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一向以“色情”小说著称，而《鲁滨孙漂流记》通常被认为是一则在很多层面上与众不同的冒险故事。但下面从第79章摘录的两段并与前后文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关于金钱和价格的细节都揭示同一个问题。首先，从《金瓶梅》引文：

段子铺里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贷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们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叶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人摧去。

现在让我们就下面《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一段话做一个对比：

因此我同意了，给他们订单，让他们出价，他也这么做了；大约过了8个多月，船回来了，他把账单寄给我，他们接受了价格，并于他们在里斯本的商行汇了其中的八分之一33000块。

作为回报，我在他们从里斯本寄来的文件上签署了关于仪器销售的合同，并且把这个寄给我家老头儿，就是他寄给我328000的汇票用于房地产；在这老头儿的有生之年每年给他100莫艾多当做他存储的利息，并且在他百年之后给他的儿子每年50莫艾多作为大农场的租金税。因此我完成了生命中冒险，这是上帝注定事业，是生命的一部分财富，以及这个世界上鲜见的多样性，因此我变得麻木不仁，但是近看才发现这比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欣喜若狂，因为它让我离开了，而且还带着这么多的希望[12]

像上述的账单在小说中比比皆是：《鲁滨孙漂流记》在很长一段时间曾以其作为“航海日记”，及其“书中坚持的意识形态”被人熟知；[13]《金瓶梅》也同样经常以“对金钱和价格的大量细节描写”而被关注。[14]然而这些显著的文学特征显现在这两个文本中时，上面引用的段落对于他们各自主人公的生命都呈现了额外的意义。在引文的第一段描述了《金瓶梅》里的主人公西门庆，在他33岁这年便病入膏肓了，在临终之时交代他的儿子和女婿陈经济。第二段引文则在于说明鲁滨孙·克鲁索重回文明后通过巴西的大农场所取得的巨大利润。尽管他们环境遭遇不同，但两个主人公都显露了对金钱和交易的关心和痴迷——事实上，尽管他们各不相同，但西门庆和鲁滨孙·克鲁索都是在货币经济中实实在在的商人。

至关重要的是，在引文中对货币资产如此仔细地核算竟都源于细小的投资。克鲁索最初购买巴西的大农场只花了“220块”。大约30年后，这项投资带来超过100倍的回报。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甚至更高的回报率。在小说刚开始讲述的时候，西门庆唯一的资产是从父亲那继承而来的小药铺。鉴于这一事实，小说在第18回讲述到，西门庆因他的竞争对手蒋竹山花了300两银子也开了一家药铺而有威胁感，这说明他的原始资产是可比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西门庆的资产在接下来近10年间大约增加了200倍。

鲁滨孙·克鲁索拥有巨大的资产可视作18世纪的英国商业文化的崛起。[15]而在中国则是相反的境况，一般读者可能不太清楚，由于传统的看法，传统的中国看似是永恒的土地文明。然而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从16世纪开始中国已有明显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是大规模货币经济发展的时代，提供数量庞大的外国银两。曾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断言“在1527年至1821年间至少有一半的白银是从美国开采运至中国的。”[16]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和一些大城市，大约在明朝的最后几年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白银和商业的中心。[17]在此商业化的背景下，我们能在16世纪的中国找到像《金瓶梅》这样的文本，其中的角色是笛福想在一个世纪以后的英国塑造的也就不感奇怪了——金钱是“世界上给定的份额。”

然而，比其历史准确性更为重要的是将惊人的金钱意识嵌入到两部小说中。虽然在上述的两个文本中，经济贸易的例子为我们提供叙述功能，提供目标，并分别给予两个主人公完全相反的判决：对克鲁索的是偿还和报酬；对西门庆是惩罚和报应。不仅毫不费力地回收他之前的财产，而且更令人兴奋的是戏剧化地使克鲁索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的好运气就是“上帝的恩赐”，表明上帝的恩典已把他从曾经的荒唐中救赎出来，他违抗父亲的意愿坚持出海，这是在整部小说中尖锐批判他的“原罪”。然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对自己大批的商业投机生意的回忆与其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形成了冷漠的对比。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小说批评家张竹坡曾这样评论“许多账本，总示人以财不中用，死了也不带去也。”[18][许多账簿的目的是向读者展示金钱的无用，因为钱是死不带去的]。因此主人公在总结了自己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和伺待解决的债务后流下了眼泪。在小说中通过描述主人公的妻子、家奴和财富在他死后很快便消散不见来证明西门庆一生的财富积累都是徒劳的，最终的结果直接讽刺了他在临终时泪水涟涟许下的遗愿“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

从两部小说在文本中描述经济活动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中立的，客观的史实或者不合逻辑的细节修饰：与此相反的是，他们依靠揪住人心的紧张局势展开叙述——简言之，紧张的关键在于认为追求财富和功利的个人主义是否是道德上的“好”。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者所命名的“物化”这一完全的历史哲学现象。然而物化这一术语在《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中只出现一次或两次，例如，“物的拟人化和人的物化”，它因卢卡契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马克思主义中心的重新解释后开始受到广泛的批评与关注。卢卡契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物化”这一现象：“它的基础在于人呈现物的特点和与之要求的‘有名无实的客观性’的关系，一种看似严格合理的自治和信奉所有隐藏的基本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

卢卡契关于物化的理论因其“深刻的保守含义”[20]而遭批判，因为他关于社会关系优先冲击经济合理化的是“人”和伦理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一个人没有认识卢卡契的基本设想，他将依旧认为他所观察到的经济的激化是因为社会关系“失去个性”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社会关系仍是传统意义上本质与道德的关系。在溶解相关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的物化需要复杂的个人心理调整和集体的水平。物质环境的改变会刺激这一文化危机，笔者认为这也是构成中英文小说中“第一”个“现实主义”的关键推动力。

另一方面，为反映主人公截然相反的命运，两个文本就我们关心的物化问题也用了完全相反的方式。如果克鲁索最终的救赎和偿还确实像迈克尔·麦克恩的论文那样认为笛福小说的前提是“欲望的回归”，[21]那么西门庆的早逝则表明在《金瓶梅》里推行完全相反的原则，在16世纪末的中国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几乎以经济为导向，以自我欲望为中心的世态，就如笔者所说的“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