救亡振兴热情不断高涨的产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士绅发生重大变动，从中分离出一个新的群体，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受西学东渐影响较深的开明士绅，一是国内外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面对日益严重的亡国危机和变法自救的失败教训，目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救亡振兴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从明治维新思想家那里改头换面搬来的“军国民主义”。

“军国民主义”的概念，由日本倒幕思想家的军国观与梁启超倡导的国民观相融和演化而来。[1]1901年11月，林獬、林长民等杭州日文学堂学生主办的《译林》杂志，从第9期起连载长篇译文《军国论》，文章以欧洲近代战争为例，分析指出，战争胜负决定于综合国力，近代国家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全民皆兵。次年2月，蔡锷（署名奋翮生）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开始发表长篇连载《军国民篇》，详尽论述了在中国提出军国民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他说：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一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此奋发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文字之力，不亦大且速哉！昔中国罹麻木不仁之病，群医投以剧药，朽骨枯肉，乃获再苏，四肢五内之知觉力，逐日增加。然元气凋零，体血焦涸，力不支躯。……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所谓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其渊源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全权公民军事制度和近代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它要求社会和国民生活军事化，以对内镇压被统治者，对外争夺区域霸权。所以中国的倡导者说：“帝国主义实由军国民主义胎化而出者也。”[2]“故军国民者，实民族帝国主义之根萌也。”[3]这本是应予否定的东西。但是，正如《天演论》一样，在西方已趋反动的社会理论，一经搬到中国，就有了崭新的意义，成为激励人们昂然奋进的强心剂。

军国民主义的具体要求为：第一，社会成员按军事编制进行组织，“盖国家之兴废盛衰，直接于个人之安危休戚，兹理之触接于脑也，惟军人为尤易而显。然则社会而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乎，奚患其不爱国也，奚患其无公德也”[4]。第二，对全体国民实施军事教育和训练，以期“基础既坚，体质既固，虽使千锋万刃，何间而可得而闯入乎？”[5]也就是说，对于国家要以军事组织统一国民意志与行动，消除一盘散沙的状况；对于每个国民则要强健体魄，学习掌握军事知识与技能，洗刷东亚病夫的形象，从而使国强民健，挽救民族危机，进而崛起于东方，争得民族平等地位。由此可见，军国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对列强霸道强权的爱国思想，而不是一个革命口号。

然而，作为新知识分子提出的救亡振兴主张，军国民主义除了反抗外强的内涵，还要求变革专制制度，使民众由中世纪的臣民进化为近代国民，并相应实行民主政治。其倡导者反对专制奴化教育，认为“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对欧美近代国民教育则无限憧憬，他们比较道：“欧美诸邦之教育，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以腐坏不堪之奴隶，战彼勇悍不羁之国民，乌见其不败耶？”[6]有人进而指出：中国国民腐败，“一原因于政体”，“一原因于外侮”。“中国数千年之政体，专制政体也。历代英君雄主，恐民之起而抗己也，乃为种种防民之术，于是挟弩有禁，佩剑有禁，饰其词曰偃武修文，美其名曰重文轻武，务使人尽病夫，国无壮士，而心始甘焉。”“民受其毒，以致国亡种灭。”[7]

作为20世纪初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与戊戌时期维新派的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其重心不在于凭借皇权龙威发动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依靠国民大众，视国民强弱为国运兴衰的命脉。“夫主人翁之资格者，即军国民之资格也。”[8]这种军国民式的主人翁，首先要求改变百姓孱弱屈从，统治者蛮横霸道的状况，以尚武加民主，使民众同时完成由臣民到国民、由羔羊到斗士的转变，打破官府列强赖以逞凶的武力垄断。

军国民主义者，至光耀之名词，至高尚之品格也。有尚武精神而国家思想薄弱者，可谓之军人而不得谓之军国民，有爱国热心而不能堪军旅之艰辛者，可谓之国民而亦不得谓之军国民。故军国民者，以国民而兼为军人，有尚武之精神而有国家之思想者也。盖惟富于国家思想者知国与身之关系，而后能牺牲个人之利益以求多数之幸福，掷头颅，流鲜血，以扬祖国之光焉；亦惟有奋不顾身之气概，而后爱国之热力始能实践。故二者如辅车相依，如表里相附，不少偏废者，始能享此荣名。[9]

只有人人都具备军国民资格，从奴隶变成主人，才能外抗强权，内拒专制，使国家臻于强盛。如西方各国，“国内之兵力盛者，所伸之权限斯大。而伸此权限往往不尽关政府之意见，而由于人民膨胀之威力。壮哉彼国民也！”[10]军国民主义正是贯彻主权在民理念的可靠保障。这种兴民权以强国强种的主张表明，庚子以后，清王朝在进步人士的心目中已经丧失了国家民族代表的资格。因此，提倡军国民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具有抗击侵略，奋发图强的激励作用，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权威，则是一种对抗和瓦解的因素。由于这一概念容易赋予革命的解释，有的激进分子就把它与反清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指出：中国“一奴于同种之汉族，再奴于满洲民族，三奴于欧西民族”，重重压迫，积弱不振。而当今天下，“强则无往而不利，弱则无往而不败，而能操纵此强权者，宁非军国民耶？”“他日军国民之资格既已完备，大之可以御外，小之可以革命，驯使脱离专制，自由钟声震长衢”，大声疾呼：“以军国民铸自由钟！”[11]

近代知识分子提倡军国民主义，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他们认识到军国民主义向外扩张，即转变为帝国主义，却未予以批判。有人甚至提出：“扩张国势，膨胀民族，宣传我国民特质于二十世纪之历史中，势力圈分划乎欧美，殖民策播布乎非澳，以壮我国民特色，展我国民威力，施设我国民进取手段。”[12]由抵制侵略而争霸世界。尽管其用意在于激励国民，但也说明军国民主义只是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用于反抗外强和专制统治时才具有进步意义，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势必走向反面。

不过，由于军国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中国社会的时弊，进步知识分子竞相宣传鼓吹，一时间举国风行。受此影响，1903年拒俄运动中，全国各地不少青年学生和开明士绅组织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把军国民主义贯彻于行动，就是实施军国民教育。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因沙俄拒不撤兵，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而迅猛高涨。留日学生聚居的东京和中国近代经济文化最为发展的上海，形成两个斗争中心。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即出现于上述两地。

这时的留日学界，不仅人数增至900名，政治热情也持续高涨。新年甫始，斗争浪潮就前推后涌，滚滚而来。旧历新正初二大会上，马君武畅言革命排满，全堂五六百名留学生一齐鼓掌。随后接连发生了大阪博览会台湾馆事件，反对弘文学院新定规则的退学事件和成城学校运动会补悬中国国旗事件，参加者动逾数百。学生们集会演说，慷慨陈词，大大激发了爱国热情。4月下旬，留日学界又召开拒法大会。同时，宣传组织活动也十分活跃，各省同乡会、恳亲会纷纷成立，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还成立了一些编译团体，翻译出版各种西文日文的社会人文科学著作。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拒俄运动洪峰推动而形成。

1903年4月29日，留日学生惊闻沙俄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的警报，先后召开留学生会馆干事、评议员会议和全体大会于锦辉馆，决定组织义勇队，分军队和本部办事两部，签名者达180余人。5月2日，全体学生再度集会，改名为学生军，编成3个区队，公推兰天蔚为队长，龚光明、吴祐贞、敖正邦为区队长。5天后，因风闻日本外务省欲干预学生军活动，留学生集议改名为军事讲习会，并推举叶澜为起草员，钮永建、王璟芳为参议。后神田警署果然下令解散学生军。经留学生反复讨论，并征求了上海中国教育会代表汪德渊的意见后，遂于5月11日改学生军为军国民教育会。至此，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正式宣告成立。

消息传开，上海新知识界闻风响应。自1902年春中国教育会成立后，上海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增长很快。是年11月，南洋公学爆发退学风潮，退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建爱国学社。受此影响，东南一带退学风潮此起彼伏，一批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青年冲破重重阻力，汇聚于爱国学社。通过全力支持学潮，中国教育会的声望大振，与许多省份的民办教育会以及进步知识界建立了联系。4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余人率先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并组织了四民公会。4月30日，上海进步人士再度集会，群情激昂之际，接到留日学生成立义勇队的通电，立即决定编队响应，“临时签名者甚众”[13]。但因缺少教练，没有具体组织和活动。不久，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30余人到沪加入爱国学社，解决了教练问题。东京方面改换名称后，上海义勇队支部也于5月中旬改称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并没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仅仅存在了两个月，就在清政府的镇压和内部矛盾冲突下瓦解了。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爱国学社师生组成，其活动与该社的存亡息息相关。清政府对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早就视若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拒俄**刚起，清政府就以上海“爱国会社诸生，借俄事为名，在张园演说，议论狂悖”为名，密电江宁查禁拿办。湖广总督端方与江苏巡抚恩寿认为爱国学社“党羽众多，阴有巨魁主持”，主张“责成沪道知会领事及工部局密行设法诱拿数人，余自解散”[14]。6月中旬，蔡元培等人因此被迫离沪。

是月底，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事发后，爱国学社学生不畏强暴，继续坚持斗争。7月7日，端方为此电告张之洞：“报馆虽允封闭，然尚出报。逆党聚议，仍在爱国社。近日学生恣肆，《苏报》凶横，皆爱国社会所为。《苏报》馆既封，爱国社更应严禁。”要求清廷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妥速办理”[15]。但清政府处理《苏报》案颇为棘手，在租界不能任意施暴，加上该案风声远播，各地学生人人自危，络绎东渡，国际舆论哗然，清政府唯恐激成更大的风潮，所以始终没有正式查封爱国学社。

《苏报》案前，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因故发生冲突，并于6月15日宣告独立。这样，由双方联合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实际上已经分裂。《苏报》案发之际，爱国学社一部分学生因暑假返归故里，一部分则亡走日本，此后再未恢复，无形中解散了。从时间上推断，爱国学社的解体当在7月中旬。与此相应，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也告结束。[16]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解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部政治倾向不同，在革命与否的抉择关头发生了大分裂。先是，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17]为宗旨，并派出特派员归国运动官府朝廷，结果不但毫无收效，反而遭到清政府的疑忌压制。痛定思痛，7月5日，在军国民教育会欢迎特派员东归的全体会员大会上，秦毓鎏等15人提出改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18]，要求公开打出革命旗号。担任该会经理的留日鄂生王璟芳当场表示反对，声称：“大清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19]革命与否的问题尖锐地摆到每一个会员的面前，迫使他们明确表态。面对政府高压，作为各种爱国力量联合阵营形式的军国民教育会已不能继续维持，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唯有再进一步，踏上革命轨道。

然而，值此关键时刻，该会却不幸发生分裂，未能实现组织上从爱国到革命的转变。关于此事，有如下记载：第一，《浙江潮》第6期《特派员之还东》：“有某某会员提出改革意见，宣告大众，会员赞成者过半。惟某某等以意见微有不同，并或因病，或因才不足，当场脱会者十余人。”第二，端方在致张之洞和清政府电报中，分别称当日“相率出会者百余人”[20]，“相率出会者二百余人，后出会愈多，仅剩数十人，党羽星散，遂不能成军”[21]。第三，1903年8月21日《岭东日报》报道：“当堂请除名者七十余人，及散会后递言除名者又数十人，现在所余者仅三十余人，而其中代表人亦极力主张解散。”第四，陈天华《狮子吼》记：“当时留学生的程度，十分参差，经满洲政府几番严拿重办以后，和平的怕祸要退出会去，激烈的索性把‘拒俄’二字，改称‘革命’。两相冲突，那会便解散了。”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共有会员208人，而且这时已有不少人归国运动，所谓“相率出会者二百余人”，显系夸大之词。但《岭东日报》倾向革命，陈天华则亲历其事，《狮子吼》的写作年代距事件又近，所记当近事实。1904年3月29日《警钟日报》载文《论立会之理由》，分别以“久”、“暂”、“未久”、“近立”标明励志会以后各进步团体的状况，其中军国民教育会一条下标以“暂”，即当时这个组织已不复存在。《国民日日报》所载《呜呼国民之前途》一文亦称：军国民教育会“固一世之雄也，而乃如电光，如石火，不匝月而化为乌有。”[22]至于《浙江潮》的报道，应是善意的隐晦。从1903年5月到1904年年初，军国民教育会中的主要革命分子约40人相率归国，他们在7月以后都没有以军国民教育会的名义进行活动，而东京也不可能存在一个革命的军国民教育会本部。有些记载说直到同盟会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仍然保持组织活动，是缺乏根据的。

[1] 据容应萸博士示教，明治时期日本只使用过“军国”，而没有军国民的概念。

[2] 奋翮生：《军国民篇》，载《新民丛报》，第1号，1902-02-08。

[3] 忆琴：《铸自由钟说》，载《童子世界》，第31号，1903-05-27。

[4] 百里译：《军国民之教育》，载《新民丛报》，第22号，1902-12-14。

[5] 《军国民思想普及论》，载《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03-29。

[6] 奋翮生：《军国民篇》，载《新民丛报》，第1号，1902-02-08。

[7] 脱羁：《军国民主义》，载《萃新报》，第6期，1904-09-10。

[8] 《无锡俟实学堂冲突之忠告》，载《苏报》，1903-06-09。

[9] 脱羁：《军国民主义》，载《萃新报》，第6期，1904-09-10。

[10] 《军国民思想普及论》，载《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03-29。

[11] 忆琴：《铸自由钟说》，载《童子世界》，第31号，1903-05-27。

[12] 《军国民思想普及论》，载《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03-29。

[13] 《译西报纪张园会议事》，载《苏报》，1903-05-08。

[14]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两江总督魏光焘电》，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443、444页。

[15]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三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456页。

[16] 关于爱国学社的解体，参见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1917-01-15；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六月十八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9页；1903年10月《致柳亚庐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49页。

[17]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载《江苏》，第2期，1903-05-27。

[18]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1页。

[19] 《中外日报》，1903-10-15。

[20]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470页。

[21] 《中外日报》，1903-10-15。

[22] 《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社说，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