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7、8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池谦让菊、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1]，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2]。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双方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横滨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3]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关系复杂化。唐虽有种族意识，但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4]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却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1898年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这显然是指唐才常。同时，“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5]。这里则是指草堂系师徒。

谢缵泰从1896年起就与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有所接触，洽谈过联合与合作。无论从宗旨的分歧程度还是声望的高下着眼，康有为都宁肯接受杨衢云而避开孙中山。在谢缵泰的劝说下，他表示赞同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等与兴中会的交往明显增多。尽管在组织合并方面仍存在诸多分歧，但双方关系日渐紧密。湖南维新派与兴中会的成功合作，对于梁启超无疑有所触动。而孙、梁关系的发展，又对唐才常、毕永年的交往产生影响。

唐、毕二人的宗旨立场明显有别，因此杨衢云称前者为湖南维新派，而后者为湖南革命党。[6]但两人都是谭嗣同的旧交挚友，政变后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要为谭烈士复仇还愿，实现其未竟夙志。同时，他们彼此也堪称生死之交。政变前夕，毕永年请康有为急催唐才常入京，与自己同担捕杀西太后的重任。仅此一事，可见两人肝胆相照的互信程度。毕虽与康有为反目成仇，对唐才常却深信不疑。而唐为实现大举计划，既要借重康有为的声望资财，又要依靠毕永年的会党武装，同时还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开明士绅等各种政治派别沟通合作。1898年11月，毕永年与平山周抵达上海后，得知唐才常与康有为保持联系，颇为不满，但并未因此产生戒心。次年10月他赴港前羁留上海，当与唐才常接洽，甚至可能就住在唐的寓所。兴汉会成立后，宫崎、陈少白赴日途经上海，曾登岸拜访唐于其寓所，并将史坚如托付给他，请其设法引至湖北。所以，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成功的消息，唐早应获悉。

当然，保皇会中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只是梁启超等人，兴中会对于康有为一派染指兴汉会的企图不无警惕。毕永年到港，而合并会未开之际，湖南哥老会首领师襄也从上海赶来香港。师襄字中吉，尝从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任谭的卫队长。后弃官随谭嗣同四处奔走，戊戌后改投唐才常。他素为会党中人，是哥老会的股肱，但兴中会怀疑他私通康派，欲将其排斥于会议之外，经宫崎劝说才改变态度，好意款待，以促成合作大局。

会议前夕，师襄忽然潜往广东，此行极可能是与当地保皇会或澳门总局接洽，归来后即诈称在粤接到急信：“说我党已在长江一带起事。目下众首领皆在此处，而部下竟轻举妄动，若不赶紧前去领导，只怕要惹起不测的祸患。”使得同寓的会党首领人心惶惶。幸而宫崎当即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才稳住军心。宫崎察觉到师襄“勾结康派，企图从孙派手里夺取这些帮会的领导”的用心，与陈少白商议，以托其照顾内地同志为名，将他支走。师襄临行表白：“心里并没有孙、康之别，只愿能同心合力早日起义。”[7]此去即赴上海，参加唐才常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过上述途径得知兴中会与湘鄂会党结盟的确信后，函邀林圭等人归国筹备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为乡里所不容”[8]。1899年7月，应梁启超之招赴日，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因费用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报刊辱骂中国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实行为目的，读书非其所好，遂向梁启超请求归国。恰值唐才常函邀，于是顺势踏上归途。11月13日，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是日上午7时，孙中山和陈少白由横滨赶赴东京，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会晤后，出席红叶馆送别会，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间各人举杯预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9]林圭出发前亲诣孙中山请益，孙为之介绍在汉口俄办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10]这时孙已经接到陈少白、宫崎送来的印信，是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份与会。而林圭回国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联络会党。所以，孙中山允诺提供帮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红叶馆送别会出现于孙、梁合作的高峰期，当时双方正进入洽商联合组党的关键阶段。但唐才常虽与孙中山订约合作起兵，也只限于殊途同归。而孙、梁关系不断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在康有为阻挠、华侨中两派冲突及诸同门掣肘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态度时冷时热，不仅曾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11]。况且梁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见。因而双方联合中竞争时起，共事时摩擦不断。

唐才常让林圭回湘，显然是想利用毕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强己方实力，与兴中会保持均衡。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但唐并未到湖南从事过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虽然答应与梁、唐合作，可是组织合并尚未实现，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红叶馆送别会后，林圭当晚乘船前往神户，与田野桔次同赴上海。和他同时接到唐才常邀请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12]。此四人应为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唐才中。宋恕日记载：己亥十月，“晤湖南自东回田、李诸君。”[13]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14]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行动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属成城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日华学堂，不能无故离校，直到次年暑假才归国参与自立军事。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记，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据黄中黄（章士钊）《沈荩》：“己亥冬，林圭乃返国，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15]而秦力山《说革命》称：他于旧历腊月往天津，次年2月，经上海至汉口，[16]似不在同行之列。

林圭抵沪后，与唐才常、张通典相会，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后与沈荩等一起出发赴湘。唐才常于1899年11月21日手书一函，托林圭带到汉口面呈东亚同文会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函谓：“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次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17]此行真实目的，三年后田野桔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予以披露：

湖南以长沙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楫殷阗，百货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场也。爰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

他们准备途经汉口时，知会张之洞，利用其为保护。不料“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也，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所谓“三愚物”，当指白岩龙平、宫阪九郎和荒井甲子之助。据前引唐才常致宗方函：“顷悉白岩、荒井、宫阪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由于白岩等人从中拨弄，“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予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其危险不可言喻”[18]。林圭只好放弃原定计划。直到这时，唐才常与兴汉会的关系，仍是相当表浅的外在间接联系。如果认为林圭等人一开始就以汉口为目的地，则不免夸大唐派勤王计划的组织准备程度。实际上，戊戌后唐才常只是短期回乡省亲，因遭顽固党纠集无赖围殴，即匆匆离去，并未与会党建立密切关系。[19]其主要活动舞台是上海。

[1] 《井手三郎日记》，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82页。

[2] 《诡谋直纪》，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6页。

[3] 民表：《毕永年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29～230页。

[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

[5]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江煦棠、马颂明译，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2～30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江煦棠、马颂明译，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2～303页。

[7]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69～170页。

[8] 民表：《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1页。

[9]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60～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1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66～67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

[11]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6页。

[12]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1903。

[13] 胡珠生：《宋恕日记摘要笺证》，载《中国哲学》，第11辑。

[1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66页。

[15]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290页。

[16]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8页。

[17] 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00页。

[18]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7～11页。

[19]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