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建武元年），刘秀在鄗（今河北省高邑）称帝。从这一年到公元57年病逝于洛阳南宫，刘秀一共在位32年。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陆续消灭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和割据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而他在位期间，史称“光武中兴”。这个“中兴”，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刘氏重新夺取天下。

东汉的建立，是经过王莽的新朝之后，刘氏再次接续了汉朝的皇统。《后汉书》记载，刘秀是西汉景帝的后代，是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汉景帝一共有13个儿子封王，其中刘发被封为长沙王，刘秀正是出自刘发这一脉。不过，在长沙王的继承序列当中，刘秀是刘买这一脉，并不是嫡脉，因而只封了舂陵侯，而王位由另一个儿子刘庸继承。刘买这一支从此就在舂陵（今属湖北枣阳）繁衍了下来，五世后就有了刘秀。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刘秀这一支在政治地位上几乎是呈直线下降的趋势，从封侯到太守、都尉、县令，到刘秀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平民。不过，刘秀是刘邦的后代，这一点确实无疑，因此，刘秀建立东汉，也确实是在刘氏失掉天子之位以后，又重新夺取回来的，可以称得上中兴。并且，刘秀本人也有意恢复汉家的天下。公元23年，王莽死后，当时的更始帝刘玄意欲在洛阳建都，命刘秀为司隶校尉，先期前往整修官府。刘秀便按照西汉旧制，设立官署、起草文书等，一切都遵循过去的章程办理。等刘玄来到洛阳时，所带的将领衣衫不整，而刘秀这个司隶校尉所属的官员僚属却衣冠整齐，完全是汉家旧制，当时就有一些老人感慨道：“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汉官威仪。”刘秀的这些作为，表明他有“中兴”之志。

东汉在全国统治秩序的建立也是“中兴”的重要标志。公元25年，刘秀称帝以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农民起义军仍然存在，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有不少。刘秀称帝3个月后，赤眉军攻破长安，以绿林军为基础的更始政权倒台。当年10月，刘秀迁都洛阳。公元27年，赤眉军在遭到大败以后，被迫投降刘秀，农民起义军从此全部覆灭。接下来，刘秀要消灭的是各地的割据政权。公元29年，先后平定梁地的刘永、山东的张步，河西的窦融也归附刘秀。公元30年，庐江的李宪、苏北的董宪也先后被攻破，今山东地区全部落入刘秀之手。公元33年，陇右的隗嚣病死，次年，刘秀平定陇右。公元36年，在巴蜀称帝的公孙述战死，巴蜀平定。同年，勾结匈奴的卢芳看到大势已定，只得逃亡匈奴。至此，刘秀的东汉政权从地理上统一了全国。

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也是刘氏“中兴”的重要方面。西汉末年，皇权被削弱，外戚势力强大，甚至篡夺了刘氏的天下。有鉴于此，刘秀在东汉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针对性地防范外戚参与朝政。如名将马援虽然功劳很大，但由于是外戚，始终没能列入“云台二十八将”之中。郭皇后家由于得到的赏赐十分丰厚，号称“琼厨金穴”，然而却不能干预政事。开国之初的许多功臣同外戚的处理方式类似，在经济上厚加赏赐，但却禁止他们干预政事。此外，对地方诸侯，汉光武帝时期的限制也很多，封地面积大不如西汉，并严令禁止结交宾客。皇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地方的权力向朝廷集中，二是将朝廷的权力向皇帝集中。公元30年，汉光武帝裁撤了400多个县，减少了许多官吏职位，提高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效率。在各郡，负责军事的都尉被撤销，由本郡太守兼领军事权，扩大了郡守的权力。西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刺史，在汉光武帝时期具有了官吏的任免权，逐渐转变成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地方郡县两级制开始向州、郡、县三级制转变。地方行政机构的这些变革，是一个权力逐渐向中央集中的过程。而在朝廷，权力向皇帝集中的主要标志就是尚书台的形成。尚书本是皇帝身边的低级官员，汉武帝时期开始集权于中朝，尚书逐渐受到重用。到汉光武帝的时期，以尚书令为首的尚书台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尚书令的权力等同于西汉初年的丞相，在朝廷之中地位崇高。尚书台之下设立六曹尚书：三公曹主要负责监察地方官；吏曹负责官吏的任免；民曹负责建设；二千石曹负责司法；南、北主客曹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六曹尚书后来发展成隋唐时期的六部尚书。这个时候，三公虽然还存在，但没有什么实权，不过是执行尚书台的决策罢了。皇帝通过尚书台将国家权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

第二，缓解社会弊病。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在不断解决地方割据的同时，首先面对的就是西汉末年以来的两大社会问题：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西汉末年，大量的农民沦为奴婢，既造成阶级矛盾尖锐，同时也使得农业劳动力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王莽建立新朝，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没有成功。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奴婢：公元26年（建武二年）5月，汉光武帝下诏，妻子、儿女有沦为奴婢、想返回到父母家中的，一律不许阻拦，否则按法律治罪。公元30年（建武六年）11月，汉光武帝下诏，将王莽以来的一些因触犯旧法为奴婢的官民一律赦免为平民。公元31年（建武七年）5月，汉光武帝下诏，给那些因饥饿、战乱或被青、徐两州的强盗抓去做奴婢或小妾的百姓以自由之身，去留随意，如有阻拦，一律按照卖人法予以治罪。公元35年（建武十一年）2月，汉光武帝又下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因而杀死奴婢的人不得减免罪行；8月，又下诏，敢烧伤奴婢的人都要治罪，已经受了烧伤的奴婢，要释放为平民；10月，又下诏，取消奴婢因射伤人要被处死弃尸于市的法律。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3月，汉光武帝下诏，陇、蜀两地的百姓如果被卖为奴婢，且到官府诉讼、尚未判决的，一律释放为平民。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12月，将益州自公元32年以来被卖为奴婢的都释放为平民，依托别人为小妾的人也可以自愿离开，阻拦不放的人都要按照公元31年（建武七年）青、徐两州的办法治罪。公元38年（建武十四年）12月，汉光武帝下诏，在益州、凉州两地，凡是自公元32年以来到官府诉讼的奴婢一律释放为平民，并且不用把卖身的钱还给主人。在这13年的时间里，汉光武帝一共发布了9条关于奴婢的诏令，试图以朝廷命令的形式减少奴婢的数量，并且在公元30年（建武六年）平定山东后侧重解决山东地区，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平定巴蜀以后着重解决巴蜀地区的奴婢问题，以获得这两个新归附地区民众的支持。但这些诏令的着眼点并不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禁绝奴婢的出现，重点是善待奴婢，当然也就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提高奴婢的待遇和地位上，这些诏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下一个需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西汉末年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王莽照搬古制，试图推行所谓的井田制，结果证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汉光武帝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出身，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又不得不采取措施打击地方的豪强地主，同他们争夺土地和人口，以增加国家的实力。公元39年，汉光武帝下诏，命各州郡统计核实本地的土地数目、人口多少，作为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这就是度田令。度田令表面上是国家要统计人口田地，实际上却是通过这种统计试图将豪强地主控制的人口和土地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之内，这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后汉书》记载，地方刺史和太守多数并不进行实际核对，反而借此压榨普通民众。面对这种情况，光武帝采取强力手段加以惩处。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9月，以河南尹（京辅太守）张伋为代表的10多个地方太守因为不按实际度田，被抓进监狱处死。然而，这种杀鸡儆猴的手段不但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反而引起地方豪强大族的反抗。这些地方豪强在朝廷征讨的时候解散，一旦朝廷军队离开，立刻聚集起来反抗，其中，以青州、徐州、幽州、冀州4个地方最为突出。刘秀采取镇压、收买、安抚以及将领头之人迁往其他州郡的办法化解了这次危机，从此以后，各地出现一片祥和安定的局面。实际上，如同对奴婢问题的处理一样，度田令仍然不可能解决土地兼并的根本问题，所取得的成效不过是形式上的。

除了这两个最大的问题以外，刘秀还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试图恢复汉朝的国力。公元40年，刘秀就曾说，自己治理天下，是用柔和的方法。在称帝的第2年，即公元26年，刘秀下诏命群臣讨论减轻刑罚的办法；公元29年和公元31年，两次下诏释放囚犯；公元30年，下诏将税收由1/10改成1/30，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赋税负担；公元31年，下诏裁撤地方军中的轻车兵、骑兵、步兵和水兵，让这些士兵复员从事农业生产；公元50年，下诏限制陵墓的规模；公元56年，下诏免除当年的田租。这些措施从多方面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一定作用，是与民休息政策的体现。

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缓解，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表明汉光武帝刘秀是有意愿想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弊病，以挽救汉朝的颓势。尽管成效并不大，但也是“中兴”之举，为东汉初年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继汉光武帝之后的汉明帝和汉章帝统治时期，是东汉的强盛时期，历来为史家所称颂。明章时期的强盛，既得益于光武帝时期的积累，也与明章二帝的治国有方分不开。

首先，明章二帝都重视吏治。汉明帝延续了汉光武帝刻意打压外戚宗室的政策。公元59年，外戚窦林因贪赃枉法被抓进监狱处死，大司空窦融因为管教不严受到明帝的责备，被迫辞官。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都是汉明帝的弟弟，但在汉明帝期间都因犯罪自杀。公元57年，汉明帝刚刚登上帝位，就在12月的时候下诏，鉴于在官吏的选拔上“选举不实”，很多人通过高官推荐，不能做到量才任用，要求任用官吏必须把握好“均平”的原则，选贤任能。公元66年，又下诏要求每年都要对地方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无论是否优异，都要上报。汉章帝时期也比较注意吏治的问题，要求对地方官吏的任用要慎重，要求地方官吏务必要注意劝导农业生产。但与汉明帝相比，汉章帝对外戚限制不严。公元78年，汉章帝立窦氏为皇后，从此对窦氏外戚较为放纵，尤其是窦皇后的兄弟窦宪、窦笃更是嚣张跋扈，皇子、公主以及阴氏、马氏外戚都十分忌惮。窦宪甚至以低价强行购买沁水公主的园田，沁水公主畏惧窦氏权势，不敢声张。直到汉章帝发觉加以责备，窦宪才将园田还给沁水公主，但始终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汉章帝的这种放纵行为是汉和帝时期窦氏外戚专权的直接原因。

其次，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公元57年，汉明帝刚即位，就在9月份下诏免收陇西的租税；公元66年，汉明帝下诏，命地方郡国将公田依据不同的等差分给贫苦民众进行耕种；公元70年，汉明帝亲自耕种，以劝导农桑。西汉后期，黄河、汴渠决口，一直拖延未修。汉明帝时启用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疏通了汴渠，治理了黄河，使得兖州、豫州、幽州、冀州等几个州都受到了这次治理黄河的好处。公元70年，汴渠修缮以后，汉明帝下诏将临近渠水方便灌溉的农田分给贫民耕种，不让豪强大户独占。汉章帝时期，也有数次下诏将公田、荒田、肥田等分给民众进行耕种，缺少农具的还可以向官府借贷。公元76年，汉章帝下诏要求各州郡务必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贫困民众可以向官府贷款。同时，流落外地的农民想回家的，由官府进行救济，回家途中住宿由官府负责。公元85年，汉章帝还下诏，鼓励人口增长，家中生了孩子，就可以免除赋税，人丁税也免收3年。怀孕的则由朝廷进行赏赐，免除孕妇丈夫的赋税。这种种措施，使得东汉的农业生产得到稳步发展，国力持续恢复。从汉光武帝到汉章帝时期持续坚持的与民休息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后汉书》记载，汉明帝在位的永平年间，天下安定，徭役很少，牛羊遍野，百姓富裕。又记载，从汉光武帝时期，一直到汉章帝时期的永元年间，国家稳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国家的编户也逐渐增加。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匈奴和西域的关系。匈奴一直是中原王朝北面的严重威胁，汉武帝时期虽然极大地削弱了匈奴，但并不能禁绝他们对内地的袭扰。王莽改变自汉武帝晚年以来的和亲政策，对匈奴大加贬抑，加上中原战乱不断，匈奴连年侵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目标首先是消除各地的割据势力，对匈奴采取的是消极的防御政策，北方边郡的居民大多都迁徙到内地，以躲避匈奴的抢掠。但在公元48年，匈奴内部发生单于之位的争夺，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在汉朝的支持下，于公元49年击败北匈奴。公元50年，南匈奴表示愿意归附，汉光武帝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将南匈奴先后安置在云中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和西河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西北），边郡逐渐安定下来，以前迁徙到内地的边郡民众纷纷返回，汉匈杂居，社会生产得到了发展。北匈奴在分裂之后，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曾在汉光武帝、汉明帝时期派遣使者要求和亲，但没能成功。公元73年，汉明帝派遣窦固等人领兵出击北匈奴，击败驻守天山的匈奴呼衍王部。其后，北匈奴内部矛盾重重，不断有部众南下归附汉朝。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窦宪率兵与南匈奴联合进攻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才刻石记功返回。匈奴从此土崩瓦解，再难对内地形成威胁。

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与对匈奴的战争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汉末年，由于汉朝自身社会问题严重，再加上王莽时期与匈奴关系恶化，匈奴趁机侵入西域，汉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东汉建立以后，西域诸国曾在公元45年派遣使者到汉朝，希望汉朝派遣都护到西域进行管理，汉光武帝刘秀没有答应，致使西域完全落入匈奴的统治之下。公元73年，窦固等人击破匈奴呼衍王之后，占据了西域的东部门户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并设置宜禾都尉进行驻守，为班超经营西域打通了道路。

班超生在一个史家辈出的家庭。他的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都是著名历史学家，都参与了《汉书》的撰写。班超本人当然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曾以抄书维持家里的生计。明帝时期，班超还短暂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他的父亲、哥哥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但班超的兴趣却不在撰史上，他曾投笔感慨道：“大丈夫应该效法前汉的张骞、傅介子到陌生地方去建功立业，以博取封侯的赏赐，不应该把光阴浪费在笔墨之间！”后来，看相的人说，班超会在万里之外封侯。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出击匈奴，在伊吾和蒲类海（今巴里坤湖）的战役中表现出色，受到窦固赏识，因此受命出使西域。班超出使西域，肩负着联络西域各国归附汉朝的任务，但仅有36人随行。西域诸国因国力弱小，在汉朝和匈奴之间徘徊不定。然而，匈奴对西域采用的是掠夺的方针，汉朝表示仅需归附，并不征收重税，因而西域各国虽然态度犹豫，但还是心向汉朝的。班超出使首先到达的是鄯善国，鄯善王对待班超由热情接待忽然转向冷淡，引起班超的怀疑。班超查知匈奴使者也来到鄯善后，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杀掉了匈奴使者，鄯善震动，从此归附汉朝。班超采用类似的方法，并征调已归附的各国兵马，到公元87年，将西域南道诸国纳入汉朝的管辖之下；到公元94年，又打通了西域北道，整个西域有50多个国家归附汉朝。公元95年，汉和帝因班超经营西域有功，封为定远侯。公元97年，班超命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虽然最后仅仅达到波斯湾，没有真正出使到罗马，但这次出使开阔了汉朝的视野，是一次国际交往的有益尝试。公元102年，班超回到洛阳，很快就去世了，享年71岁。班超之后，西域由于继任者经营不善，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123年，班超之子班勇奉安帝之命，继续经营西域，打击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

在西汉张骞首通西域以后，班超父子对西域的经营，巩固了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成果，加强了汉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对明章二帝治理汉朝有着极好的辅翼作用，与明章二帝对内的治理相得益彰，加强了东汉初年的强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