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马宁（Ning Ma）/文

黄兰花/译[1]

小说同欧洲后启蒙时代特定的历史、思想、审美意识内在关联，难解难分，故而已获得了“欧洲中心主义嫡亲”文体的美名。[2]因此，通常认为，当适用于非西方传统的研究时，这个术语除了提供这个词外，没多大意义，事实上，只是一个便利地用于散文小说的标签。在小说的跨文化探究中，似乎终极目标在于消除这个流派史实性混乱的范畴。然而，实际上，本文有方法有意义且更为有效地唤起小说的这种概念及其超出了欧洲和北美语料库的历史。在这里，笔者的论点的核心是打算把16世纪中国的名著——《金瓶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3]与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1719）进行一番比较——第一个主要的论文是伊恩·瓦特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题论文《小说的兴起》[4]中的论述——类似地论证了一项开创性的“现实主义”，也因此诞生了一种小说的叙述传统，这种传统源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瓦特的论文中关于小说的社会起源的论点证明跨文化的适用性吸引了很多关注，这个中国的例子同样也回答了瓦特的论点的一些重要方面，在对比了《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描绘，它还是完全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教训。

在我们对这两个文本进行比较之前，首先有必要略述一下概念上作为历史题材的小说的上下文相关的研究。英语单词中“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术语的习惯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它用来指定一个新的描述非英雄人物生活的散文小说，这里普罗大众的个体生活代替了历史的和传统浪漫主义的圣徒传奇。“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进化的过程，正如瓦特那著名的表述，是它的“形式写实主义”。使得瓦特的研究得以真正有意义地呈现得益于他广泛的调查，这些调查深入到小说中资本家，利己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虽然在最新学术方面遭受到大量的批评指责，破坏了目的论的偏见，然而直至今日，瓦特的文章仍为小说的形成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这种研究把审美和物质原因与社会经济结合起来了。

一般而言，从18世纪晚期开始，小说的形式及其社会基础逐渐地传播开来，跨过不列颠群岛渗入到西方世界。先嵌入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础作为铺设的条件，在他介绍大量的20世纪重要的著作风格中，小说一直以迈克尔·麦克科恩提出的“典型的现代风格”示人——这种风格“深深地与现代时期的历史性、现代性本身的历史**织在一起。”如今他编选文集的目的即在说明“大范围内作者从不同的方向来建立一致性的小说流派已成一种历史现象。”麦克科恩的这种见解仍有一个明显存在但未明确阐释的前提是现代性的模式与小说的联系最终是“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崛起”和西方殖民地与后殖民地在过去三个世纪的扩张结果。然而，现代性的单源论认为在这方面现已改变，根据历史知识推断早在1500年到1800年在泛欧亚就已存在“早期现代性”。[5]正如这些研究指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性的原动力，事实上这种现象在非欧洲也有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在16世纪的中国，它有着实质性相似于早期现代欧洲的商业增长，盈利，文学和印刷的传播，社会交流的增多。在伊芙琳·S.罗斯基等学者看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不是简单的定量也定性：它们的存在和自然基础促使我们思考过去传统的对于“传统”的理解或者1911年以前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单元，并重新调查以16世纪为起点的整个中国历史的新时代。[6]

《金瓶梅》正是这个划时代的产物。它最有可能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最后“四大奇书”，按时间顺序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后。[7]虽然对这些书的作者除了名字以外知之甚少，20世纪的学者把其参考书目归于罗贯中（fl.14th C）的《三国演义》，施耐庵或罗贯中的《水浒传》和吴承恩的《西游记》。至于《金瓶梅》，现在的标题页通常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版本的小说——其印刷可以追溯到1617——作者以笔名兰陵笑笑生亦在其列。迄今为止，有许多关于小说作者真实身份的建设性的见解，但专家学者在此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8]

尽管与其他“奇书”一样拥有一套正式的审美特性，但《金瓶梅》仍凭借其独特的主旨脱颖而出：《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莫不取材于帝王，将相，勇士或者佛教圣徒，正如夏志清教授描述的，“《金瓶梅》离开历史和传说来探讨自己创造的世界，主人公是与现实资本主义生活环境中的失去英雄气概和阳刚风范的真实男女。”[9]这个百回章节的叙述文本表面上改写于《水浒传》的一段情节，荒**好色的西门庆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之妻通奸，随后描写到潘下毒毒死丈夫。在《水浒传》中，两个作恶者很快被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武大的兄弟武松杀死。然而，在《金瓶梅》中，他们逃脱了武松致命的复仇又活了好几年。这个不真实的恶棍在原型故事中因其明显的性格特征具体化了，并且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关键。《金瓶梅》的中心故事大部分是原创，以编年史的形式记述了西门庆与他的六个妻子纵情酒色的一生及其众多家奴的日常生活。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巴结权贵，行贿钻研，最终纵欲而死，随后他的家族和财富也树倒猢狲散，很快就消散不见了。

焦点从英雄史诗转入日常生活，《金瓶梅》还以其对主人公生活环境和经历用心良苦的细节描写展示了报告文学的叙述风格。用帕特里克·汉娜的话，即“如果小说的一个定义是用某些方式借详细的史实描绘来表现社会变革或冲突以揭露社会本质，那么《金瓶梅》算是中国的第一部小说。”[10]一直在争辩的像《金瓶梅》这样的中文文本根本上属于一个离散的范畴，特别是他们自己的传统，不应该用西方的标准类型来加以评判。还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关于术语“小说”与“传奇”在英语中是相当的独特，在诸如法语或德语等其他欧洲语言中也无明显对应的。意料之中的在中文里没有这样的区别：小说[small talk]一般指的是散文小说。[11]尽管真正在文化和语言学上有所区别，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所定义的跨文化的共同经济基础，指的是在局部的文学分类法之外更广义的跨文化探究：换句话说，即物质与文化产品的交集。正是这种大的动力促使笔者做关于《金瓶梅》与《鲁滨孙漂流记》的研究。

更具体地说来，笔者对这两部小说的阅读基于瓦特标注的“利己主义”作为《鲁滨孙漂流记》（Watt，61～74）主要讨论中心相反的方向。瓦特的观点含蓄地包含了笛福小说的意识形态的前提——即，鲁滨孙·克鲁索追求财富的“先进性”。然而，这一资本家的信条在《金瓶梅》里遇见了它的对立面，在书中描绘了主人公西门庆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聚敛财富，这是导致社会混乱及其自我毁灭的根本原因。通过此种对比，笔者发现，可以对瓦特的“物质利己主义”重新定义，以此来强调道德和社会的破裂是由经济利己主义的崛起——对于这种破裂在英语小说中首先选择的是小心翼翼地掩饰和改头换面，而在中文里则是不加掩饰地揭露和扭曲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