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于诗，立于礼”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成于乐”，君子的人格理想在音乐中形成。何谓“乐”呢？荀子解释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42]意思是说，音乐就是使人快乐的东西，君子因在音乐中听到和得到道义而感到快乐，小人因在音乐中获得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而快乐，以道义来控制、节制欲望，既能让人快乐又不至于**。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而忘了道义，就会因感到困惑、引起纷争而得不到快乐。金石丝竹是用来提高道德修养的。音乐推行后，民众就向往道义了，所以音乐是治理人民的工具。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43]《诗经》里的诗歌孔子都能够演奏会唱。《诗经》的分类《风》《雅》《颂》也是根据诗歌演唱的地点及层次而分的，《风》，即《国风》，它是民间的歌曲，《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它是庙堂之上的音乐，《颂》是国家演奏的音乐，它是最雅的音乐。孔子还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44]“乐正”，就是正乐章也，正雅颂之入乐部者也。由此可见，孔子非常重视乐教。
在“兴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孔子把“乐”放在人格修养的最后一个阶段，君子的人格理想在音乐中得以形成。孔子为什么会把“乐”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呢？这与“乐教”的特点、“乐教”的功能以及“乐教”所达到的境界是分不开的。
首先，与诗教和礼教相比，乐教的难度较高，乐教是普通人所无法领会的。孔子所提倡的“乐教”是以古代的雅乐为主，连先秦时好学好古的魏文侯都觉得这种音乐枯燥乏味，难以领会。“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睡”[45]，这是为何？徐复观认为“雅乐是植根于人之性，而把人的感情向上提、向内收，所以它的性格，只能用一个‘静’字作表征；而其形式必归于《乐记》上所说的‘大乐必易’。”[46]静的艺术作用是能把人内心的情感、私欲沉淀下去，从而把自己的善心激发出来，达到美善合一的境界。但是这种艺术作用是普通人所无法领会的，只有在人格的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人的私欲去除，天理显现的时候才能领会，而且雅乐之义，是根植于人的情感中的，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的，如果不知道“仁”，也就无法领会善中之美。
其次，“乐教”有以下几个功能。第一，声音之道与政通，音乐是对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的反映，具有教育感化的作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其次，“乐”与“礼”，是不可分割的，礼乐的本质是“仁”。“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有堰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堰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7]孔子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子游正在通过音乐教育实行复礼之道，通过音乐，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纳入到政权所需要的轨道上来。可见，“礼”与“乐”是不可分割的，《荀子·乐论》云：“乐合同，礼别异”。礼是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强调的是秩序，秩序的实现要靠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的“异”来实现，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体的身份、地位不同，个体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每一个个体知道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整体。“乐合同”是指音乐能把自己的生命以和谐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使人的内心趋向平和、安乐的境界。可见，没有“别异”，就无法建立“合同”，“合同”是建立在“别异”的基础上的。礼乐的本质是“仁”，子路问孔子，什么是成人，子曰：“……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48]“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9]“成人”即“仁人”，“仁人”也就是具有君子人格的人。
最后，“乐”能使人达到尽美尽善的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斯也’。”[50]“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1]荀子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52]叔本华说：“音乐完全独立于其他一切艺术之外。”[53]因为其他艺术都是通过个别的形象来表现意志，是间接地、凭借理念来把意志客体化。而音乐直接表现的是生活的本质。而且音乐比其他艺术产生的效果更强烈、更深入。其他艺术“表示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一定的欢乐，这个或那个抑郁、痛苦、恐怖、快乐、高兴，或心神的宁静”，而音乐“表示欢愉、抑郁、痛苦、惊怖、快乐、高兴、心神宁静等自身。”[54]的确，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来说，音乐更具有抽象性、流动性、不确定性。音乐能把人的情感体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且音乐能使欣赏者进入到审美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们忘记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功利欲求，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物我同一，获得了心灵上的陶醉，从而给人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达到了美善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为什么赞许曾点呢？这是因为曾点之志与其志相同，曾点所勾画出的正是美善合一的境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朱熹认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字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55]徐复观认为，朱熹“是以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亦即是仁的精神状态，来解释曾点在当时所呈现的人生境界”[56]朱熹对“曾点由鼓瑟所呈现出的‘大乐与天下同’的艺术境界”[57]有最深切的审美体验，“此种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可以相融合；”[58]“一个人的精神，沉浸消解于最高艺术境界之中时，也是‘物我合一’‘物我两忘’，可以用‘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这类的话去加以描述。”[59]在这种最高的艺术境界中，艺术和道德是相同的，美和善是合一的。王国维也说：“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光风霁月不足也喻其明，泰山华悦不足以语其高，南溟渤解不足以比起大。”“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60]孔子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审美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美和善、个人和社会、感性和理性合一。
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培养君子人格的过程中，渗透着“人文化成”的思想。“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1]“人文”也就是人类的文采，“文章”“礼义”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观察宇宙、自然之纹饰情状，可以帮助人们掌握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观察人类的纹饰情状，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从而教化天下，促成大治。也就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化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文化成”的过程，“诗”“礼”“乐”都是“人文化成”的一种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虽然“诗教”和“乐教”都是审美教育，可以使人获得审美愉悦、审美快感，提高人的审美能力，让人沉浸在审美的愉悦中，但孔子更看重它的功利意义，在审美超越中，提高自己内在的修养，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成为一个具有君子理想人格的人，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手段体系。诗、礼、乐三者是一种“浑言则同，析言则异”的关系。首先，它们都是“人文化成”的手段，都是修身的内容。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僭越之事时常发生，社会等级秩序混乱。孔子认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人的基本精神“仁”的丧失，只有通过“人文化成”的方式，才能使人成为“仁”人，即君子，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诗、礼、乐都是修身的内容，它们都是思想智慧的结晶，安身立命的实践。三者互为补充，互相制约，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但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礼是核心，诗和乐都会受到礼的制约，都要体现“仁”的精神。其次，诗、礼、乐三者的层次是不同的，孔子依据三者各自的特点，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修身过程。从意志的感发，到礼法制度的学习实践，再到审美的境界，才算是人格的修养的完成。在这种境界中，美和善、个人和社会、感性和理性合一，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