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桔次说：

予于湖南计划之运动既为三愚物所破坏，其反动之势力遂转而成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是也。[1]

这两方面都导致唐才常、林圭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的加速结合。

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而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合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联络也。[2]

林圭临时改变计划，原来的中转站成了目的地，一时间财政上“穷无所告”[3]，人事上无从措手，不得不求助于毕永年和容星桥。本来孙中山介绍容星桥给林，不过是便中相助，现在却成为林圭的主要依靠。而容星桥也积极施助。他和毕永年分别捐助林圭三百元、二百元，以解燃眉之急，使之站稳脚跟。又与林屡次商议，认为“必大合而后能办妥”，在汉口设立公所一处，一则为群兄议会团聚之地，以免人心涣散，二则掩人耳目。开始容星桥欲将公所设在租界，因房价太贵，改在僻静的老官庙择上首小房一所。同时，林圭还与容星桥、张尧卿计划开银矿轮栈以筹款聚人，并派人到各路探险联络，以“义群公司”名义相号召。本来唐才常邀林圭回湘，既有利用毕永年所招会党势力之意，又想通过师襄等以本派名义重新聚合。至此，则只能依靠兴汉会的现成力量了。好在毕、林原有合谋长沙之议，而兴汉会又因毕永年移居汉口而将活动重心转到湖北。

与毕永年、容星桥的联系使林圭等人得以结识兴汉会的湘鄂哥老会首领。1899年12月下旬，辜人杰、张尧卿及其他同志26人在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宴请田野桔次，其中半数以上是会党头目。他们刚刚从香港聚会归来，一见田野桔次“即奋呼曰：‘日本豪杰来！’”以玻璃大杯豪饮数十杯。田野以此非中国习俗，不胜奇异，乃叩问张尧卿。张大笑答曰：“此是香港流行之饮酒法也。吾尝在香港，与日本豪杰宫崎滔天会饮，即是滔天之传授也。”酒至酣时，哥老会员“裂眦大骂，放歌高谈，颇有无赖汉之状。惟张君震声高吟亡国之诗云：‘神州若大梦，醉眼为谁开？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4]

这一结合对双方均发生重要影响。林圭方面，开始将自己与孙中山、兴汉会相联系，认为所从事的是继续两年以来由孙中山筹划，毕永年、平山周实行的事业，遥奉孙为首领；派张尧卿与容星桥一起专程赴日，向孙中山汇报有关情况，请其务必商定办事的方针规则，以便加速开展活动；人事安排上也十分重视孙的态度意见。孙中山方面，林圭的转向和汉口的进展，促使其相应调整对策，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尽管在具体方针上与张尧卿等“所商尚无一定之规”[5]，但已不仅是从旁协助。至此，双方都倾向于真正的合作大举，并将长江中游作为重心。

然而，正气会的成立却对汉口方面林圭与兴中会的合作产生牵制作用。湖南计划放弃后，唐才常召沈荩回沪，加紧筹办正气会。先此，唐在沪已开始联络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6]。只是因为行动重心定在湖南，暂时未在东南一带筹建组织。湖南计划受阻，唐才常决定汉口、上海并重，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会党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负责汉口，运动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则负责上海，主要运动江淮地区。

1899年12月下旬，正气会成立于上海。关于该会成立的时间及成员，历来说法不一。1984年胡珠生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利用《宋恕日记》等资料，力证《正气会序》为丁惠康所撰，强调丁惠康、汪康年在创立正气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7]但他在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人记载之误的同时，忽略了许多当时的文献资料，过分侧重于从宋、丁相交的角度立论，完全否认唐才常的地位作用，不免以偏概全。对此，陶季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正气会的创建者不能排除唐才常。但其考证仍嫌粗疏，特别是未能从时间、组织上划清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界限。[8]此事关系到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倒戈”的时间及程度，有必要详加考论。

据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动的田野桔次称，正气会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产物之一。其筹划或早已开始（《正气会序》写于1899年夏），但未付诸行动。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组织步伐。

哥老会之人应为张灿、辜人杰等。兴汉会成立后，部分成员奔赴上海，风闻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大笔捐款，不免心有所动。而且辜人杰驻防江宁，联系便利。革新派人士应为周善培、汪康年、丁惠康、叶瀚，欧或指欧阳柱（石芝），但宋恕说此人不赞成开正气会。[10]唐才常的首领职位，正式名称应为干事长。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事务时问：“浩务任干事长，绂臣顷复何如？”[11]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叶瀚担纲。

正气会成立的时间，《宋恕日记》有如下记载：“（光绪己亥十一月）是月下旬，汪穰卿送《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十二月初九日（1900年1月9日），侯穰卿，劝勿开正气会以免风波。同日，侯石芝，石芝所见与我同。访丁叔雅，次日丁来访，均未晤。”[12]而1899年12月30日宋恕致孙闿书称：“丁中丞之公子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13]一人两说，先劝其“解散”，又阻以“勿开”，令人对该会成立与否大惑不解。

宋恕并未参与正气会，认识丁惠康又在1900年2月，其记载只能证明他本人何时与该会成员发生何种程度的联系，而不能确证正气会成立的具体时间。因此，与会诸人的行踪成为判断的重要依据。周善培，字孝怀，思想新颖，议论豪爽，历任数省督抚幕僚。1899年秋奉川督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务，由梁启超介绍访晤孙中山。[14]同年12月19日，梁离日赴檀香山，周善培也归国抵沪。适逢唐才常等筹组正气会，他虽然预料会务难以扩展，仍欣然加入。而且此后不断与汪康年等通信，关心正气会的活动，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感到“太息”[15]。并设法调解内部纠纷。周于1899年12月26日离沪，次日曾在镇江舟中致函汪康年，告以“相别至耿耿”，请其代收遗落之物汇寄汉口。正气会成立应在此前。

唐才常的行踪更为关键。据田野桔次记，正气会成立后，“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于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16]

据查，己亥冬唐才常确曾赴港。唐才质所编《唐才常烈士年谱》记：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师中吉自湘来，拟在湘组织机关，与汉口相接应。公以经费无着，乃谋至香港筹款。初五日买船票，狄葆贤拟买二等票，公云：“我辈个人用费，宜省得一文是一文。且我既任此等事，尤宜以吃苦为前提，不可图舒服也。”于是乃购三等票三张。船客多，已无余位，只得在船尾近舵之货舱角落，借以安身。又值风浪大作，师中吉生平未坐海轮，呕吐不堪。三人皆三日夜未进食也。在港华侨无以为意者，再三设法，仅得二千元。香港用小角，实仅千八百余元也。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萲（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17]

此说时间与田野桔次所记吻合，且有周善培致汪康年函为旁证。1900年1月3日，周于九江函询：“拂尘行乎？”[18]当指其香港之行。1900年9月3日康有为致康同薇书也提到，唐“去年十二月来盘桓数日，今遂永诀。”[19]至于筹款情形，唐才质似有所渲染。邱菽园赠款给唐才常，沪上人所共知，唐也以此自傲。夏曾佑曾对汪康年说：“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20]则田野所记较近事实。由此可见，正气会应成立于1899年12月22—25日之间，所以宋恕在12月30日函中才会提及力劝与会诸君从速解散之事。而他在1900年1月9日劝汪康年勿开正气会，意思应是让正气会停止活动。

唐才常匆匆赶建正气会目的之一，是便于赴港之际向华侨及港澳人士募捐，以吸引会党豪强。而他担任正气会首任干事长，除个人影响和实际作用外，强劲的财政后援无疑是重要因素（后来中国教育会也曾因经费问题而改选黄宗仰为会长）。当时汪康年、丁惠康、叶瀚等人经济上均感拮据，维持生计尚可，出钱搞政治活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财政优势不仅扩大了正气会的组织声势，吸引哥老会首领归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赖唐才常。因为财政困难恰好也是兴中会的一大弱点，很难在这方面展开竞争。师襄鼓动唐才常去香港筹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组织机关，与汉口接应。他已被排斥于兴汉会之外，只能借助于海外捐款与旧日同党沟通。否认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以解释。

至于宋恕的记载，只能说明他本人所知道的事。唐才常为人“深鸷”[21]，“固非轻卒举事之人，常取沈重之态度，决不至为众人所煽动也”[22]。正气会务分为内圈、外圈，唐才常主要关注内圈的人与事，以举兵勤王为职志。他虽与宋恕相识，但也知其为人怯懦，缺少胆识，不肯与之深交。两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结识，整整4个月后，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启超时还说：“拂尘信不愧复生之友，但得见尚希，其深未悉。”只能从其所著《内言》中窥见性情见解。唐才常当然不会因这种泛泛之交而出面联络。所以，争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当。而汪与唐矛盾甚深，言语间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产生错觉。宋恕连正气会是否成立，具体何时成立亦不知其详，所记只可证实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

“义群公司”和正气会的设立，形成长江流域革新势力联合大举的雏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时而起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中的中枢地位。

[1]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页。

[2]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0页。

[3] 民表：《毕永年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0页。

[4]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9页。

[5]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22页。一些论著根据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称容闳为孙中山代表，显系与容开（星桥）相混淆。孙中山以容闳为外交代表，在自立军失败之后。

[6]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7页。

[7] 《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载《历史研究》，1984（6）。

[8] 《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载《历史研究》，1990（6）。

[9]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20页。

[10] 《宋恕日记》，1900-01-09，载《中国哲学》，第11辑。

[1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 《宋恕日记》，1900-01-09，载《中国哲学》，第11辑。

[13] 《宋恕日记》，1900-01-09，载《中国哲学》，第11辑。

[1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

[1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4页。

[16]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7～11页。

[17]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274页。

[18]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0页。

[1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称：“明年，才常至新加坡，得华商资助三万金，运动益活泼。”（《复报》，第8期，1907-01-30）另据邱菽园致汪康年函：“记曩庚子春间，有沪上人来，携款见惠云章。”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95页。则唐此行又曾赴南洋。欧榘甲称：“己亥年冬，乃相见于香港，适余将有加拿大之行，拂尘赠我七绝，为书诸箑，以励吾志。”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1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另据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庚子春，丘在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腾风等合摄持刀并立小照。康有为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赴新加坡，则前此梁启超或曾秘密自檀到港。

[20]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72页。

[21] 《诡谋直纪》所引梁启超语，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7页。

[22]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