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讨论了关于物质生活，日常经验的细节在第一部中文和英文小说中新的叙事重点，两者都源于社会商业化迅猛发展下的意识形态危机。这一发现将早期限定于传统的“民族”或“文明”里的文学界线转到欧亚大陆早期现代经济发展下的跨文化背景中。揭示小说中两大独立文化里改变物质基础作为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是很有意义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人类文化。无可否认的，在此篇论文中进行的比较还是小范围的，跨文化的对比不应只是一个普通的对比，也不是仅仅是唯一值得关注的问题。“小说的世界是难以数计的。”[31]因此弗朗哥·莫雷蒂指出根据大量内容翔实且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著作，他编辑了一个简洁的标题《小说》——其中与瓦特、麦基恩等相比范围更窄，以欧洲为中心显然要违背“现实主义”的标准，同时它与浪漫主义也不同，论及流派的时候总是不固定的，一种处于动态发展的，使文化多样的。[32]针对绝大部分人对这小说形式的理解，或者就是小说的形式，这些文字通过同瓦特的模型接触解决了什么？不仅是“无以数计”的文本里“典型部分”[33]，也许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按“小说”的标准描写的。此外还需注意到，即便是在特殊的“典型部分”本身的限制下，真实的文学例子比在这里单纯两个文本做对比分析包含更多样化的结构。
然而，尽管文字浅薄，这篇论文还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换句话说，文章对比的目的不是重塑一个绝对的说法，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而是为了开拓一种跨文化的畅想，在这畅想中，我们开始思考，清楚地解释，以及对自己文化范围以外很少深究的相关文本和理论提出质疑。尽管规模很小，这项研究还是分享了莫雷蒂全球项目的目标，成为既定学术研究之外的一项新知识“问题”的路标——正如莫雷蒂恰当地引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解释的那样，这不是事物“真实的”相互联系，而是问题概念上的相互联系，这明确了各种各样的学科间的界限。”[34]如果有任何尝试性的论文能够引起注意，并扩大这种文学研究的视野，笔者通过自己的比较研究同意莫雷蒂对于这样一个“共同的标准”似乎存在于“一种唯物主义观念”中。[35]建立于一个大概念下的文学与社会的终极关系中，这种包罗万象的观点是指向一个潜在的无限多样性的人类经验和畅想的途径。实际上为了在这无限的领域内标注出一个最合适的中心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整个领域齐心协力，而非任何单个人自己的工作。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畅想这样一片福地！
（作者单位：美国塔夫斯大学；译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
[1] 该文译自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6，No.3，2009，作者为华裔学者，美国塔夫斯大学跨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2] Fernando Cabo Aseguinolaza：《死亡，或一张健康的照片？比较主义，欧洲和世界文学》，载《比较文学》，2006，（4）。
[3] 这篇文章中的中文引文均来自《金瓶梅词话》，编辑Mei Jie，四卷集。（香港：梦梅馆，1993）进一步引用文本。对这部小说的早期翻译，见《金瓶梅》：由中国小说《金瓶梅》翻译而来，译者：Clement Egerton，4卷集。（1939；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72）这部小说由David Roy重新翻译。到目前为止只翻了前三卷，包括60回，已经发表了。见《金瓶梅》译者：David Roy，3卷集。（普林斯顿，NJ：普林斯顿大学，1993—2006）除非另有注释，这篇文章均引自David。
[4] 见Ian Watt，《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德森，菲尔丁研究》，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 of California P，1957。
[5] 见Kenneth Pomeranz：《巨大的差异：欧洲，中国，现代世界经济如何形成》，普林斯顿，NJ：普林斯顿大学，2000 及 Andre G.Frank，“再调整：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伯利克：加州大学，1998。
[6] 见Evelyn Rawski：《后期帝国文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见《中华帝国晚期的流行文化》，David Johnson et al.（主编），伯利克：加州大学，1985。
[7] 这些小说详尽的英语研究，见Andrew Plaks，《明代四大奇书：Ssu ta ch'i-shu》，普林斯顿，NJ：普林斯顿大学，1987.这些书中最广泛被使用的英文翻译是《三国演义》，一本历史小说，Moss Roberts译，2卷集（伯利克：加州大学，2004），《水浒传》，Sidney Shapiro译，4卷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西游记》，Anthony C.Yu译，4卷集，芝加哥，IL：芝加哥大学，1977。
[8] 见 Plaks，《明代四大奇书》，55～72页，184～202页，280～303页，361～378页详细讨论了“四大奇书”成书日期和作者的研究，另见上述书中，522～536页这些书目传统繁体和现代再版。
[9] C.T.Hsia，《中国古典小说：批评概述》，166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68。
[10] Patrick Hanan，《小说和戏剧的发展》，见《中国的遗产》，13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
[11] 关于这个词的历史，见Judith Zeitlin，《小说》，见《小说》卷1，《历史，地理和文化》，249～261页，普林斯顿，NJ：普林斯顿大学，2006。
[12] Daniel Defoe：《鲁滨孙漂流记：一个权威的版本，上下文，批评》，第二版，219页，纽约，诺顿，1994。
[13] Charles Lamb给 Walter Wilson的信，1822年12月，引自 Walter Wilson，《丹尼尔·笛福回忆录》，London：Hurst，Chance，and Co.，1830。
[14] Patrick Hanan，《中国小说的一个里程碑》，见Douglas Grant & Millar MaClure（编）：《远东：中国和日本》，329页，多伦多：多伦多大学，1961。
[15] 见 Wolfram Schmidgen，《鲁滨孙漂流记，清单和商品崇拜》，《18世纪研究》2001：19～39页，为研究鲁滨孙的财富和利润与18世纪英国商业崛起的关系。
[16] Nayan Chanda：《预先警告》，载《远东经济评论》，1999（10）。Richard von Glahn：《神话与中国17世纪的货币危机》，载《华尔街日报》。
[17] Craig Clunas：《多余的东西：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地位》，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1991。Timothy Brook：《困惑的快乐：中国明朝的商业和文化》，伯利克：加州大学，1998。
[18]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见黄琳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引自这本书中所有的话都是笔者翻译的。
[19] Georg Lukács：《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见《历史和阶级意识》，Rodney Livingstone译，83页，剑桥，MA：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
[20] Timothy Bewes：《物化》，或《资本主义末期的焦虑》，纽约：Verso，2002.
[21] Michael McKeon：《英文小说的起源 1600—1740》，315页，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7。
[22] Ian Watt：《鲁滨孙漂流记是一个神话》，载《文艺批评：文学批评季刊 1.2》，1951：95～119。
[23] Paul Sweezy：《一个回答》，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伦敦：New Left Book，1976；Immanuel Wallerstein：《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见Timothy Brook & Gregory Blue编：《中国和历史资本主义：汉学谱系》，剑桥：剑桥大学，1999。
[24] 苏菲沃尔普：《Python Robe的礼物：〈金瓶梅〉里的物质循环》，载《哈佛亚洲研究学刊》，2005（12）。
[25] 克雷格·克鲁纳斯：《从小说〈金瓶梅〉中看明代家具》，载《方向》，1992。
[26] 见Katherine Carlitz：《金瓶梅的修辞》，布鲁明顿：印第安大学，1986；Indira Satyendra，《身体的隐喻：金瓶梅词话中的性经济》，载《中国文学：论文，文章，评论》，1993，15。
[27]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摩尔和罗克珊娜之间金钱欲望和情欲的关系，见 Maximillian E.Novak：《丹尼尔·笛福小说中的经济学》，伯克利，洛杉矶，加州大学，1962。
[28] Martinson，《保，秩序和救赎》，319页。
[29] 一个标准的定义《五条准则》可以在Mencius中找到，Book Ⅲ，part I，4.8.，见“Mencius”，Irene Bloom译，引自《中国传统资料》，卷1，第二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0。133页为翻译这一段。
[30] Carlitz：《〈金瓶梅〉的修辞》，141页。
[31] Franco Moretti：《关于小说》，引自《小说》卷1，第一版，p.ix.。
[32] Franco Moretti：《关于小说》，引自《小说》卷1，第一版。
[33] Franco Moretti：《世界文学设想》，载《新左派评论》，2000（1）。
[34] Max Weber：《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1904，引自《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自由出版社，1949，第68页；引自 Moretti，《世界文学设想》，55页。
[35] Franco Moretti：《图表，地图，素材：文学史上的典型》，伦敦&纽约：Verso，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