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教育会虽然不是革命组织，但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促进了国内各地拒俄运动的兴起发展，使这场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掀起**；它推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革命化，促成一批革命小团体的建立，为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骨干；它把革命火种撒向内地，使反清革命之火迅速蔓延燃烧。不少会员成为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宣传家，在辛亥革命乃至此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些会员归国后，虽然没有直接从事武力反清，但在兴学、办报、结会、演讲等方面各尽其能，启迪民智，开通风气，以思想启蒙为革命开辟通道。

东京军国民教会成立后，留学界和国内各进步报刊争相报道，各地学生和进步人士闻风响应，除上海外，福建、湖南、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均有议编义勇队之举。军国民教育会不仅派遣运动员归国联络各地学堂热心志士，不少会员还公开致书本省父老同胞，鼓动他们支持和参加运动。尽管该会不久就解散了，但影响已经扩展开来，甚至浙江沿海一座小小的黄岩县城，爱国知识分子也“均有军国民之目的”，“齐用操衣，当大路而唱军歌，日日操于大校场。以文弱书生而当兵卒，乃黄岩自有生以来所未见者”[1]。军国民雄风吹过，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精神焕发，他们竞相表示：“当此国家危急之秋，而仍不知有当兵之义者，直可谓无脑筋也。”“不能为完全之军国民，亦当为普通之军国民。”[2]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革命分子转而从事反清活动。他们创办报刊，撰写宣传小册子，传播排满革命思想。其中突出的有章士钊、何梅士、陈去病、苏子谷、柳弃疾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时人有“《苏报》第二”之称，甚至认为“此报胜于《苏报》”[3]。林獬、林宗素等人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以通俗形式向下层群众宣传革命。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4]为宗旨。蔡元培、汪德渊、章士钊、林獬、贝寿同等人主办的《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更是风靡一时，隐执国内进步舆论的牛耳。此外，还有辛汉、严智崇等人在东京发刊《白话报》，刘成禺受孙中山之聘，任《大同日报》主笔。在其他宣传品方面，则有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士钊的《孙逸仙》、《沈荩》，黄兴等人的《血泪书》，敖嘉熊的《新山歌》，陈去病的《清秘史》、《陆沉丛书》，苏子谷译的《惨世界》等，影响颇大。还编辑出版了大量启蒙宣传书籍。上海出版革命书刊最多的东大陆图书局和国学社，其编辑中章士钊、陈去病、刘季平、柳弃疾、敖嘉熊等原来都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

集会演说，是启蒙宣传的又一重要形式。不少会员奔走于各地，向青年学生和下层民众演说排满革命和民主平权。1903年12月，章士钊在南京北极阁向各学堂学生数百人发表革命演说。张崧云归国后，在广东南海、顺德一带乡里“排日演说，所到之处，乡民皆极欢迎”。“在沙头社学演说时，到听者几及千人，座中多有泣下者。翌日乡中农民复请演说，感泣如初。”[5]顾次英、穆湘瑶等在南汇举行演说，“由新场而周浦而大团而川沙，每会上下流社会环而听之辄数百人。炎风烈日中，流汗骇喘，无斁也”[6]。王隽基在浙江海盐所开演说会，“实为海盐第一次之演说也”[7]。敖嘉熊也在嘉兴举办演说会。

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于假期返里时即到处集会演说，倡言革命，使地方官惊呼：“再不严行密拿，恐唐才常事将复见于今日矣！”[8]学社解散后，其成员分散到各地，四处鼓吹，使清政府防不胜防，长江中下游一带官吏惶惶不可终日，连远在西南的四川及其邻近各省也“于防范上海爱国会党持共和主义入川运动者，甚形骚扰”[9]。由于清政府和地方顽固势力的压制排挤，这些活动难以持久，但已将民主与专制的冲突由沿海都市引向内地中小城镇以至于乡村，触动了基层宗法社会。

军国民教育会员在兴办学堂、普及教育方面的努力，既起到传播民主意识和科学新知的作用，也有助于聚集和培养革命人才。由黄兴、苏子谷、翁浩、陈介、秦毓鎏、谢晓石等人任教的长沙明德、经正、修业、实业等校，刘钟和、秦毓鎏、费善机等人创办的丽泽书院，林砺任教的同里自治学社，以及陈由己所在的安徽公学，都成为聚集革命力量的基地。先后任教于国内的会员还有卢牟泰、王嘉榘、董鸿祎、胡景伊、华鸿、钮永建、程家柽、周维桢、顾次英、王隽基、蔡文森、顾树屏、方声洞、方声涛、周道刚、徐孝刚、王孝缜、陆规亮、刘景烈、刘景沂、屈德泽、李书城等，他们任教的学校有普通、高等、军事、农业、师范等门类，分布于广东、广西、四川、直隶、江苏、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云南、江西等十几个省份和北京。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青年学生接受革命思想，走上反清道路。

军国民教育会员还与各地革命分子或进步人士相结合，组织了一批爱国革命团体。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黄兴、杨毓麟、俞大纯、程家柽、余德元、陈天华等率先发动革命。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具有革命思想的会员纷纷回国，“企图军事进行”[10]。上海会员也有一些潜返故里，从事反清革命。所以，当有人讥笑嘲讽该会虎头蛇尾之时，了解其中内幕的《江苏》、《俄事警闻》杂志不约而同地发表文章，指出：“夫革命而昌言于道，演说于市，报告于册，签名于籍，摄影于片，唯恐人之不速晓，乃国民未有经验，亦其中过渡之一阶级。至于实行之顷，有不得不用秘密之运动者矣。”[11]“凡势力固恒存者，或见焉，或潜焉，不得以皮相。不见水雷乎，炼钢注药，配机引线，非不铄然耀耳目也。及其安置妥帖，则索然无所睹。然而敌舰既触，轰然一击，则当者皆齑粉矣。”[12]

他们建立或参与的革命小团体有黄兴、陈天华、秦毓鎏、叶澜、翁巩、章士钊、苏子谷的华兴会，龚宝铨、蔡元培、王嘉榘、董鸿祎、许寿裳、敖嘉熊的光复会，屈德泽、余德元、黄立猷、李书城、周维桢的武昌花园山机关，陈由己的岳王会，萨端、林獬、林宗素参加的福建学生会，杨毓麟、龚宝铨的暗杀团，敖嘉熊的温台处会馆，辛汉、严智崇等人的东京演说会。他们参加或创建的爱国进步团体则有叶澜的东亚谈话会，蔡元培、汪德渊、章士钊、林獬、贝寿同的对俄同志会（后改名争存会），蒯寿枢、诸翔、徐家瑞的中国工业研究会，蔡文森、华鸿、顾树屏的无锡理化学研究会，王隽基的海盐演说会，顾次英的南汇新场讲学会等。

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原军国民教育会员入盟者有黄兴、陈天华、程家柽、黎勇锡、朱少穆、王孝缜、高兆奎等7人，此后陆续加入者有蒯寿枢、龚国元、蔡元培、杨毓麟、黄立猷、李书城、林宗素、区金均、苏子谷、钮永建、汤槱、陈去病。陈之骥、柳亚庐、刘成禺、董鸿祎、方声洞、方声涛、周维桢、章行严、章陶严等，加入欧洲同盟会的则有胡铮。因此有人说：军国民教育会“为同盟会之成立，奠定思想及组织上之牢固基础”[13]。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往往发生分化，有的消极沉沦，弃阵落伍，有的逆流而动，走向反面，有的则激流勇进，一往无前。军国民教育会员后来的走向，正是这种分化的典型表现。东京方面的208名会员中，走上革命道路有迹可寻者共59人，占28％，[14]其中有的是著名的政治领袖，有的成为出色的宣传家，有的统兵作战，冲锋陷阵。武昌起义后，不少人在各地革命政权机构中任职，对建立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起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斗争中，陈天华、杨毓麟、方声洞、周维桢、程家柽、徐秀钧等英勇捐躯，为中国的共和革命事业献身。

也有一些人走上另外的道路，成为立宪派分子，比较著名的有贵州的蹇念益和福建的林长民。他们曾分别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会计、经理。武昌起义后，林长民作为福建代表赴宁参加各省代表会议，革命党人“以林素反对革命，今来投机，恐与吾党以不利，故欲除之”[15]。派人实行暗杀。还有个别人虽曾积极革命，却不能守恒，在名利权势的竞逐中倒退变节。如四川的胡景伊，原是青年会员，参与发起改变军国民教育会宗旨意见书，回国后相继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新军及军事学堂中任要职，辛亥后一度出任重庆镇抚府总长。作为民社四川支部负责人，他反对宋教仁的国民党。袁世凯篡权后，他又不惜卖身投靠，以换取四川督军的宝座。护国战争爆发，他更与讨袁军对抗，彻底背叛了革命初衷。更有甚者，有人后来成了汉奸国贼，由救亡志士沦落为民族罪人。

1903—1904年间，国内以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各类社团多达数百，不仅分布于各大都市，而且深入县城乡镇。其中除华兴会、光复会等少数几个主张并实行了武力革命外，多数以办报、演说、兴学为主要活动。有些团体带有革命色彩，甚至名称也给人以革命的印象，如江苏的民族自治会，而基本倾向并非革命；有的在宣传上种族革命气息极为浓烈，却没有从事武力反清，如埭溪蔡绿农等人组建的几个小团体；有的成员多为革命分子，但组织的中心活动还是爱国救亡，如对俄同志会和争存会；也有的表面看来不是革命，实际上暗中准备武装起义，如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军国民教育会集中体现了这些团体的许多共同特征，突出地展示了最能反映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变化的新知识界的政治动向。与革命派相比，他们行动上还有差距，但思想和发展趋势则同革命派的共鸣与日俱增。其追求民主，爱国救亡，革新变政的活动，是起义暗杀外冲击清朝专制统治的又一要素。清王朝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冲击下土崩瓦解的。存在于他们之中的政治倾向以及思想与行动差距的极端复杂性，使任何简单的两极派属判断难以得当合体。历史本身的丰富生动，远比一般概念更能显示过程与结局间既吻合又矛盾的魅力。

[1] 《黄岩学界》，载《苏报》，1903-06-17。

[2] 《无锡俟实学堂冲突之忠告》，载《苏报》，1903-06-09。

[3] 《新开〈国民日日报〉》，载《岭东日报》，1903-08-20。

[4] 《〈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载《二十世纪大舞台》，第2期，1904-11。

[5] 《祝演说之前途》，载《警钟日报》，1904-08-23。

[6] 《南汇县党狱始末记》，载《江苏》，第5期，1903-08-23。

[7] 《海盐演说会撮影》，载《浙江潮》，第7期，1903-09-11。

[8] 《密拿新党连志》，载《苏报》，1903-07-04。

[9] 《党狱事件》，载《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警闻，39页。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61页。

[11] 壮游：《国民新灵魂》，载《江苏》，第3期，1903-06-25。

[12] 《告义勇队》，载《俄事警闻》，1903-12-21。

[13] 李自重：《从兴中会至辛亥革命的忆述》，见中国人民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209页，广州，广东新华书店，1962。

[14] 即黎勇锡、伍嘉杰、李锡青、桂廷銮、区金钧、卢牟泰、翁浩、郑宪成、刘成禺、陈芙昌、王嘉榘、程家柽、董鸿祎、秦毓鎏、苏子谷、高兆奎、谢晓石、陈定保、萨端、贝镛礼、叶澜、陈秉忠、张肇桐、李书城、杨毓麟、钮永建、陈天华、朱少穆、黄轸、许寿裳、龚宝铨、周宏业、周维桢、林獬、林宗素、陈去病、俞大纯、顾次英、黄立猷、方声洞、方声涛、王隽基、汤槱、萨君陆、陈介、王孝缜、余德元、林肇民、夏斌、徐秀钧、张崧云、费善机、蒯寿枢、华鸿、刘景烈、刘钟和、胡铮、陈之骥、屈德泽。

[15] 居正：《代表赴宁·林长民遇刺》，见居正：《梅川日记》，上海，大东书局，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