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清和王丰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清代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大大低于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早期西欧妇女的生育率。[70]较低生育率以及当时溺婴风习的盛行[71]，在其他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就预示着人口的低度增长甚至停滞。然而，众所周知，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清前中期一直是公认的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对江南来说，尽管李伯重近年提出，清康熙到道光年间，江南的人口是低速增长，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千分之三左右。[72]这一所谓的低速，与江南原本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就净增长人口来说仍非常可观，一定程度上乃是人口与经济等在增长过程中固有的自然现象。不管怎样，在清代，江南人口除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大幅度下降外，其余时间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由于这一增长不是由于高出生率而导致——相反出生率或实际的抚育率反而有所下降，那么原因无疑就在于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对此，梁其姿曾解释说：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最后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对中国医药的作用，她认为只“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角色”[73]。对近代以前医药作用的评价较低，并不限于梁，似乎是世界史学界的一种普遍的认识。麦克尼尔那本著名的论著，在有关19世纪以前疫病史的叙述中，作者关心的一直是人体与微生物之间所能达成的自然平衡，完全没有注意传统医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说：

在18世纪以前，医学专业对于人口统计所造成的冲击，依旧微不足道。很少人能够付得起相当昂贵的看诊费用；而且就算是某些案例中，医师的照顾果真起到起死回生的疗效，还是有另一些相反的案例，即使最专业的医疗也未能改善疾病的演进过程，或是根本就有碍复原。基于这个原因，在本书前几章里，似乎没有必要提到医疗技术及其沿革。只有进入18世纪后，情况才开始扭转；而且直到大约1850年后，医术以及医疗机构才算得上是对人类存活率及人口成活率，造成大规模的差异。[74]

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医学虽在晚清开始传入江南，但总体上其作用微不足道，而据麦氏的说法，医药对人口统计产生影响是近代西方医学出现以后的事，因此，当时江南医药的影响自然也就可以忽略了。然而，实际上，在清代江南，医疗诊治已不是少数绅富的专利，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而医疗获效案例也远不是个别情况，一些重要的治疗手段至今仍在沿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业已获知，清代江南的瘟疫尽管相对频繁，但造成人口损失率却并不高，而且有下降之势。瘟疫死亡人数较少，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清代温病学的发展以及医疗资源和救疗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而瘟疫死亡人口的减少对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清代江南的医学以及医疗资源的发展对清代人口不断增长的意义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它们与清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等因素一起导致清代咸丰以前人口的持续大规模增长。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在前近代社会中，人口与环境、资源间紧张关系基本是依靠自然因素来调节的，并将这一系统称为旧生态体系。比如，布罗代尔通过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回顾总结说：

综上所述，死亡和活着的机会大致相等，婴儿和妇女死亡率很高。经常吃不饱饭，有时出现饥荒和凶猛的流行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的生态体系。

只是到了18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但是，死亡仍有反扑的可能，如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间的法国，或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三年间突然爆发的这一场危机。这些严重的警告表明，姗姗来迟的生活改善还很不牢固，食物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始终险象丛生，而一旦平衡被打破，生活改善也就成了问题。[75]

而最新的一些人口史研究纷纷指出，中国至少从宋元以来，生育控制就已成为中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江浙地区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76]这说明，在清代江南，调节生态体系已不再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非个人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力，而包括积极的生育控制这样所谓的近代行为。当然，前者的调节仍然存在，甚至仍是主要的。不过问题是，尽管当时存在两种调节方式，但都没有阻止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解当时严重的人口问题。[77]这些充分说明，旧有调节手段的调节功能在减弱。这一点，洪亮吉在18世纪末已敏锐地感觉到，他说：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78]

由于瘟疫的发生频度一般远低于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再加上医药救疗以及人痘接种等因素，瘟疫的调节作用在其中应该不占重要地位。不过瘟疫与水旱战争有所不同，它的发生与人口密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口不断增长可能会导致瘟疫发生频度的增加，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和对外交往也往往相应发展，而这又会增加疫病传播的机会，特别是某些烈性新传染病的传入，则会直接导致瘟疫调节作用的增强，直到人体的自然调适力和医药水平的发展逐步抵消以上危害，才能使其作用重趋减弱。由此可见，尽管从总体上说，清代江南瘟疫对生态体系的调节作用不是十分重要，但它不是一个作用力完全确定的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