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汉会由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此事缘起，据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1]

中峰，即孙中山，安兄，即毕永年，当时其易名为安永松彦。[2]两人是兴汉会成立的关键人物。

戊戌前孙中山主于外，含义有二。其一，孙中山一直主张利用和改造民间会党武装进行反清革命。1896—1897年滞留伦敦时，他“每日入图书馆，考查欧洲会党发达之历史，思为本国人谋其改良进步，知其不可以压制除也，冀有以利导之”。他认为：“我国虽式微，即彼野蛮会党，其初起时曷尝非政治上之目的，抑亦有种族之观念存也。”[3]与之关系密切的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对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形相当熟悉。伦敦蒙难事件后，记者曾向他采访对中国会党的看法，他说：“中国私会在在皆是，推原私会之起，大半因政府所致。官长贪暴，故百姓结成私会，为自护计。”“其中最强者为哥老会。此会结成已久，入会之人，现在约计一兆名。其结会之意，专与官长相敌。而会势之所以强者，以会首有所晓谕，会中之人莫不唯命是听，而生杀之权，操自会首一人。”[4]孙中山可能与他讨论过哥老会的问题。据南方熊楠称，他最早就是从道格拉斯处得知孙中山其人的。[5]

其二，孙力图将兴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扩展到长江流域。兴中会虽以粤籍人士为主，但孙中山决非自囿畛域，其大中华观念使之从一开始就以建立全国性组织为目标，以拯救中国为目的，兴中会章程明确表达了这种意向。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一度想把发难之地向北推移。1897—1898年间，他与宫崎寅藏讨论过四川、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地利人和，虽然认为广东利于聚人，但也同意海州利于接济和进取。同时他还注意到湖南的社会变化，既觉得湘鄂“多是粗蛮之人，虽富豪子弟，亦不读书，多尚拳勇之徒”，又赞叹：“湖南一省昔号为最守旧之地，今亦改变如此，真大奇也。”[6]

作为鼓于内的关键人物，毕永年“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7]，又夙具种族观念，早已暗中与会党有所联系。戊戌之际，康梁等幡然变计，独毕氏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与湖南各地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往来，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政变前夕，康有为以其为会党好手，命他率兵督袁世凯军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毕认为袁不可信，予以拒绝，离京至沪，闻政变“自断其尾，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8]。然后径赴日本，见孙中山，入兴中会。不久，唐才常亦东渡日本，由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结识，商议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计划。

是年11月，唐才常奉康有为之命归国运动起兵勤王，临行告诉平山周，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毕永年虽不知湘中实情，也接到湖南“飞电急催”，感到形势“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告诉犬养毅：“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9]并请求犬养毅鼓动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平山周闻讯，以为起事应四方同时并举，独湖南一隅兴师必不利，因而与孙中山等商议。孙乃趁机派毕永年、平山周赴湘鄂考察哥老会实力。出发前，诸同志为其设宴饯别，席间毕永年赋诗叙怀：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族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今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瞚看玉帛当重来。[10]

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情绪和坚定的赴义决心。11月15日，宫崎寅藏特赴横滨为平山等人送行。[11]

毕永年、平山周经上海行抵汉口，与林圭相会。平山对林十分器重，赠以宝刀，并偕游长沙、浏阳、衡州等地，访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李堃山、张尧卿等人，向他们讲解兴中会宗旨及孙中山生平。[12]毕永年“因谭（嗣同）死而九世之仇益横亘于胸中，遂削发往来江湖间，欲纠集同志。林尝左右之，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以前“林囿于欧（榘甲）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见闻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乃与毕氏谋纵火于长沙，因而袭取之，沿江而下”[13]。一些史料和著述称毕、林偕游及谋攻长沙发生于毕氏东渡前，其实政变后毕即径赴日本，上述事件应在其从日本返国之后。可惜林圭年少，阅历不足，而毕永年理想虽高，却缺乏条理，计划不克成就。行动失利，毕氏到汉口任《汉报》笔政，等待孙中山的指示。毕、林之谋表明，湖南人士曾一度想独力举兵，未达目的，更加重了对孙的寄望。

毕永年活动于湘汉之际，平山周回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哥老会龙头多沉毅可用，毕永年所说属实，而且会党均翘首以待义军。如兴汉会揭竿而起，必定天下响应。孙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年夏，毕永年再次赴日，奉孙中山之命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协商合作办法。[14]这时粤港兴中会员静极思动，屡请行动，孙中山传令不得轻举。其用意显然是想突破1895年广州起义囿于一隅的局限，掀起全国大风潮。为此，他提议先派兴中会员去菲律宾“参与阿氏军队，帮助他迅速成功，然后将余势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15]。这里中原并非泛指，而是对湘鄂有所布置期望。

1899年7月11日，宫崎寅藏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视察地方帮派情况，7月28日抵香港。[16]这时陈少白接到毕永年来信，知其“将率领哥老会的首领数人到香港”，因而让宫崎暂缓进入内地。9月，哥老会首领持毕永年介绍函先到，其中两位骨干主动向陈少白等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我国岂能故步自封？”提议合并三合、兴中、哥老三会以及拥立孙中山为首领，并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待甚切。希望毕先生到后共商此事。”[17]宫崎闻听之下，大喜过望，立即汇款给因阮囊羞涩而滞留上海的毕永年，促其速来。[18]

10月初，毕永年赶到香港。几天后，举行了合并会议。与会者共12人，其中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属哥老会者为李云彪、杨鸿钧、辜人杰、柳秉彝、李堃山、张尧卿、谭祖培，属三合会者为曾捷夫、郑士良，属兴中会者为陈少白、毕永年、王质甫。[19]因事先酝酿成熟，很快便接受毕永年的提议，决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名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为总会政纲，并歃血盟誓，刻制印信奉呈孙中山。[20]

10月11日晚，为庆祝合并成功，宫崎寅藏在香港的日本饭馆设宴招待众人，出席者除参加合并会议的12人外，另有4人。席间宫崎按日本武士出征的礼仪，为每人摆上一尾生鲤鱼，并解释道：“现在诸位已将三会合而为一，行将一举推翻满虏，岂不也是要走上新战场吗？”[21]遂与众人大杯豪饮尽欢。宾客纷纷为宫崎题词赋诗作画于短外衣上，王质甫诗曰：

英杰聚同堂，诗酒记离觞。从今分别去，戎马莫仓皇。

陈少白诗为：

温温其人，形影相倚。昔有书绅，今昧此意。

毕永年诗：

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柳秉彝诗：

将相之才，英雄之质。至大至刚，惟吾独识。

李权杰诗：

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贵清闲在一堆。

莫羡牡丹真富贵，须知梅占百花魁。

辜人杰诗：

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

骊歌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

张灿（尧卿）诗：

久聚难为别，秋风咽大波。

柔肠君最热，离绪我偏多。

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

如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谭祖培诗：

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

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22]

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10月21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23]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月9日，舟抵横滨，两人径往孙的寓所。[24]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但在海内外的影响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25]这种名实不副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

[1]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2] 古哀州死者（林绍先）辑：《自立会人物考》，见《自立会史料集》，300页。在兴汉会为宫崎寅藏题词时，毕永年自署安永生。

[3] 秦力山：《说革命》，见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42～1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中国私会》，译自伦敦《东方报》，1897-11-06，《时务报》，第17册，1898-01-13。

[5] 《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见《南方熊楠日记》，231页，东京，平凡社，1971。

[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180～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毕永年：《诡谋直纪》，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8] 民表：《毕永年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29页。

[9] 《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2页。

[10] 《留别同志诸君子》，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7页。

[11] 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

[1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306页，上海，中华文化服务社，1946。

[13] 民表：《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1页。

[14] 《毕永年削发记》，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陈少白赴港筹款办报，在1899年四五月间。孙中山指示毕永年率哥老会首领赴港，应在此后。其间毕氏任《汉报》笔政。

[15]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5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16] 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见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东京，平凡社，1971。

[17]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68页。

[18] 一说其时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遍游福建等处，日本领事万岛舍松，合中日旅闽志士大开欢迎会以张之”。见《自立会人物考》。另据《林圭致容星桥书》，毕永年曾在两粤、闽浙一带进行鼓动。

[19] 参见拙文《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1986（4）。

[2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5页；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70页。

[21]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71页。

[22] 据上村希美雄赠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件照片。

[23] 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亚洲篇上，273页，苇书房有限会社，1984。

[24] 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89号。

[25] 《中国邮报》，1896-11-30。转引自黄宇和《分析孙中山伦敦被难及其影响》，J.Y.Wong，The Origin of an Heroic Image：SunYat-sen in London，1896-1897，1986，pp.11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