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植根于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审美之上的一门艺术形式。它的艺术审美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认知与对自然天地的感悟；其形象则来源于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字，因此，它是最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文化传承的艺术形式之一。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这无疑是对篆刻艺术的形象描述，通过字法、章法以及刀法的完美组合与应用，在印面之上构建出一个形象丰富，意味深远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构成极简，无非深浅、朱白，一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阴阳一般，却在至简中充盈了繁杂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意味极丰，世间所属，自然万物无不包容其中，为自然形象之概述。这一简一繁间的起伏，也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认识与追求，篆刻艺术的美与书法艺术是紧密相关的，同作为文字艺术的分支，两者相辅相成，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字体系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艺术意味。

就艺术风格取法而言，篆刻样式可分为：先秦古玺、汉印、流派印等。值得注意的是，篆刻艺术并不完全等同于印章，篆刻之篆即为字法，虽然受到不同时代的影响，这一字法可能会偏向某一字体，但其基调是不变的。而印章在这一方面则包括甚广，诸多书体皆在其列。可以说印章之名强调的更多的是其实用的范围，而篆刻则划定了其艺术的面貌，两者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混为一体，但却有所不同。

图13-1

印章的起源很早，就出土的实物而言，现藏台湾的“殷商三宝”（图13-1）是现存最早的印章实物，证明了早在商代，印章已被作为权力的象征和交往的凭证广泛使用。至战国时期，印章的使用已极为普遍。因受地域政治影响，战国时期的印章可分为：齐、燕、三晋、楚、秦五大体系。虽然风格面貌多有不同，但都具有行文用字随意，空间安排自由的特点，充满了自由浪漫的精神和空灵质朴的气息。这一时期的印章被统称为古玺。至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印章的名称、材料、规格、形式、文字的使用以及纽制都有了统一的规定与要求。秦代印章印面大多施以界格，布白平和充实、简约质朴而又天真烂漫，特别是秦代私印在兼有规矩的基础上又不被其所束缚，较当时的官印而言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整个秦代印章而言，是先秦古玺由自由不拘走向统一的重要过渡阶段。到了汉代，作为国之重器，印章在两汉四百多年的绵长时间中，不断发展，登上了篆刻艺术的第一座高峰。西汉时期官印制度承袭秦制，将秦代摹印加以发展，形成了以缪篆入印的风尚。西汉官印采用白文无界格的基本形式，其后历经新莽改制，东汉回归，其形制虽有改动，但就其风格而言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沿袭了西汉以来正大庄重、敦厚典雅的艺术风格，而秦汉印也被后人奉为治印之圭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汉印章中，急救一类印章的出现为汉印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遵循两汉时期庄重敦厚的大的风格前提下，不为字形甚至边框材料规格所限制，每有奇气，灵活生动，为后人特别是近代人治印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范例。三国至隋，实际上仍属汉印之列，其印制大多沿袭汉制，但由于战争导致的文化差异与地方性局限，汉印中的磅礴大气已不多见，无论形式亦或是印面处理皆多具奇气。

五代唐宋时期的印章虽已无秦汉之气象，但在某些方面已有所发展，值得品鉴。隋唐官印尺寸明显增大，且多用朱文，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于纸上，由于官印尺寸扩大，为求章法上的匀称整齐，往往采用屈曲盘绕的方法以铺满印面，篆法拙朴，别有风貌，而这一风格一直被后世官印所沿用。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以后私印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文人治印的萌芽。而元代的花押更是取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并获得了极高的成就，特别是楷书、花押、八思巴文以及各种图案的入押为篆刻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元素。同时，自唐宋起，金石学与集古印谱逐渐兴起，保留了大量的实物材料，同时，文人在收集和关注篆刻的同时逐渐开始介入到篆刻的创作当中，并慢慢成为创作的主力。时至元代，出现了能够自书自刻的文人篆刻家，篆刻艺术开始与书法绘画真正结合在了一起，而材料的变革即石材的出现与应用，为文人亲自操刀治印提供了方便，至此，篆刻演变成为一门自觉的文人艺术。文人的介入不仅为篆刻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意识，同时还为篆刻艺术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其艺术性开始真正苏醒，随之催生出了明清时期各流派印的兴盛。篆刻艺术也迎来了继秦汉之后第二个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篆刻艺术繁荣发展，大家林立，相继出现了浙派、皖派、吴派、黟山派等大小数十个篆刻流派，涌现出了诸如文彭、何震、邓石如、丁敬、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篆刻大家。而伴随着文人治印的兴盛与流派印的繁荣，篆刻的艺术性被真正的确立起来，其审美体系与理论体系也被逐渐完善，完成了由实用技艺向艺术创作的完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