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虽然是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治国，但儒学却一直在发展之中。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治国思想，国家官吏的选拔基本也以儒学为标准，这些都使得儒学逐渐普及全国，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东汉时期，在朝廷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推动之下，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建立之初，君臣中许多都有儒学背景。汉光武帝刘秀本人在王莽时期就到长安学习过《尚书》，但不过粗通其义。邓禹13岁就能诵读《诗经》，冯异通晓《左氏春秋》，马援也曾学过《诗经》（齐诗），贾复学《尚书》，朱祐喜好儒学。这些人都位列“云台二十八将”。因此，在东汉朝廷的上层，儒学是能得到普遍认可的，提倡儒学也必然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刘秀本人更是崇信儒学。自西汉晚年以来，谶纬之说逐渐融入儒学之中，成为两汉儒学的一大特征。谶是对将来吉凶祸福的一种预测，纬则是对儒家经书的五行化的神秘解释。王莽建立新室，也曾多次利用谶纬。公元25年，当刘秀据有河北，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一方诸侯之时，部将曾多次劝他称帝，他都没有同意。到5月，他有个名叫强华的同学从关中赶过来，向他进献了一道《赤伏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是说刘秀应该称帝，以继承汉朝的火德。刘秀接到这道符命，当即在鄗城南边设坛准备登基。6月，刘秀诏告天下，自己因为得到了符命，上承天命，所以登基为帝。公元29年，刘秀巡幸鲁地，命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以表示朝廷对儒学的提倡。公元41年，刘秀解释自己治理天下的方针，是用“柔道”，也就是以区别于法家思想的儒学来治国。公元43年，刘秀宣布改立刘庄为皇太子，所下的诏令便是援引《春秋》。公元55年，崇信谶纬的刘秀向天下颁布图谶，实际上也是在变相地推广儒学。

汉明帝刘庄虽然以严法治国著称，但也是一个学习儒学颇有心得的人，他10岁就读了《春秋》，后来又跟随博士桓荣学习《尚书》。《后汉书·儒林传》上记载，汉明帝刚刚即位，便亲临辟雍，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儒生们则手执经卷向汉明帝问难。当时可谓盛况空前，环绕在周围的听众“盖亿万计”，虽然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也显示出当时朝廷对儒学的大力提倡。汉明帝继位以后，还经常和大臣、皇子们讨论儒学，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他同刘秀一样相信谶纬之说，公元65年，看到有日食出现，他还下诏说，根据《春秋》图谶，是因为自己导致灾难，要求臣子们上书指出自己的得失。公元66年，汉明帝设置4姓小侯学，这是在太学之外，特意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4家贵族子弟设立的专门学校，设备较之太学更加完备，因而很快所收的学生就不限于这4家贵族子弟了，甚至连匈奴贵族子弟都申请入学。4姓小侯学的教育就是延请经学名师教导儒学，如张酺，目的就是要让贵族子弟都学习儒学。

汉章帝继承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喜好儒学的特点，他本人又为政宽容，比明帝更重视以儒学治国。他所发布的诏书，在对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等的引用上，明显要多于汉光武帝和汉明帝。不过，汉章帝时期对儒学的提倡，最重要的贡献是以官方的形式来统一儒家的经典和观点。秦朝焚书之后，汉朝儒家经典的传授出现分歧。以汉朝文字写成的称为今文经，以秦朝以前文字写成的是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书写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双方对经文的解释上，其中，今文经注重阐发经文的义理，而古文经则注重挖掘经文本身的含义，因而更重视考据。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更受到朝廷的重视，公孙弘、董仲舒等都是今文经学大师。汉宣帝召集名儒评论五经异同，这就是著名的石渠阁会议。这是首次以皇帝的身份来参与裁决今古文之争，体现了朝廷对儒学的重视。西汉末年，古文经学经过刘歆的解释逐渐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到东汉时期，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已经影响到了儒学的传授和推广。公元79年，汉章帝效法汉宣帝，在洛阳的白虎观召集儒生开会，并亲自主持裁决，试图统一今古文的纷争，并将儒学与谶纬之说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次会议开了几个月才结束，最后由班固汇总撰写成书，这就是《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的主要内容是强调自董仲舒以来儒学所宣扬的“三纲”，将“君为臣纲”置于三纲之首，宣称皇帝是天子，是天命所归，将皇帝与天进行神秘化的联系，目的当然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但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以官方的形式开始统一儒家经典，为儒学的进一步统一奠定了基础。

图17.1 《公羊传》砖。东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以皇帝为首的官方为维护统治的需要，极力宣扬掺杂了谶纬神学的儒学，但自西汉末年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此加以反驳。这些来自民间的学者大多是古文经学家，试图通过反驳谶纬神学，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主要活动在西汉末年，在文学上以辞赋见长，曾刻意效仿司马相如作赋。他为人口吃，但擅长著书，主要著作有《法言》、《太玄》、《方言》等。扬雄一生只喜欢“圣贤之书”，对孔子开创的儒学推崇备至。也正因为如此，他十分反对将谶纬神学套在儒学之上，反对利用谶纬神学，因而一生官卑职小，不得升迁。他要发扬孔孟之道，要求儒学重新回归到孔孟的原始意义上去。但实际上，扬雄本身并不纯粹讲儒学，《太玄》这部书很大程度上就是儒道结合的产物。扬雄还有一个好友名叫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也十分反对谶纬之学。桓谭主张治国要“霸王道杂之”，注意保障民生。在汉光武帝利用图谶加强统治的时候，桓谭数次上疏力谏，最终遭到贬斥。对谶纬神学批判最有力的是古文经学家王充（公元27—97）。王充生活在儒学昌明的东汉前期，虽然家境贫寒，但少年时代就已习文认字，后来还在太学进修，曾跟随著名史学家班彪学习，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功底。他一生仅在地方做过小吏，没有出仕，晚年虽蒙汉章帝特招，仍托病未去。《论衡》一书是王充的代表作，也反映了他主要的学术观点。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大行其道的时候，王充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神论的观点。他否认天地的神秘属性，指出天与地都是自然的，是物质的，不存在什么天命神授、君权神授之说。他反对神化天子的各种传说，如刘邦的母亲感应蛟龙而生刘邦，在王充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社会，敢对这个传说提出异议，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王充还认为各种自然现象，如日食、水灾、旱灾等并没有所谓天命在背后推动，也并不是统治者失德所致，完全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王充从形神关系的角度否认了鬼的存在，认为鬼不过是人在生病、恐惧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因而，生死也是正常现象，人有生必有死，不存在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的人。人间的祸福吉凶，决定因素是人事与时势，却不由鬼神决定。所以，王充主张认识要从实践入手，而不是道听途说，因而古书中的尧、舜、禹、汤等圣人都经过了后人的放大和美化，实际上他们的时代也未必能比汉朝更好。从这里出发，王充否认了儒家一向主张的古胜于今的说法，认为汉朝是从周代发展过来的，要更胜于三代。王充用“疾虚妄”三个字概括了《论衡》的宗旨，表达了他鲜明的反对谶纬神学的立场。

尽管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前期，始终存在着宣扬与反对谶纬神学的两种声音，但这两方面在提倡、宣扬儒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除了官方和民众，支持谶纬神学的大多是今文经学家；而反对的一方则大多是古文经学家。双方在这一点上的争论是否有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争论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为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准备了条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体现出了对这一合流的支持。

官方统一今古文经学的主要表现是熹平石经的刻写。熹平是东汉灵帝的年号，刻写熹平石经主要是在蔡邕的主持下完成的。蔡邕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学者，博学多才，经史、音律、辞赋无所不通，名重当时，得到皇帝和董卓等权臣的赏识。《后汉书》记载，蔡邕曾有一段时间在东观整理书籍。东观是皇家藏书机构，历来在东观任职的都是学问精深的大学者，如马融等都曾在东观从事类似的工作。可能就是在东观工作期间，蔡邕发现儒家典籍流传久远，版本众多，文字错误疏漏之处很多，这必然导致穿凿附会，影响儒学的传授。事实上，这也是不利于提倡儒学的。因此，当蔡邕联合一批学者将这些情况上奏给灵帝，并要求勘定《六经》文字时，立刻得到了批准。这一年是公元175年（熹平四年）。蔡邕亲自执笔将校订之后的《六经》文字书写下来，并命石匠刻写在石头上，摆放在洛阳太学的门外，以供天下士人学子学习。这一套石经因此被称为“熹平石经”。太学是汉代的最高学府，这一做法显然大大推动了儒家典籍的一统化。《后汉书》记载了当时的盛况。石经摆放之初，前来观看和描摹的人所乘的车子每天都有1000多辆，将附近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熹平石经虽然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如今已无法看到全貌，但其文字内容却保存了下来。作为官方的儒家典籍定本，在一段时期内的确起到了规范典籍文字、进一步推动儒学发展的作用。

图17.2 熹平石经。东汉。洛阳博物馆藏

不过，熹平石经毕竟只是在文字上做了一个统一的工作，不可能要求人们对经书有统一的解释和理解，也就是说，在消除杂说并存这一点上收效甚微。今古文经学最主要的区别实际上恰恰是在对经文的解释上，所以，要进一步提倡儒学，就要统一对经文的解释，这一工作主要是由民间学者郑玄完成的。

郑玄是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市）人，年轻时曾做过乡间小吏，但并不喜欢，一有休息时间就跑到学官那里。不喜欢做官是郑玄的特点之一，后来何进、袁隗、袁绍都试图任用郑玄为官，均遭到拒绝。对郑玄而言，学问才是他毕生的追求。他曾给儿子益恩写过一封信，劝儿子努力钻研学问，同时说自己一生不想做官，只想“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1]，也就是想阐述古圣先贤们著述的本意，将汉朝争论不休的各家学说统一起来。“整百家之不齐”可以说十分贴切地描述了郑玄一生的学问经历。在太学学习之后，郑玄跟随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其中前两者是今文经学，《三统历》是历法，《九章算术》则是数学著作。之后，郑玄又跟随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而这些经典却是今文经和古文经都有。从学习经历来看，郑玄不仅今古文经都学，甚至涉猎范围还超出了经学的范畴，开始显现出博学多才的风范。这一特点在今古文经学壁垒分明的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郑玄感觉到在自己的家乡恐怕再难有所进益，只有远赴异乡求学。通过卢植的引荐，郑玄来到关中，进入经学大师马融的门下求教。据《后汉书》记载，马融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博学的“通儒”，门下弟子常有上千人，还曾注释过《论语》、《孝经》、《诗经》、《易经》、《尚书》、《三礼》、《老子》、《淮南子》等一大批书籍，恰是郑玄需要的老师。然而郑玄在马融门下的学习尽管十分刻苦，但起初并不顺利。原来，马融门下弟子本就非常之多，他不可能一一教导，而且马融本人又比较傲慢，难以接近。因此，许多入门较晚的弟子都是由高年弟子辗转传授，少有能够登堂入室的弟子。最初3年，郑玄就是这样学习，并没有见过马融。忽然有一次马融在召集门生讨论学问之时，听说郑玄这个弟子擅长计算，这才召了他前来见面。郑玄趁机向马融请教了许多疑问。问完之后，郑玄便向马融告辞，意欲返回家乡。马郑二人的这次碰面虽然短暂，但郑玄所提的一些疑问显然让马融觉得郑玄已经得到了自己的真传，十分感慨地说道：“郑玄向东返回家乡，我的学问从此以后也就随之传向了东方。”此后，郑玄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家乡研究和传授经学，名声大振，弟子众多，甚至连黄巾军都对他敬畏有加，不敢进犯他的家乡高密。《后汉书》评论说，秦朝焚书之后，汉代对经学的研究“异端纷纭”，学者煞费苦功，却毫无所得。幸好有郑玄汇集众家学说，删除烦琐和错误的内容，刊正遗漏和失误的地方，此后，学习的人才略微知道学习的目标。《后汉书》的这一番评论可以说并不为过。郑玄在经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恰恰是整合了今古文经学，并为儒家经典做了全面的注释，后人将郑玄的注释称作“郑注”。“郑注”面世之后，很快便成为天下人学习的范本。这导致许多流派失传，同时也使得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统一时代，儒学在“郑注”的大旗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倡导和推广。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任皇帝都在或主动或下意识地推动着儒学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汉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作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学说融进儒学之中，形成了新的更适应统治需要、却绝不同于原始儒学的新儒学系统。儒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至此被确定下来，这为后来儒学不断获得提倡奠定了最好的基础。此后，今文经学长期占据官学的地位，古文经学却逐渐在民间学者中普及，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今古文经学的争论越发激烈。两汉之间，古文经学还曾一度翻身，获得官学地位。而谶纬神学在西汉后期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儒学之中，到东汉建立后达到高峰，给儒学披上了越来越神秘的面纱。东汉末年，在官方和民间的努力下，今古文经学之争逐渐销声匿迹。有趣的是，得到官方支持的谶纬神学竟然被黄巾军用为反抗朝廷统治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直接导致魏晋以后的统治者将谶纬之说剥离出儒学，记载谶纬的诸多纬书也基本失传。但不论是利用还是抛弃谶纬，不论儒学显现出今古文经学的分歧，抑或是郑玄对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儒学自始至终都在不断地被提倡和推广。儒家文明在秦汉时代的这些变化显现出了其卓越的发展潜力和强大的自我整合能力，身为大一统文明而具有如此特质，势必会在不断的融汇发展之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使得大一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不断推动新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图17.3 牛郎、织女。东汉。南阳市汉画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