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中期的汉和帝开始，朝廷出现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掌国家权柄的现象。

外戚与宦官擅权并不是东汉独有的现象，东汉之前便已经存在。西汉惠帝时的吕氏、昭宣时的霍氏都是较为突出的外戚。汉元帝以后，外戚王氏逐渐崛起。王莽的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在西汉后几朝基本上都是她临朝听政。而王莽的4位叔伯和他本人先后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执掌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势之下，王莽以无可争议的圣人形象，争取到朝野上下的人心，最终取代汉家天下，建立了新室。有鉴于此，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有意打压外戚势力，限制外戚功臣的封赏与待遇，甚至还明令外戚不得干预朝政，但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到了汉和帝时期，外戚就开始干政了。

宦官擅权在东汉以前较少出现，特别是汉武帝以前基本没有。秦二世时期的赵高虽然也有擅权的表现，但他本人还是丞相，并不是以内侍的身份干政。武帝时期，为了打压丞相的权力，皇帝逐渐开始使用身边的内侍人员，宦官也就开始进入中朝，逐渐接触国家权力。汉元帝时期的石显可说是西汉时期宦官擅权的一个突出例子。但从整个西汉时期来看，这是绝无仅有了。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加强皇权，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内朝，特别是在内朝办公的尚书台更是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宦官夤缘时会，顺势登上了执掌国家权力的舞台。

从汉和帝开始，皇帝继位大多年纪幼小，无法行使国家权力，势必要由太后及其亲属来代为执行，外戚掌握了国家权力。皇帝长大后，无法依靠被外戚掌握的外臣来夺回权力，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除掉外戚，如此宦官便有了擅权的机会。新的皇帝继位后，又要重演外戚擅权、皇帝依靠宦官夺权的一幕。因此，东汉后期的朝廷基本上是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详细情形可参照下表：

续表

外戚与宦官擅权，表明皇权旁落，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又是皇权不断加强造成的。汉武帝时期中朝逐渐形成，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权力开始慢慢向内朝转移，也就是说，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多地向皇权转移。权力过多地集中于皇帝个人身上，这就对皇帝本人的英明与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汉武帝，有足够的权威来执掌手中的权力，皇权就很难旁落到其他人或集团手中。汉武帝时期发生的巫蛊之祸，从一个侧面来说，实际上是皇权与外戚卫氏的一次斗争，最后皇权获胜了。一旦皇帝本人不够英明，或者无法亲自执掌政权（比如年幼继位），国家权力势必就要落入皇权的代理人手中，即落入外戚与宦官手中。

外戚与宦官是依附于皇权之上的毒瘤，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不会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不会关心民众的疾苦。外戚梁氏在顺、冲、质、桓四朝秉政，梁商还刻意保持谦逊，到梁冀掌权，便开始肆意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贡品都要先由梁冀挑选，剩下的次品才留给皇帝。梁冀本就是一个不学无术、喜好游玩的纨绔子弟。为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需求，梁冀与妻子孙寿广占田宅，甚至在一条街的两边各占一半修建园林，互相攀比。园林之中充斥着从各地运来的奇珍异物、飞禽走兽。梁冀还专门修建兔苑，在所养的兔子身上做上标记。有一个西域胡商不知此事，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牵连被杀的有10多人。梁冀还到处掳掠人口数千人，全部用作奴婢，谎称这些人自卖为奴。梁冀被杀之后，统计他的家产，竟然有30万之多，相当于汉朝全年所收租税的一半。

宦官势力也是腐朽之极，他们当政之时，往往大肆安排自己的亲属担任国家官吏。五侯当政时期，单超的弟弟单安为河东太守，侄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为河东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的哥哥具恭为沛县县令，这些人在地方无不暴虐百姓。杨秉任太尉辅政之时，宦官气焰嚣张，其亲属子弟贪赃枉法，民怨沸腾。杨秉上奏弹劾，竟然有50多个刺史、太守被杀或被罢免，可见宦官势力之大。汉灵帝时期，十常侍掌权，连大将军何进都被他们杀掉，宦官为祸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直到袁绍领兵冲入宫中，杀掉宦官2000多人，宦官势力基本被消灭。相对来说，虽然外戚与宦官都是借皇帝的权力谋取私利，但宦官被认为是卑污之人，身份低下，双方发生矛盾时，宦官往往遭到唾弃，而外戚反倒多少可以得到朝廷官僚的支持。

面对东汉后期朝廷如此黑暗的局面，特别是宦官当政时期乌烟瘴气的社会现实，朝野部分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与宦官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人包括当朝的一些官僚士大夫、社会上的一些名士以及东汉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生。

太学生是这些人当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太学是两汉最高的教育机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的学生只有50人。随着儒学的不断普及，太学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汉成帝时期已经扩大到3000人，到王莽的时代又增加到1万人。东汉顺帝时期，太学生的规模达到3万余人，这个规模基本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太学生的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经过系统的学习，达到一定要求和考试合格之后，太学生可以拔擢到官吏队伍当中，因而他们可以说是官僚队伍的来源之一。同时，太学生身处都城洛阳，对国家和朝廷的情况能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不是官吏，但可以向朝廷上书。由于人数众多，太学生也可以形成一股比较有影响的舆论势力。

太学生与一些官僚士大夫和名士都是儒学出身，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都关心国计民生、都反对朝廷之中宦官擅权的现实，这些使得他们能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发出同样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后期，在士人当中兴起了一股“清议”之风。清议的主要内容是品评人物的德行、学业、名望等诸多方面，如当时的名士李膺被评为“天下楷模”，陈蕃被评为“不畏强御”，许慎被评为“五经无双”，王畅被评为“天下俊秀”等。在士人遭到宦官打压之后，士林之中更是互相标榜，如窦武、刘淑、陈蕃被称为“三君”，还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许多称号。此外，由于清议的群体主要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这些人都在京师，因而往往会较多地涉及朝政的议论。东汉后期朝廷被宦官势力把持，因而这种议论又往往以批评、抨击为主。在他们看来，宦官是黑暗势力的代表，是“刑余之人”，是不屑与之为伍之人，在清议之中自然不会得到好的评价，而是成为清议的主要抨击对象。清议在士林之中影响很大，成为士人之间互相联系、针砭时弊的一种手段。

“党人”这种称呼出现在汉桓帝一朝。汉桓帝在当皇帝之前曾就学于甘陵（今河北省清河县）的周福，当了皇帝以后，周福就被擢升为尚书。当时担任河南尹的房植也是甘陵人，名望也很高，因而在民间流传“天下规矩房伯武（即房植），因师获印周仲进（即周福）”的歌谣，导致两家的门人宾客互相讥讽，各树朋党，这就是“党人”一词的开始。与宦官斗争的过程中，太学生与一些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因为共同的目标互相呼应，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被宦官们诬陷为党人，大加陷害，“党锢之祸”便发生了。

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河内（汉朝郡名，包括今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人张成通过占卜发现朝廷会有赦免，于是竟然教子杀人，担任河南尹的李膺把杀人者抓了起来，不料朝廷真的有赦免，李膺一怒之下杀了被捕者。张成本来就以这种占卜之术结交宦官，连皇帝也颇有几分相信。此事一出，张成弟子牢修借机上书诬告李膺等与太学生结为党人，诽谤朝政。桓帝布告天下，下令逮捕李膺、陈寔等200余人。时任太尉的陈蕃为李膺等辩护，也被罢职。公元167年，尚书霍诣、城门校尉窦武再次上表求情，桓帝才将李膺等赦免，但将这些人禁锢在乡里，不得离开。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8年，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共同辅政。他们启用虽被禁锢但名望更高的李膺、杜密等人，密谋除掉宦官，天下士子响应。宦官集团显然也知道了这一情况，双方迅速进入到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当中。宦官曹节、王甫等抢先下手，劫持皇帝、太后，诬陷窦武谋反，双方大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被害，门生、宗族皆受到牵连，或者免官，或者被禁锢。诛除宦官的谋划以失败告终，士林士气大受打击。公元169年（灵帝建宁二年），以张俭为首的“八及”、“八俊”、“八顾”等人被诬告为党人，图谋社稷，遭到抓捕。曹节又株连李膺、杜密等人，这些人都在狱中被害。公元172年（灵帝熹平元年），1000余太学生被捕。公元176年（灵帝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说话，遭到杀害。各州郡奉命将所有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均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事件是朝野清流与黑暗的宦官势力之间的一场正面交锋，尽管这些清流借用了外戚的力量，尽管斗争失败了，但它表明，当社会发展陷入停滞、朝廷陷入腐朽势力手中的时候，知识分子敢于以天下为己任，有责任、有能力挽救时弊、救亡图存。同时，党锢事件还表明，东汉朝廷已经被黑暗势力深深浸透，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东汉的灭亡已经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