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水旱等自然灾害常常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所以在社会动**的年代，瘟疫的流行也自然会使人将此与社会的动乱相联系。比如，邓海伦在探讨明末时疫时认为，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考虑，尽管她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79]这一颇为新颖的观点确实引人深思，不过经过具体的研究，笔者发现，结论可能不像邓所预想的那样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瘟疫发生后，人们或忙于祈神驱疫，或延医诊治，或举办丧事。而且，为了避免缠染，人们还往往会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比如，康熙十九、二十年（1680年、1681年）的大疫中，无锡“民间尽室闭门”[80]。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苏州疫情发生后，“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问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81]。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张堰夏秋大疫，“乡村白昼闭门，午后路人绝迹”[82]。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缺乏举行暴动的契机和精力。实际上，在文献中，也几乎找不到大疫之年因疫而发生动乱的纪录。至于像东汉末年张角等人乘当时时疫流行、给人看病之机发展壮大太平道、发动起义的事实[83]，只能说明时疫流行为他们发展宗教性组织提供了机会，并不能说是瘟疫导致了黄巾起义。我想这也正是清代国家对瘟疫救疗不像对水旱等灾荒的救济那样重视的原因之一。另外，曹树基还指出：“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84]明末的农民起义加速了当时鼠疫的传播和扩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鼠疫是不是真的应该对明王朝的灭亡负责？如果是，又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推动了明朝的灭亡？似乎仍有深究的必要。对这些问题的全面探讨，已超出本书的主旨，这里想指出的是，对瘟疫这样一个过去史学界甚少关注的事物，不能为了表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人为地夸大其影响，我认为，瘟疫对中国过去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研究这一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历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而深远的。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亲人死亡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是多少可以想见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在直隶总督府做幕的许思湄[85]，因自己三个孩子相继在痘疫中夭亡，悲痛欲绝，万念俱灰。他说：

四十日内，丧亡相继。廿四年蓬飞萍**，向以贫也非病，所**者，滕前一块肉耳。不期疾雨倾巢，竟无完卵。欲留则门鲜五尺，欲归则田乏十双。 而内人则思子情殷，病从心起，更无可解之术。每于灯昏漏转时，觉人生泡幻，百念俱灰。早不如披发入山，得以万缘都净也。[86]

而瘟疫发生过程中出现某些神秘、复杂的现象不仅令人恐怖，还使人不能不对鬼神观念产生信任。比如，姚廷遴正是因为他妻子在瘟疫中数次死而复生，开始信鬼。他讲述道：

不意内人于七月二十六日病起，至八月初六忽然见凶，不省人事，问卜献神。初八日，死去复苏。初十又死去，备办衣服棺木等项。十一日，抬柩回来，各家关门掩户。岳母亦病，至亲无一人，夜深时气绝，我去叫两人来收拾入棺，而身尚温。至明蚤省视，微微有气，已复醒转矣，声息低微，极听方得。数日不食，即参汤亦不能下咽。一时醒来，忙促无措，只得先将米汤来灌在口内，竟咽下去，渐次救转。又献神送鬼，更多鬼话，我从来不信者，至此方知真有鬼也。[87]

这类并不那么显著的后果日积月累，必然会对人类的行为和信仰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退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限于时间和篇幅，笔者只能暂时打住，以待日后和来者。

[1]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62页。

[2] 同治《苏州府志》，卷149《杂记》，第6册，3516页。

[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718页。

[4] 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第2本，147页。

[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3a页。

[6]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599页。

[7] 叶梦珠：《阅世编》，卷1，17页。

[8] 参见《清代日记汇抄》，84～86页。

[9]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90页。

[10] 叶梦珠：《阅世编》，卷1，18～19页。

[11] 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2）。

[12] 徐大椿：《涧溪医案·瘟疫》，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活医论名著集成》，311页。

[13] 据道光《昆新两县志》，雍正初年人口数为225 728人，这是赋役册上的数字，应偏低，而且，雍正十一年无疑会有所增长，故估计为二三十万。

[14] 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1967页。

[15] 据民国《太仓州镇洋县志》，卷4《赋役·户口》，乾隆二十年人口数为146 894，故估计当时人口为十二三万。

[16] 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见《三松堂集》，5a页。

[17] 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06页。

[18] 据同治《苏州府志·田赋二》记载，嘉庆二十五年时，长元吴三县共有丁口2 975 313，按此估算，当时三县人口为二百万上下当不为过。

[19] 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第2册，687页。

[20] 据光绪《丹徒县志·户口》，乾隆六十年，该县丁数为295 941，乾隆初丁与口的比例，据王跃生的研究，为1∶2.35，参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的变动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1996（6）。若按此比例计，则口数为695 461，故估计当时人口数为五六十万。

[21] 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第3册，927页。

[2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2b～23a页。

[23] 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第2本，326～327页。

[24] 参见李梦东主编：《专染病学》，104页。

[2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3a页。

[26] 宣统二年（1910年），罗店人口为54 899（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户口》，第1册，58页），这包括农村人口。不过，“罗店市镇最巨，为全邑冠……其地东贯练祁，运输灵便，百货骈阗，故虽处腹里而贸易繁盛，综计大小商铺六七百家……市街凡东西三里，南北二里”（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第1册，50页）。就以上情况看，罗店镇区人口占全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高完全可能。而据吴建华最新的研究，在江南多数地区，宣统年间的人口数大致与嘉庆末年相当。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20页。宝山属于人口损失较少地区，估计嘉道之际人口会略少于宣统年间，故按5 000人计。

[27] 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2885～2886页。

[28] 据民国《镇海县志》，宣统三年镇海人口数为320 702人（民国《镇海县志》，卷6《户赋·户口》，第2册，457页），据吴建华的说法，估计当时人口亦为三十余万。

[29] 参见疫情年表。

[30] 光绪《周庄镇志》，卷6《杂记》，第6本，593页。

[31]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载《历史研究》，1997（1），31页。在这篇文章中，这一认识只是为了说明明清之际华北疫死人口而提出，并未给予具体的说明，在此只能就其结论提出意见。

[32]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清民国时期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曹在文中没有明确的说法，这一数字系吴建华根据曹的论述加以统计而得。参见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28页。

[33] 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1999-06，376～377页。

[34]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35]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7页。

[36]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27页。

[37] 沈梓：《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86页。

[38] 沈梓：《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107页。

[39]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第4本，68页。

[40] 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40a页。

[41] 沈梓：《避寇日记》，卷5，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13页。

[42] 近人徐映璞在谈到杭州的情况时，也把饿死当做第一位的因素，他说：“杭州自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李秀成攻占后，迄今二年又三月矣，兵火交加，粮食乏竭，饿死、疫死、锋刃死者，不知凡几。”（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21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3]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44] 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6～48页。

[45] 濮院镇的入口，笔者未发现明确的记载，据现代人编的《濮院镇志》称，乾隆年间，有人口万余户（参见陈兴蓂主编：《濮院镇志》，369页。上海，上海书店，1996）。以户均五口计，则为五万余口，若按浙江省乾隆中（设为乾隆三十二年）到咸丰末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全省的人口数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424页），则为92 000人，濮院是当时嘉兴府有名的巨镇，镇区人口按十分之一计，则为9 000余人。

[46] 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27页。

[47]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19，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58页。

[48]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53页。

[49] 《太平天国资料》，105页，转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2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50] 杨家骆主编：《大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507、513页。

[51]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52] 参见疫情年表。

[53] 民国《剡源乡志》，卷24《大事记·祥异》，第24本，513页。

[54] 民国《剡源乡志》，卷4《氏族》，第24本，529～530页。

[55] 参见疫情年表松江府部分。

[56]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47、170页。

[57] 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8] 江浙两省各个时段人口增长状况可参见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26页。

[59] 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60] 《金史》，卷17《哀帝纪上》，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1] 参见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载《历史地理》，第12辑，187页。

[62] 花村看行侍者（吴震方）：《谈往》，12b～13a页，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16。

[63] 参见张剑光：《三千年疫情》。

[64] 参见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97～112页。

[65] 参见余新忠：《消闲与御实——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两个侧面》，见《文史论丛二集》，507～517页。

[66] 叶梦珠：《阅世编》，卷1，19页。

[67] 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第2本，326～327页。

[68] 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第2册，682页。

[69]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47～48页。

[70] 参见［美］李中清、王丰：《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实际：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史，1700—2000年》，123～127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0。

[71] 有关明清溺婴现象，目前已有不少的研究，在总结已有成果基础上所做的最新探索可参见常建华：《清代溺婴问题新探》，见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198～219页。

[72] 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载《清史研究》，1996（2）。

[73] Angela Ki Che Leung：“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 Period in China”，in K.F.Kiple ed：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s，pp.358～3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应该指出，以上论述梁在这篇概观性的文章中基本没有展开，实际上，有关饮食水平的认识基本是何炳棣的说法（参见［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99～223页），而有关种痘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在祖国大陆也有人提出（比如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66页。马著出版时间比梁文晚一年，根据笔者推测，他们应是各自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而提出）。不过，这类论点提出容易，要想做深入细密的论证，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则比较困难。

[74]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78～279页。

[75]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104、81页。

[76] 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见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主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172～195页。

[77] 当时提出人口问题的，比如洪亮吉等人，大多是江南人，这些多少表现出了江南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有关情况可参见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

[78] 洪亮吉：《卷施阁文集·甲集》，卷1，见《洪北江全集》，9a页，光绪三年重刊本。

[79] Heren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l.3.3（1975），p.28。

[80]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第2册，534页。

[81] 顾公燮：《丹午笔记》，见苏州博物馆等编：《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187页。

[82] 民国《重辑张堰志》，卷11《祥异》，第2本，410页。

[83] 参见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6本，第3分，1995-09，695～743页。

[84]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载《历史研究》，1997（1），32页。

[85] 有关许思湄当时的状况，参见冯尔康：《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310页。

[86] 许思湄：《秋水轩尺牍》，402页。

[87] 姚廷遴：《历年记》，见《清代日记汇抄》，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