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国传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价值体系，但《金瓶梅》中对利己主义的冲击绝非中国特有的文化——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等很多的西方作品都在表达对这种物质利己主义的反感。事实上，在世界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笛福的小说中关于物质利己主义的归属问题是个例外。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滨孙漂流记》的叙述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个人的神话。[22]换句话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指出这个“第一本英语小说”表达了从15世纪开始欧洲世界里最异乎寻常的一种文化态度：即出现了“一个以资本不断积累为驱动力的系统”。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沃勒斯坦坦承援引保罗·斯维奇，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23]虽然它的起源可能仍然是不明朗，令人费解的问题，全新的资本主义增长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化中普遍存在，并且渗入到通俗小说。与此同时，《鲁滨孙漂流记》中精心设置的叙述策略呈现了物质利己主义将面临紧迫感，暗示了这部小说资本主义逻辑的明确化仍不稳定，在文化框架内仍有很大的争议。

《鲁滨孙漂流记》关键的叙述策略是采纳物质利己主义，包括挪用亚历克斯·塞尔柯克，一个漂流者依靠自己独自在尔南德斯群岛上幸存下来的真实的故事。这种策略减少了主人公服务于小说意识形态的“自然状态”，因此允许他的物质需求在“必要”或者生存的情况下合理化。然而真实的漂流者亚历克斯·塞尔柯克在1709年被营救的时候，不仅身体羸弱，精神恍惚，甚至几乎忘了如何发声。而在笛福的小说中以他为原型虚构的人物不仅成功地塑造成头脑清醒，身体健康，而且还能很好地维持基本的生存：用凯罗尔·霍利亨·弗林的话来说就是主人公“供养自己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他到无人岛不久之后，起初他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无助的“俘虏（Defoe，71），随后变成统治者，他周围环境的主人，他开始劳作，就像他所说的，两个大农场”——一个家居的围场也被他称为“城堡”，一个花园般的休息地，他“乡村的所在地”（Defoe，110）。

是什么能让克鲁索在一个一个文明创造中——造房子、耕种等等——能够彻底地成功转变。在小说独立的设置下，这些重要技术的突破完全是脱离了现实社会的进程，通过这些呈现了主人公奇异的发明。主人公的物质利己主义，作为这种魔幻叙述的结果，是一种神话为神一样的创造力和奇迹。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取代克鲁索技艺的历史原因不仅仅涉及英国或欧洲的科学传统本身，还牵涉到一个全球性的物质变换网。例如，莉迪亚·H·刘曾证明了小说中一直称之为“陶”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当时在英国很流行的中国瓷器。正如刘所证明的，虽然在18世纪的英国制造业中无法找到能够成功地复制像他们所谓的“正宗的”中国瓷器，笛福小说中的克鲁索尽管没有说它叫什么还是创造了类似的东西。重新命名为“陶器”，瓷器，这种中国技艺的象征，在18世纪的英国拥有很大的商贸市场，被用于刻画克鲁索的形象，证明其无所不能的经纪人，就如刘所暗示的是错综复杂的英国殖民的产物。一个强大的后殖民批评，刘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小说虚构的暗示和《鲁滨孙漂流记》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形式现实主义”的前提是本质上与历史无关的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了文化，文明的自我满足的幻想。

克鲁索孤岛上人类社会缺席的主要功能是，它把主人公物质上的成功当作是通过个人“劳作”创造而来的“自然的”经济，因此所有关于金钱的叙述都没有额外的含义，比如，贪婪、剥削、不平等的社会分配。然而，如在本文一开始讨论的那样，克鲁索的冒险最终伴着财富的积累迎来了圆满的结局，最终神对主人公曾经的荒唐给予了最好的恩典。这种叙述设计暗含了主人公对财富增长的不断追求，或者，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鲁莽，无节制的欲望增长比自然的承认更迅速”。因此，主人公的物质利己主义不仅分裂了传统上贪婪的罪孽，而且称为在彼时英国社会一个新的典范的——勤勉的代名词。

把物质生活描绘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或多或少地包括了资本主义个人的生产和消费，《鲁滨孙漂流记》中把经济的问题同政治权力、社会正义分离开，因此使主人公的物质欲望作为推动个人生存和成功的动力而合法化了。同样地，在我们中文文本叙述中则是把个人经济选择与社会的关系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在这本16世纪中国的小说中，物质生活构成一个巨大的公共领域，小说中大量的人物都在其中相遇，结合，冲突，分崩离析。此外，在《金瓶梅》中人物关系网都围着金钱和商品的流通，这些关系网不仅覆盖在我们所谓的“民间团体”，而且也在整个国家的运作中。据描述，商品和政治的交集范围可归于西门庆与官府的勾结：在小说中的世界里，通过描写一个小小的商人与最有权势的大官蔡京的生日宴会送豪礼勾搭起来——送的礼物最终使主人公拥有高官厚禄。从社会历史角度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西门庆与当权政治中心的勾结是一个用心良苦的文学创作，象征着在早期中国社会中主人公的物质利己主义与商品化的关系。通过这种渗入到经济和政治的描述，个人对金钱财富的强烈愿望变成了一种公共灾难性的恶习。

要了解《金瓶梅》中对于公共生活堕落的焦虑，我们必须对作者特殊的背景作出说明解释：尽管仍未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笔者的意思是他通过了国家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制度，科举考试国家征募官员的，主要考查的是儒家经典。这个制度起源的基本前提是信奉学习这些经典一定能够培养出道德模范，而这道德模范又可以直接成为国家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男人一旦通过考试并取得一官半职——被称为士大夫——这是道德当局评判他们的声誉。然而，从16世纪后期起，这些作为中国政治保护者的士大夫阶层被当时普遍存在的官僚腐败严重破坏了。严嵩（1480—1567），明朝重要权臣，在15世纪中叶权倾朝野，通过贪污和受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是在《金瓶梅》成书时最为声名狼藉的奸臣。在《金瓶梅》中，对官场腐败的关注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士大夫阶层，尽管表面上他们熟知儒学道义，其实都像寡廉鲜耻的西门庆之流。这并非单纯一个政治问题，官僚腐败更暴露了把儒家经典奉为商业化文化的标准是一无用处的，因此也意味着儒家文明的衰败。

在《金瓶梅》中物质生活被描绘成一个混乱腐化无关任何生产活动的生活，被视为政治腐败和社会混乱之源。而《金瓶梅》在其大量的细节处类似于《鲁滨孙漂流记》，流水账式的描述，它很少关注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而这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却倍加重视。事实上，在“第一本英文小说”中关于“劳动”的概念似乎是在外来文学《金瓶梅》的创造之后才凸显其意义。在这中文文本中，并没有把描述对象描绘成由原材料加工和设计而有计划和目的设置出来的有意义的实体；相反，他们大多是格格不入的奢侈品，为了他们极度空虚的愿望残喘着。与此相反的权宜之计是在克鲁索的洞穴里积聚财富，比如，把“短的板”钉成椅子，而在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其中的家具上有极其复杂但毫无用处的细节——在更极端的底端，“云南玛瑙漆磩金钉藤线甸矮矮东坡椅儿”。根据苏菲沃尔普的观察报告，这一系列冗长和过分精确的修饰强调了事实上这个椅子的作用不在于使用而是炫耀。[24]另一方面，就算作为装饰的物件，我们怀疑他们那个时代荒唐的审美。至少必须是这样的，这些著名的绘画要刻在椅子上：正如克雷格·克鲁纳斯指出的，主人公把他们刻上的方式——在对面的墙上——是在当时文人间“一种给习俗打上烙印的庸俗行为。”[25]毫无使用价值，也没有审美或他们所谓的炫耀的意义，这些家什在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了某种混乱，是荒谬的存在，几乎诋毁他们自己及周围的环境。

这并非巧合，在小说中最不自然的事情，比如上面提到的椅子，出现在“学习”西门庆粗浅的借口中，这个半文盲的主角在他给蔡京赠送奢华大礼后获得官职之后开始这项活动。在房里奢华，举世独立的而非简陋低调的家具象征着在西门庆学习之始就渗入了金钱与权力的改变。在叙述的**逐渐揭露了这个巨大的空间，我们遇到一堆随意堆放的名单，通信名片，从各级官员送来的礼物清单。这个结论形象巧妙地揭露了在小说中的世界里造成道德的沦丧，社会秩序的瓦解是因为频繁的物质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