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事件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的势力，但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党锢事件实际上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宦官固然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与之进行斗争的清流士大夫尽管相比而言较为开明和正直，但大多也是地主出身，许多还是大的门阀士族。即便是为数众多的太学生，也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在剥削普通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当然，在开明君主统治时期，压在农民身上的赋税徭役往往会得到一定的减轻，比如西汉文景时期。一旦朝廷黑暗，皇帝昏庸无能，这些负担往往会加重，人民也会更加困苦，东汉后期正是这样一个时期。

无论外戚还是宦官掌权，他们都会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而盘剥百姓却是唯一的途径。尤其是宦官当权时期，他们虽然生活在禁宫之中，但亲属却往往遍及各地为官。在史书中，这些宦官的亲属几乎无一例外地贪赃枉法、疯狂敛财，甚至于公开掳掠人口、拦路抢劫，百姓被迫流离失所，无法生活。

皇室的开支也十分奢靡。东汉后期，国家财政紧张，加上不断地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国库空虚。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皇室仍然要维持铺张奢华的生活。陈蕃在给桓帝的上书中说，宫中彩女数千，仅每日耗费的衣物、粉黛就无法计算。以至于到汉桓帝、汉灵帝时期，不得不依靠公开卖官鬻爵来获取钱财。灵帝甚至公布官吏价格，2000石俸禄的官职明码标价2000万钱。这2000万要收现钱，也可以先欠着，待做了官之后再加倍偿还。这实际上是将花费变相地加在老百姓的身上，在鼓励官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捞取钱财。百姓身上的负担就是这样层层加码，变得越来越沉重的。

就在这样的困顿之中，东汉后期的自然灾害也接连不断。公元151年（汉桓帝元嘉元年），京师大旱，任城（今山东省微山县）等地颗粒无收，人吃人的现象开始发生。此后在公元155年（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70年（汉灵帝建宁三年）均有人吃人的现象见诸史书。公元153年（汉桓帝永兴元年），全国有32个地方郡、国发生蝗灾，黄河也发生了洪灾，导致数十万户百姓流离失所。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司隶（今河南省洛阳市）、豫州（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南部和安徽省北部等地）两地饿死的百姓达十分之四五，不少甚至整户灭绝。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生计无着，饱受欺压，剩下的就只有奋起反抗这一条路了。东汉后期，史书所记载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遍及各地。起义范围很广，包括今山东、河南、两湖、西南等地。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甚至十几万。坚持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其中规模比较大的起义有：公元109年，张伯路在山东发动的起义，进则转战山东沿海各郡，退则保守东海岛屿，杀死不少压榨百姓的郡守、县令，声势很大。公元111年被镇压，起义坚持了3年。公元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琅邪发动起义，人数达3万余人，活动范围包括青、徐、兖3州。他们破坏当地政权，杀掉地方官吏。公元156年，起义被镇压。这些农民起义虽然被一一镇压，但表达了他们反对黑暗政治、要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同时也说明，东汉朝廷还没有到彻底灭亡的时候。在生活艰难、反抗又不能成功的情况下，人民转而寻求其他的慰藉方式。

东汉后期，疾疫流行，医学却得到了发展，历史上的名医张仲景和华佗都生活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精研医学，撰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的名著之一，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人称为医圣。从此书的内容来看，传统中医学的诊断与治疗理论已经较为完备。这部书后来失传，晋朝人王叔和整理之后形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华佗精于针灸和外科手术，史书上记载，他创造了麻沸散，将病人麻醉之后，再进行外科手术，清除疾患，然后缝合，病人很快就可以痊愈。华佗还创编了五禽戏，模仿动物的形态与姿势来锻炼身体，将它称为古代仙人用以长寿的导引之事。

然而，医术只能短时间地治愈身体的创伤，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这并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广大民众需要能够永久脱离痛苦的方法，宗教恰恰是这么一种方法，至少在精神上能够给人们以慰藉，所以，这一时期，佛教传入，道教创立，它们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随后向四方传播。向北经过大夏、安息，越过葱岭传入到中国的西域地区。西汉武帝时期，为与匈奴作战，汉朝开始联系西域地区的众多小国，这时候有些小国比如龟兹、于阗可能已经开始有佛教传播。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武帝时期将匈奴势力赶出西域，加强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联系，佛教可能在西汉末年就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内地。公元前2年（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就曾通过大月氏王的使者口授而接受了佛经。东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虽然喜欢道家学说，但晚年也还学过“浮屠”（即佛），还将佛陀与老子一起祭祀。还有记载说，汉明帝曾经做梦见到佛陀，然后派人到西域求取佛经，并从西域抄回《四十二章经》这部佛经，实际上是《阿含经》的一个简要抄本，可以看作是佛经的入门书籍。这与当时汉朝初步接触佛经的现状是相符合的。这个传说无法证实，但联系到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也曾经礼佛，可能在汉明帝的时代，佛教已经以一种变化了的、适应汉朝人民生活实际的方式在中国流传开来。

随着东汉朝廷越来越腐败，地方上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去土地、无法生活、反抗又被镇压的民众就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佛教的流传也就越来越广。在宦官为祸最烈的桓灵时期，安息僧人（也有说他是安息王子）安世高和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来到汉朝，并翻译了一部分佛经。安世高所译是小乘佛经，支娄迦谶所译是大乘佛经。此外，还有天竺僧人竺佛朗等也翻译出一些佛经，汉族士人严佛调、孟元士等还曾协助他们翻译佛经。这些外国僧人在汉朝开始传播佛教，不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宣扬人生皆苦，要求人们通过礼佛修成正果，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从而脱离人世间的种种痛苦。这种思想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民众而言，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即便是统治者，也有通过修行超脱俗世的想法，如桓帝和灵帝就有礼佛的行为。

就在外来的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时候，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在东汉后期逐渐形成，它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2个分支并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道教形成之前，道家学说就已经与神仙方术之说并称为黄老学说，其中蕴含了鬼神、阴阳五行等观点，这些都是道教形成的基本思想。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是沛国丰县（今安徽省丰县）人张陵（后称张道陵），他自己创作道书，向民众传道，给百姓治病，接受者只需出五斗米就可以入道，所以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张陵的孙子张鲁据守汉中，以道教的形式来管理民众，组织较为严密，依入道先后设有“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等不同称呼，管理的部众也层层递增。五斗米道在路旁设置义舍，为饥饿的路人供应食物，不收取费用。在五斗米道治下的民众如果犯了轻罪，以修路作为惩罚；犯了重罪，也要原谅3次以后才行刑。张鲁以这样的形式治理巴蜀30余年，颇有成效，直到公元215年（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才被曹操兼并。五斗米道是后来正统天师道的前身。

同时，在今山东地区，琅邪人于吉则创立了太平道，其弟子宫崇在顺帝时将于吉所著《太平清领书》献给朝廷，但没有受到重视，此书在民间流传，也称《太平经》。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大部分已经散佚，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原书的一部分。此书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世界的构成，教导人们通过今生的修行飞升成仙，有别于佛教以今生修来世的思想。使徒众相信，通过这种修行可以消除痛苦。又因为是本土宗教，使用是汉朝民众较为熟悉的鬼神、方术之说，因而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信徒。到钜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人张角担任首领的时候，太平道迅速在黄河与长江流域传播开来。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一边传道，以符水为民众治病，一边秘密地在各地发展教徒。在黄巾起义发动之前，太平道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股极为庞大的势力。全国道徒共有20余万人，分36方，每方数千人到万余人不等，各方都有首领。经过长期的准备，张角决定在公元184年（灵帝中平元年）发动全国性的起义，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不料，在起义之前的一个月，张角派到洛阳去的首领马元义被张角的弟子唐周出卖被杀，迫使张角立刻联系各方，提前发动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梁和张宝分别称“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起义军统一头裹黄巾，迅速席卷长江以北，许多州郡被黄巾军攻克，声势十分浩大。起义军逐渐形成了以张角兄弟为首的冀州黄巾军、以波才为首的颍川黄巾军和以张曼成为首的南阳黄巾军3支主力部队，对东汉首都洛阳形成了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赶紧下令解除党锢，号召各地豪强打击黄巾军，并调动重兵防守洛阳。由于起义仓促，各地黄巾军之间又没有很好地配合，战斗经验也无法同朝廷的正规军相比，而且，在斗争中，领导者张角不幸病逝。这些都给黄巾军的战斗带来了不利。在地主武装的联合打击下，颍川、南阳、冀州3支主力部队先后被击败，黄巾起义失败。此后，各地仍有不少黄巾军在持续斗争，一直持续到汉末。

黄巾起义失败了，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起义者打起了宗教的旗帜，起义前期形成了极大的声势，迅速扩大了道教的影响，推动了道教的传播。其次，起义严重地破坏了东汉朝廷的统治秩序。从首都洛阳到地方州、郡 、县、乡，几乎都感受了黄巾军的威胁，被黄巾军攻克的城邑破坏尤其严重，刺史、郡守被杀，宗室的王国被攻破，豪强地主逃离本土，庄园被毁坏，良田变成无主的荒地，一些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人员得到解放。这使得本来就腐朽破碎的东汉朝廷雪上加霜，更难以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加剧了豪强割据、军阀混战的程度。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朝廷被迫调集各地豪强武装，下令解除党锢，为豪族和地方势力的肆意膨胀提供了机会。像袁绍、曹操、刘备等人的势力都或多或少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与颍川黄巾军作战的过程中，曹操就有了比较突出的表现。之后，公元188年（灵帝中平五年），青州黄巾军发动起义，先后击败北海相孔融、青州刺史焦和、任城相郑遂、兖州刺史刘岱等人，部众发展到百余万，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一支义军，但在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被曹操击败吞并，曹操的实力由此而大增。在朝廷无法对全国实施有效统治、各地豪强武装又大有发展的情况下，秦朝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格局开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