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儒学不断地深入两汉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及儒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在儒学圈中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人（比如，精通某一部甚至几部儒家典籍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能够将某部经书作为家学传承下去，每一代子孙都精通这部经书，这就是累世家学。连续数代人都能利用家学获得较高的文化和政治地位，甚至一直保持公卿的禄位，这就是累世公卿。累世家学和累世公卿相结合，使得这些家族逐渐在整个社会上都获得了比较高的声望，也就逐渐形成了门第（或者叫门阀），士族也就出现了。

对于门第，钱穆先生指出：“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后。”[2]随后，钱穆先生列举出孔家的情况，孔子五世孙孔顺已做了战国时期魏国的相，孔顺之子孔鲋是陈胜的博士，孔鲋的弟弟孔子襄是惠帝时博士，还曾做过长沙王的太傅。子襄的孙子孔安国和孔安国的侄子孔延年都是武帝时的博士，孔安国还做过临淮太守。孔延年之子孔霸，是昭帝时的博士，还曾做太中大夫。孔霸之子孔光经历了汉成帝、汉哀帝和平帝三朝，是当时的名儒，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已经达到了三公的程度。从孔霸到孔子的二十世孙孔昱、孔融，孔家位列九卿或相当于九卿的就有53人，还有7人封侯。虽然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孔家受到了牵连和打击，孔融也因数次触怒曹操被杀，但并不妨碍孔家成为当时的名门之一。

伏氏也是名门之一。经历了始皇帝的焚书，到西汉建立之后，许多典籍都失传了，但有些典籍在民间还有存留，但大多都不完整。济南的伏生就曾将《尚书》藏在墙壁之中。汉朝建立后，伏生寻找所藏的《尚书》，已经散佚了一部分。伏生只能依靠存留的残篇在山东传授《尚书》。到汉文帝时，朝廷搜求《尚书》人才，只找到伏生一人。但此时伏生已经90多岁，无法应诏去长安。汉文帝命晁错前往山东向伏生学习，才使得《尚书》得以流传开来。两汉所传的三家今文尚书都是伏生传下来的。即使是孔安国，也不得不跟随伏生的再传弟子学习《尚书》。伏生九世孙伏湛在光武帝时期位列三公，很得汉光武帝信任。东汉末年，献帝皇后也是伏生的后人。伏家经历两汉400余年，世代传授经学，清净不争，门人弟子众多，对汉朝经学，尤其是《尚书》的传授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东汉时代的桓家也曾一度十分显赫。桓荣是东汉初年的大儒，他的老师是九江郡的朱普，而朱普是伏生的门人，是三家《尚书》中欧阳氏这一支所传。所以，桓荣和他的子孙所学的是《欧阳尚书》。桓氏一门在东汉中前期可谓十分显赫，从汉明帝到汉顺帝，一共有5位皇帝受到过桓氏的教导。桓荣本人在新室灭亡后，携带着经书逃亡到山谷中教授弟子，到东汉建立后才出仕，但已经60余岁，很得汉光武帝刘秀信任，命他教导太子。汉明帝继位后，对桓荣一家待遇更加优厚。桓荣之子桓郁继承了桓家的《尚书》学，并且和桓荣一样做到九卿之一的太常，当时父子二人被并称为“大小太常”。桓郁教授过章、和二帝，所受的恩宠更甚于其父。桓郁本人虽然仅做到太常，但他的弟子杨震、朱宠都做到了太尉这样的三公之位。桓郁之子桓焉继承了桓家之学，因此颇有名声，汉安帝、汉顺帝二人都受过他的教导。汉顺帝继位后，桓焉担任太傅之职，名义上还要高于三公。桓焉之后，桓氏以经学闻名的也代有其人，如桓焉的孙子桓典、桓郁的孙子桓鸾、桓鸾之子桓晔、桓焉的侄孙桓彬，他们虽然再没有做到祖辈们的高位，但仍是一时名士，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认可。

东汉时期，汝南袁氏也是名门之一。袁氏所学是《孟氏易》，为西汉时期的大儒孟喜所传。西汉末年，袁良就已经学到《孟氏易》。东汉初年，袁良将家学传授给孙子袁安，袁氏逐渐开始显露名声。袁安为人庄重方直，从县里的低级官吏开始做起，历任县长、郡守、河南尹、太仆、司空、司徒，在朝中数次与当权的外戚窦宪发生矛盾，据理力争。据《后汉书》记载，袁安的种种作为得到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认可和尊重。袁安之子袁京继承了家学，对《孟氏易》的研究很有造诣，虽然只做到太守，但却是汉朝社会著名的山中高士之一，颇得当时和后世人们的称赞。袁京的弟弟袁敞也得传家学，汉安帝时还做过司空。袁京之子袁汤也以家学闻名，汉桓帝初年就已经做了司空，后来又曾任司徒、太尉。到袁汤之子袁逢的时代，袁家已经是汉代著名的门第之一。据《后汉书》记载，由于袁逢出身于累世做三公高官的袁家，为人又宽厚讲信用，因而是当时的名士之一。汉灵帝时期，袁逢也做到了司空。袁逢的弟弟袁隗比袁逢更早坐到了三公的位置上，又由于当时的中常侍袁赦也是袁家族人，因而内外结交，富贵之极，其他世家都无法与之相比。汉献帝时期，袁隗甚至做到了太傅，名义上还要高于三公。东汉末年出身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均曾割据一方，袁绍甚至还一度雄霸北方，尽管此时二人并不以家学闻名，但袁氏历代的积累却为他们称霸一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后汉书》记载，与袁氏同为东汉名族的还有杨氏。杨氏成为名门的第一人是杨震，他的八世祖是汉高祖刘邦定鼎天下的功臣杨喜，高祖杨敞在昭帝时还做过丞相，但杨家成为名门并不是依靠祖辈的这些积累，而是从杨震的父亲杨宝开始世代学习、传授《欧阳尚书》。杨震的父亲虽然熟习《欧阳尚书》，但他本人学习这部经书的老师却是桓氏的桓郁。由于学问精深，又博览群书，杨震逐渐名声在外，当时有许多儒家学者赞誉杨震为“关西孔子”，说明杨震在儒学上的造诣已经非同凡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50岁之前，杨震并没有出仕做官。50岁的时候，杨震在地方州郡开始了仕途生涯。由于为官清正廉洁，杨震升迁很快，历任刺史、太守、太仆、太常、司徒、太尉。杨震之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几乎与杨震本人有着类似的经历，出仕之前，都精通家学《欧阳尚书》；出仕之后，历任各种官职，最终也都做到了太尉。连续四世都官至三公，而且是在东汉时期地位更高的太尉，杨氏一门可以说在整个东汉时期都处于高位。这种积累当然让杨氏成为名门。到东汉末年，权柄落入曹操手中，杨彪之子杨修因为触怒曹操被杀。曹丕称帝后还曾想请杨彪做太尉，显然有拉拢杨家以巩固曹魏帝位的意思，但被其拒绝。

两汉社会，尤其是东汉时期，形成门阀的并不仅仅只有以上这几家。不过，由于这几家比较典型，因此，从这几家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特点。首要的一点就是家学，并且必须是儒学。只有精通儒学（或某部儒家经典），才能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儒学的大背景下形成别人（或别家）无法企及的优势。

以家学为起点，进而长期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也是特点之一。在以上几家中，尤以桓氏、袁氏和杨氏最为明显，几乎代代都有位至三公的族人，这当然会给人们形成一个高门大户的印象。

他们不仅拥有较高的官阶，而且，这些士族出身的官员往往敢于同东汉时期政治上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他们在朝廷之中发出了不同于专权的宦官和外戚的第三种声音。客观上，这也有利于提高这些门第的影响。和帝继位以后，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兄长窦宪以外戚的身份专权，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在一次触怒太后以后，窦宪意欲北伐匈奴，以军功来赎罪，同时增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但此时威胁汉朝的匈奴已经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北匈奴则与汉朝敌对，却并不能对汉朝形成直接的威胁。身为司徒的袁安上书反对，他指出，匈奴既然不犯汉朝边塞，这种出征除了耗损国力，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当时随同袁安上书的官员在几次上书无果之后都不再反对，而袁安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汉书》记载说，袁安看到天子幼弱，朝中权力被外戚篡夺，每每谈及国事，都十分悲伤。汉殇帝时期，外戚邓氏专权，袁安之子袁敞却不依附邓氏，因而被逼自杀。汉安帝时期，王圣倚仗皇帝乳母的身份十分骄横，身为司徒的杨震上书弹劾。做了太尉以后，杨震还拒绝任用宦官李闰的兄长和皇后兄长阎显的亲信，数次上书反对宦官，因而同时得罪了宦官和外戚。据《后汉书》记载，这些人非常怨恨杨震，但因为他是名儒，不敢加害。外戚梁冀专权时，杨秉称病退仕，直到梁冀被诛灭后才出仕为官。但汉桓帝是依靠宦官诛灭梁冀，因而杨秉再次出仕后，宦官的势力猖獗，他们的亲属遍布朝野，弄得民不聊生。身为太尉的杨秉上书向皇帝奏明这一情况，在得到皇帝首肯之后，将包括刺史、太守在内的50余人一一罢免，天下震动。后来，杨秉还上奏皇帝罢免了宦官侯览，削减了宦官具瑗的封地。可见，在他任太尉期间，政治地位很高。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些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还得益于他们的门人弟子。这一点当然以伏氏最为明显。在以上所举的几个门第中，桓氏和杨氏所传家学都是《欧阳尚书》，追本溯源，都出自伏氏。桓氏也有不少出色弟子。桓荣有弟子丁鸿，汉和帝时任太尉兼卫尉，上书迫使专权的外戚窦宪自杀。桓郁本人不仅给汉章帝、汉和帝传授过经学，而且还有杨震、朱宠这样的学生。杨震可以说开创了杨氏门第。汉顺帝时，桓郁之子桓焉为太傅，而太尉则是桓郁的弟子朱宠，两人共同执掌中朝，桓氏的影响非常之大。桓焉也有弟子黄琼、杨赐，两人均官至太尉。

秦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也给这些门第抬高政治地位、扩大社会影响提供了条件。秦汉时期一般有3种选官方式，即察举、征辟和任子。

两汉的察举是由中央的公卿和地方的州牧、郡守、王国的相定期向朝廷举荐人才，分孝廉（即孝子廉吏）和茂才（即秀才）两种，前者注重考察品行，后者注重考察学识。西汉时期的察举还基本上符合了选才标准，地方举荐的人才往往品行高洁、学识精深。到东汉时期，察举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地方上举荐人才往往更注重的是门第，即出身，而不是品行和才学。这就使得世家出身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官僚队伍中去，自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公卿的禄位。汉章帝时期，大鸿胪韦彪针对当时察举的弊病上书指出：“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3]意思是说，在选用人才的时候，要着重考察才学和品行，而不能纯粹考察出身的门第。可见，当时察举就已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病了。

征辟是指秦汉时期官阶在2000石以上的官员可以自行聘请属吏，有时皇帝也会专门下诏征召一些人才入朝为官。地方太守和中央的九卿都是2000石的官阶，能自行聘任属吏的除了这些人，还包括三公和一些将军。征辟的实行增加了人才选拔的途径和方式，便于国家选用更多的优秀官吏，在实行之初确实也比较注重能力，较少参考门第。但东汉中后期，征辟在实行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门第，往往地方太守聘任的属吏都出身高门大户或地方豪强，甚至有些地方的权力都被这些门第出身的人把持，太守本身反而没有实权。征辟实行的时候，互相请托的现象十分普遍，不是门第出身的人很难获得聘任的机会。比如杨氏的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因为出身名门，又有文名，均是征辟出身。其他名门子弟，也多出身征辟。

任子制是秦汉时期一项特殊的选官制度。一些身份地位较高的官吏往往能够向国家推荐自己的子侄出仕，而且，这种推荐获得的出仕起点比较好，未来的仕途也会比较顺利。如汉昭宣时期的名臣霍光，少年时代就是由哥哥霍去病带到长安推荐为郎，在皇宫之中随侍汉武帝20余年，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因而得以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汉昭帝，在昭宣两朝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手握国家大权。袁氏的袁敞出仕为太子舍人、伏氏的伏湛以博士弟子出身，均是受到父亲的恩泽或推荐，太子舍人是太子亲近官吏，博士弟子通过考试便能入仕为官，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出仕途径。任子制的施行，为高门子弟快速入仕、快速获得提升提供了便捷的途径，长期如此，自然能更好地维护和提高这些人的家族地位。

近乎垄断的文化优势带来政治优势，而累世不断的政治优势无疑又会带来经济上的优势。这些高门大户无一不是大地主，只要政治上不失势，所占土地历代积累，有增无减。除这些著名的门阀以外，即便是那些规模较小的门阀，或者尚未形成门阀的儒学大师，也大多兼有大地主的身份。西汉元、成时期的名臣张禹乃是学《易》、《论语》出身，还曾教授过汉成帝，官至丞相，可说是当时的儒学大宗师。《汉书》上记载，张禹家里购买土地达四百顷，而且都是泾渭之滨的肥沃土地，是上等的良田。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类形成士族的人互相之间还是有交叉的。功臣与外戚的交叉较多，很多人都兼具这两种身份。此外，一旦前4类（儒学出身的门阀、宗室、功臣、外戚）失去政治地位，为了保持经济优势，这些人势必转换成地方豪强。尤为重要的是，在大力提倡儒学的大背景下，宗室、功臣和外戚往往都会或多或少地学习或提倡儒学。如汉宣帝、汉元帝时期的名臣萧望之，本是开国功臣萧何之后，但同时还是当时的儒学大师。王莽不仅是学儒学出身，而且处处以儒学的标准标榜自身，在西汉末年俨然树立了一个儒家圣人的模样。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在王莽时期也曾到长安学习《尚书》。随着这种趋势的加深和儒学的进一步普及，这些不同的人逐渐趋同于同一类人，即士族。

图17.4 “田猎”汉画像石。东汉。河南省南阳市草店汉墓出土。南阳市汉画馆藏

士族的经济几乎独立于国家的管辖之外，是因为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从《后汉书》、《四民月令》等古籍的记载来看，这种田庄几乎是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种职能于一体的小型综合社会。政治上，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士族，是整个田庄的主人。在田庄中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是士族的依附，他们或者是士族的远亲，或者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这些人不受国家的管辖，而直接隶属于士族本身。经济上，田庄之中除了生产粮食以外，还种植各种果蔬，饲养牲畜、鱼类，养蚕取丝制衣，甚至还能对各种农副产品进行更进一步的加工，基本上能满足田庄的各种生活需求。军事上，田庄中的依附人口还具有武装保护田庄的职责，他们实际上是田庄主人的私人武装。从田庄的建设情况来看，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军事堡垒。此外，田庄之中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教育职责，少年儿童在其中都能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当然，教科书仍是儒家经典。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很多割据一方的豪强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田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连串的优势是在儒家文明深入普及和不断传播、在整个社会大力提倡儒学的背景下形成的，并且只要这个背景存在，这些优势就会不断巩固和扩大，也会有更多儒学出身的士族出现。士族的大量出现，必然形成士族与国家的对立，形成割据和分裂的因素。同时，这种不断巩固和扩大的优势还会造成士族（或士族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兼并，这又会导致更具优势的士族出现，实际上又在新的层面上弥合分裂和割据因素。

[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5《张曹郑列传》。

[2]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4页。

[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6《伏侯宋蔡冯赵牟伟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