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莽的发迹

王莽，字巨君。王莽父王曼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弟弟，很早就去世了。王莽少时，王家的一群堂兄弟们都是将军、五侯之子，他们地位崇高，生活奢靡，整日以声色车马逸乐交游相倾轧。相形之下，王莽则显得孤弱贫寒。与堂兄弟们截然不同，他则养成了屈身下人、恭敬节俭的好品行。他曾随沛郡陈参读《礼经》，勤勉向学，力求广博，穿衣用度，都按儒生标准，结交有才能品德的朋友。王莽在家，则尽力侍奉母亲和寡嫂，赡养孤弱的侄儿；在大家庭里，侍奉诸位叔父，行为十分的整饬和完善，连细节都合乎礼的精神。担任大将军的大伯父王凤病重期间，王莽在旁看护，亲自尝药，顾不上沐浴洗脸，整日蓬头垢面，几个月未解衣带。王凤临终前，请求太后和汉成帝，任命王莽为黄门郎，升任射声校尉。

王莽的为人着实感动了许多人，叔父王商曾上书，愿意分出自己的户邑来封王莽，许多名士，也都纷纷替王莽讲话，汉成帝也认同王莽的贤德。公元前16年（成帝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地在南阳郡新野县的都乡（在今河南省新野县境内），1500户，并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慎整饬。王莽的爵位日渐尊贵，却更加谦逊，车马衣裘，都散给了宾客，家无所余。他接纳并资助名士，结交将相卿大夫，人数众多。在位的不断推荐他，不在位的则讲他的好话，一时间声誉隆起，超过了他的几位叔父。

王莽还敢为激切之行，而且处之泰然，从不惭愧。他的哥哥王永曾任诸曹，早年去世，有个儿子名叫王光。王莽让王光到博士门下就学，自己从宫中回家休假，便整饬车骑，带着羊酒，慰劳王光的老师，遍及王光的同学，引得诸生都来观看，长老也为之感叹。王光比王莽的长子王宇年小，王莽让他们同一天娶妻，宾客满堂，一会儿，一人说太夫人有某病痛，当饮某药，到客人散席，王莽几次起身，表示敬意。王莽自己曾经买个侍妾，兄弟间有人听说了，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侍妾适合生子，特地为他买来。”即日便把侍妾送给子元。古代史家把王莽的这类举动说成是“匿情求名”，指出了他的虚伪；不过，却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他的政治和礼教的素养。

王太后的姐姐有个儿子叫淳于长，位列九卿，王莽暗中查到他私通寡居的汉成帝废皇后许氏的姐姐，替许氏求复为婕妤等密谋。王莽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上告皇太后和皇帝，汉成帝下诏诛灭淳于长。王根于是推荐王莽继任大司马，这一年是公元前8年（绥和元年），王莽38岁。

王莽继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四位叔父之后任大司马，掌握朝政，聘任众多贤良担任掾史，得到的赏赐都给士人分享，自己却越来越俭省。他的母亲病重，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王莽夫人前来迎接，其衣服短小，蔽膝是用粗布做的。看到的人还以为是家里使唤的佣人，问了才知道是夫人，都吃了一惊。

汉哀帝即位后，王莽上书请求退休，汉哀帝挽留，这才又继续工作。董宏提议汉哀帝生母丁氏上尊号，王莽与大臣师丹弹劾董宏误朝不道。几天后，在未央宫设置酒宴，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安排在太皇太后座位旁，王莽责问内者令：“定陶太后是藩妾，凭什么可以和最尊贵的太后并坐！”下令撤去，另外设座。傅太后听说后，大怒，不肯出席，内心深深地怨恨王莽。王莽得知后，便上书请求退休，汉哀帝赏赐王莽黄金500斤，安车驷马，加封黄邮聚（在南阳棘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南）350户，让他回到封地。两年后，傅太后和丁氏都上了尊号，丞相朱博建议免王莽为庶人。汉哀帝看在太皇太后的面上未听。

王莽回到封地，闭门不出，次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严厉责令其自杀。三年之中，官吏上书替王莽喊冤的数以百计。公元前2年（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在对策中赞颂王莽的功德，汉哀帝便征召王莽。

王莽回到京城一年多，汉哀帝去世，傅太后和丁氏先已去世，太皇太后当天就赶到未央宫收取皇帝玺绶，并派使者快马召王莽，并下诏尚书、各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都归属王莽统辖。王莽迫使大司马董贤自杀，太皇太后要求公卿大臣推举可任大司马的人选，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都推举王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则相互推举。太后任命王莽为大司马，并一起商议立嗣。太后信任王舜，王莽便请求太后派王舜迎立中山王奉成帝后，即汉平帝。皇帝9岁，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王莽请求太皇太后，废汉成帝赵皇后、汉哀帝傅皇后，迫令自杀。王莽知道太皇太后素来敬重大司徒孔光，便任命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凡有奏请，都命甄邯带给孔光，然后由孔光上奏太皇太后。这样，王莽对不喜欢的汉哀帝外戚及大臣都予致罪。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因相互推举而被免职。丁、傅两家及董贤的亲属都被免职，并被迁徙到远方。红阳侯王立是太后的亲弟弟，王莽害怕这位叔父向太后进言，妨碍施政，便通过孔光奏称王立曾接受淳于长贿赂、替淳于长说话、耽误朝政。王莽又请求太后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以致舆论以为吕氏、少帝复出，天下疑惑，根据这些罪名，王莽请求把王立遣返封地。太后开始不听。王莽便直接对太后说：“如今汉家衰弱，几代人都没有后嗣，太后独代幼主统理政务，实可畏惧，勉励以公正引导天下尚恐不从，如今还以私恩违背大臣建议，那样群下就会倾斜，乱从此起。可以先遣就国，待形势稳定了再征召回来。”太后不得已，把王立遣返封地。王莽的做法被后世史家称为“挟持上下”。从此，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成为王莽的政治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王舜、王邑成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委爪牙。甄丰的儿子寻、刘歆的儿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则以才能得幸于王莽。传统史家称王莽颜色凛厉而言语方正，欲有所为，便在风采间微现出来，党羽便承其旨意上奏太后，而王莽则稽首涕泣，坚决推让，用这种办法上迷惑太后，下欺骗百姓。

公元5年（元始五年），皇帝去世，年14，谥为平帝。此时，汉元帝已没有后代了，汉宣帝曾孙为王的还有5人，列侯48人，都与汉哀帝、汉平帝同辈。王莽嫌他们年纪大，便说：“兄弟不能为继嗣。”于是，王莽便选汉宣帝玄孙中最年幼的广戚侯子刘婴，年仅2岁，借口卜人相面最吉利，作为汉成帝的继嗣。这时，王莽的禅让活动便正式开场了。

二、《自本》·符谶·禅让

王莽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要夺取汉朝政权的？历史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为了夺取汉朝政权，建立王氏自己的天下，王莽费尽了心机。

王莽曾发布一个叫作《自本》的材料，历数自己家世的来历，内容是这样的：

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1]

王莽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追溯自家的来历呢？这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迎合大众心理。

根据《自本》，王莽的王家，来自战国时齐国的田氏，齐国的田氏又来自春秋时的陈国，而陈国始祖胡公妫满又是虞舜的后裔，虞舜则来自黄帝。这样，王氏、田氏、陈氏、妫氏、姚氏就成了一家人。这固然是王莽要扩大宗族基础的需要，其实，还有更深的考虑在其中。王莽自己早就揭露了谜底。

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王莽当上新朝皇帝之后，向群臣宣布：“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2]“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尧），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3]原来，是为了利用唐尧禅位给虞舜的故事，为王莽接受汉朝的禅让制造舆论啊。

其实，还不止于此。齐国田氏也接受了姜姓的禅让；再往远说，王莽的始祖黄帝，据说也是接受了炎帝的禅让。这样，从炎帝、唐尧，直到刘汉，就成了世有传国之象的王朝了。为了使这一传说更具有历史必然性，王莽又与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联系起来，他利用炎帝火德，尧也是火德的观念，宣称：汉朝“赤德气尽……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4]，等等。至此，王莽制作《自本》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王莽夺取汉朝政权的另一个办法是利用符瑞和谶书。

王莽曾暗示益州长官，让塞外蛮夷进献白雉。公元1年（平帝元始元年）正月，王莽请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借白雉之瑞，称赞王莽功德，与周成王一样，可见是千载同符，由此证明王莽功比周公，有定国安汉之大功，应该赐号“安汉公”。甄邯建议太后下诏。王莽谦让再三。太后以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东）、新息（今河南省息县）二县户28000益封王莽，功如萧相国，任太傅，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后来又加尊号“宰衡”，意思是德比商朝名相伊尹（阿衡）和周朝的周公（太宰），加九锡，人臣已极，再往前就迈向夺取最高统治权了。

公元5年（元始五年）12月，汉平帝去世，王莽选定汉宣帝曾孙广戚侯显的儿子、2岁的刘婴入继大统，自己则加紧了取代汉朝的步伐。

当月，前辉光谢嚣奏称，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县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上面有红色字迹，其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使群公上报太后，太后说：“这是欺骗天下的，不可施行！”后在大臣劝说下才勉强同意，下诏，以皇帝年幼为由，令安汉公王莽居摄践祚，祭祀祝词用“假皇帝”，臣民称之为“摄皇帝”，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次年改元曰“居摄”。这样，王莽就摄行皇帝之事了。

公元6年（居摄元年）3月，立汉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婴。

4月，刘崇、张绍起事，反抗王莽。太后听说后，说：“人心相差不远，我虽妇人，也知道王莽必因此而自危。”但群臣借机说王莽权力太轻，应该更加尊重。5月，太后下诏，许王莽朝见太后时称“假皇帝”。

公元8年（居摄三年），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保属臧鸿奏符瑞。刘京报告临淄发现新井，扈云说巴郡出石牛，臧鸿说扶风见雍石，王莽一概迎受。王莽此举，表示朝着真皇帝迈进了一步。

广汉梓潼县（今四川省梓潼县）人哀章在长安求学，旧时史家说他素来无行，好为大言，此时见王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一个上署“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上署“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邦即刘邦。书的内容是说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都列有王莽大臣8人姓名，此外还有什么王兴、王盛，取的都是吉祥而好听的名字，哀章还把自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总共11人，而且写着官爵，这些人是王莽的辅佐。哀章听说新井、石牛的事情后，当天黄昏，便穿着黄色衣服，持匮来到高庙，交给仆射。仆射上报王莽。戊辰，也就是王莽因新井、石牛上书太后的第五天，王莽至高庙郑重拜受金匮神禅。然后带上王冠，拜谒太后，回坐未央宫前殿，下书称：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建丑），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旙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6]

王莽要建立新朝，一定要让太后改换汉家称号，这时，他的疏属王谏上书：“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7]王莽随即乘车驾到东宫，亲自把上书给太后看，太后说：“此言是也！”显然是气话。没想到王莽却说：“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8]正在这时，冠军张永献符命铜璧，上有文字：“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下诏赞同，太后无奈，只得听许。于是，王莽下令王谏饮鸩而死，封张永为贡符子。

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正月朔，王莽率领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王莽策命孺子说：

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呜呼！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

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今山东省平原县周围），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9]

意思是说，婴的祖上汉高祖，得到上天保佑，所以才享受了12代，210年统治，但历数却已到了我的身上，所以，叫作天命无常。王莽封婴为定安公，方圆百里，拥有邑户万家。婴作为新朝的客人，保有汉朝原来的正朔、服色、祠堂，祭祀自己的列祖列宗。汉平帝皇后即王莽的女儿，成为定安公国的太后。

宣读策书已毕，王莽亲执孺子婴之手，唏嘘流涕，说：“当年周公摄位，最后把君位交还给成王，如今我被皇天威命所迫，不能如意啊！”哀叹良久。中傅带孺子下殿，向北称臣，百僚陪着，莫不感动。

接着，王莽就大封功臣，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封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四人称“四辅”，位上公。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三人称“三公”。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四人为“四将”。总共11公。其中王兴，本是城门令史，王盛是卖饼的，王莽按照符命上所说的，找到10余个同姓名的，两人容貌与卜者所说相近，就直接从布衣升任为公，以示神的灵验。这一天，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一共数百人。汉朝宗亲刘氏担任郡守的，都改为谏大夫。禅让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王莽改明光宫为定安馆，让自己的女儿定安太后居住；把过去的大鸿胪府作为定安公府邸，由门卫使者看管，告诉乳母不得与定安公说话，令定安公刘婴生活在四壁中，不得有所见，后来长大了，竟然不识六畜。王莽又把孙女，即死去的儿子王宇的女儿，嫁给定安公为妻。

当初，刘邦进入咸阳，后又回到霸上，秦王子婴投降，奉上始皇帝玺。灭项羽后，刘邦即天子位，即佩戴此玺。以后一直代代传授，号称“汉传国玺”。因为孺子婴未立为皇帝，玺一直藏在长乐宫，由王太后保存。王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给。王莽派王舜来要，太后骂道：“你们父子宗族蒙汉家之力，才富贵累世，既没有什么报答，受人托孤，便乘机夺取其国，不再顾念恩义。这样做人，连猪狗都不如，天下还能容得下你们兄弟吗？你自以金匮符命当上了新朝皇帝，又是变更正朔服制，那就应该自己另做玺，以传万世呀，还要此亡国不祥之玺干什么呢？我一汉家老寡妇，早晚要死的，想与此玺一起埋葬都不可得！”

太后边哭边说，左右垂涕，王舜也悲泣不已，良久，才抬头对太后说：“臣等已无话可说了，莽一定要得到这个传国玺，太后难道还能不给吗？”太后听到王舜话已说到如此，怕王莽威胁，便拿出汉传国玺，扔到地上，说：“我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兄弟却是要灭族的！”

新室取代汉朝，为王莽施展政治抱负开辟了新的纪元，也为他的身败名裂打开了一条通道。不过，站在2000年后的今天，反观历史，我们发现，王莽的禅让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此后1000多年，直到北宋建立，历朝历代都沿袭了王莽的做法，连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如所谓“五胡”、辽、金等，也不例外，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模仿王莽的做法，甚至在意识形态上还直接沿着汉朝火德、新朝（曹魏）土德的顺序排列下去，由此可见王莽禅让在历史文化上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及其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政治智慧。

三、改制

西汉后期，社会问题严峻。一个是土地问题。土地兼并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正如董仲舒所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10]由于失去土地，许多农民失业，成为流民，造成社会的动**。另一个是奴婢问题。汉朝存在大量的奴隶，其中有的在官府，有的在贵族、地主、官僚、商人家里，不论如何，都是家内奴隶，即所谓奴婢。此外还有私人铸钱盛行，商人垄断市场等现象。这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社会进步的严重阻碍。汉朝后期，皇权危机，外戚势盛，不但没有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而且由于统治阶层规模庞大，奢侈糜烂，反过来又大大加重了社会的负担。王莽在此时登上最高政治舞台，他的合法性多多少少与汉朝没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有关。看来，新室要想坐稳江山，就应该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它的合法性。当然，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新室的统治者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吗？能拿出有效的办法吗？

王莽虽位居九五，但骨子里还有一介书生的天真和稚气；他执着于经典，热衷于理想；他要用自己的热情和古来圣贤的教导解决社会的问题，甚至移风易俗，改造世道人心。

（一）禁止买卖土地人口

西汉后期，儒者都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都认为富者拥有大量土地，役使大量奴婢，是不道德的；贫者缺少或没有土地，甚至卖身为奴的现象，不应继续下去。王莽也是如此看问题的。取代汉朝以前，王莽曾上书太后，愿意出钱百万，献田30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结果许多公卿大臣都纷纷效仿；每有水旱，王莽便素食，以示对农业和贫苦农民的关怀。汉哀帝时，王莽被丁、傅外戚势力遣返回封地期间，次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严厉切责，迫令王获自杀。可见，王莽与社会的普遍认同是一致的，甚至是激进的。这说明，在改革的问题上，王莽的思想基础是深厚的。

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4月，新室成立不久，王莽就宣布：

这篇文字充分表达了王莽对土地和奴婢问题的看法，一方面对兼并土地和买卖人口大张挞伐，饱含着人道精神和道德**；另一方面提出把天下田更名为“王田”，奴婢名曰“私属”，意思是要把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按照古代井田制的办法授给农民，以此达到平均土地的目的。奴婢则只限于家内使用，土地和人口皆不得买卖，这样就可杜绝土地兼并和奴婢来源问题。可以看出，这篇文字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即理想有余而现实不足，道德**有余而制度措施不足，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不可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行。

四年以后，公元12年（始建国四年）2月，中郎区博谏，说井田古法，只适应于三代，不适合后世。秦国顺民心，废除井田，所以才能王天下，至今并未过时。井田不可施行。王莽也知道天下有产之民都怨恨井田，无法坚持，于是下书宣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12]意思是虽然所有土地名为王田，但都可以买卖，不要拘泥于改革之法的规定；因买卖平民而犯法的，都不要惩治。四年前慷慨陈词，大张旗鼓颁布的禁止买卖土地和奴婢的政策到此就彻底破产了。

（二）屡次变更职官俸禄

新室建立后，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除了“四辅”、“三公”、“四将”之外，王莽对官制大加改革。设置大司马司允（信）、大司徒司直（正）、大司空司若（顺），位皆公卿。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与三公司卿共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共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光禄勋改为司中，太仆改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又置大赘官，主管乘舆服御物，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长为宰，御史为执法，公车司马为玉路四门，长乐宫为常乐宫，未央宫为寿成宫，前殿为王路堂，长安为常安。秩百石改为庶士，300石为下士，400石为中士，500石为命士，600石为元士，千石为下大夫，比2000石为中大夫，2000石为上大夫，中2000石为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又设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诵诗工、彻膳宰，以司过。令王路设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

王莽又根据古代礼制，只有天子才称王，诸侯不得称王，策曰：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谬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13]

根据王莽旨意，五威将军奉王莽颁布的符命，带着印绶，王侯以下及官吏名更者，赴匈奴、西域，徼外蛮夷，授给新室印绶，收回故汉朝印绶。王莽的这个做法其实是模仿古制。说来有点吊诡，王莽的确读了一些书，也的确为书所误，他的做法拘泥古典，反而伤害了天下不少的人心。

王莽根据《周官》、《王制》设置官吏，如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25人，见礼如三公；地方郡县也频频更改，每年都变，有的甚至一郡五易其名，官吏人民都无法记忆，每下诏书，都要附带旧名……传统史家称他“号令变易”。

公元13年（始建国四年）2月，王莽至明堂，下书，宣称，周代文、武二代受命，因有东都西都之居。他自认为自己的受命也一样，因此下令以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州从《禹贡》有九，爵从周氏有五，各级爵位人数城市户口一一对应。

公元16年（天凤三年）5月，王莽又颁布新的吏禄制度，从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共15等，僚禄一年66斛，上至四辅达万斛。此外，又做了种种详细的规定，因此，考核无法进行，官吏也因此得不到俸禄，便利用官职狼狈为奸，收取赇赂，供给自己。腐败更加严重。

（三）频繁改革商业金融

为了加强中央对钱币的掌控，王莽不断改革钱币。

公元7年（居摄二年）5月，下令重新造币：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的。又下令，禁止列侯以下挟带黄金，凡黄金须输御府受值，但终究没有给予兑现。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派遣谏大夫50人分别铸钱于郡国。

传统史家认为，此时百姓习惯了汉的五铢钱，王莽大钱小钱并行不好用，又多次变更，失去信用，百姓私下里都用五铢钱交易，传言大钱当罢，没有人肯携带的。王莽甚感忧虑，又下书说：“凡携带五铢钱，说大钱当罢的，与诽谤井田制同罪，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人民甚至在市场上哭泣。至于因买卖田宅奴婢、铸钱而犯法的，从诸侯卿大夫到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公元10年（始建国二年），初设六筦之令。“筦”就是管，有管理、管控、统治的意思。王莽下令，凡酤酒、卖盐、铁器、铸钱、名山大泽所得众物的收税，均由县官统制，又下令市场管理官员收钱买贵，赊贷予民，收取月息3%；下令牺和在每郡置酒士一人，乘坐官家传车监督卖酒的利润，禁止人民携带弓弩和铠甲。

同年，因为发行的钱币不能通行，王莽又下令造宝货五品，百姓仍不听从，只用大小钱二品而已。由于盗铸钱的无法禁止，王莽便加重刑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一并没入官府为奴婢。官民出入，要用货币与身份符簿相合才行，不持身份符簿，饭店驿所不可接待，关隘渡口严查稽留，即使公卿也要持符簿出入宫殿。王莽希望用这个办法推行新币。

王莽的政策许多内容不切实际，又过于严厉，因此人民无法遵行，结果或者形同虚设，或者不得不予以废止。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由于犯法挟铜炭者太多，只得下令废除其法。

公元17年（天凤四年），王莽再次申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都设科条，即法律对违犯情节及处罚的规定，以防止犯法，犯者罪至死，于是吏民抵罪者渐渐增多。同时，又对拥有奴隶者收税，上公以下有奴婢的，一口出钱3600，史家称“天下愈愁，盗贼起”，看来大小奴隶主们对王莽的这个政策反应是极为强烈的。担任纳言的冯常劝谏，王莽大怒，罢免冯常的官职。王莽设置执法职官，调查官员的不轨行为，还选用所谓能吏如侯霸等，分别监督六尉、六队（遂），就像汉朝的刺史。

公元20年（地皇元年），王莽又下令取消大小钱，改用货布，形状像耕具，长二寸五分，宽一寸，等于二十五货钱。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值一，两品并行。如有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而不举的，皆没入为官奴婢。

史书记载，人民因犯铸钱之法，伍人连坐，没入为官奴婢，男子关在槛车上，子女步行，用铁索拴住颈项连在一起，送往主管铸钱的钟官，以十万数。送到的，夫妇拆散，改相匹配，愁苦而死的十人中有六七之多。

（四）扰动民族关系

王莽早年学习儒家典籍，性格也异常执着，特别对《礼经》和《春秋》，已经达到了信仰的程度，从职官制度改革中就可看出，他要按照古代礼制来端正当时的政治体制，在新室直接管辖区域内，严格取缔诸侯称王。此外，对周边少数民族区域，他同样不许称王，他要把古代经典中所谓“上天——天子——诸侯——大夫”的天下格局和等级规定严格地贯彻到每一个角落。

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他派五威将军出使。五威将军乘坐画着天文图像的车子，驾着六匹骒马，代表乾坤，后背装饰着鷩鸟的羽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设置左、右、前、后、中帅，共五帅，衣冠车服驾马，据五方各方的颜色和数目。每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王莽策命道：“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14]向东出发的，至玄菟（今辽东地区、吉林省西南部地区和朝鲜北部地区），乐浪（今朝鲜平壤附近），高句丽（今辽宁省东部地区、吉林省西部南部地区和朝鲜北部地区），夫余（今吉林省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向南出发的，至益州（今四川省、重庆市以及贵州云南部分地区），贬句町王为侯；向西出发的，至西域，把当地所有的王都改称为侯；向北出发的，至匈奴王庭，授单于印绶，改汉印文，去掉“玺”字，改为“章”字。单于想要旧印，陈饶用铁锤砸碎，单于大怒。陈饶返回后，被任命为大将军，封威德子。句町、西域却因此次改封而反叛。

公元10年（始建国二年），匈奴单于要求还给他汉朝时颁发的玺绶，王莽不给，于是匈奴寇边郡，杀掠吏民。

王莽决心解决匈奴问题。他下令把匈奴单于知的名号改为“降奴服于”，并要求对匈奴势力作分化瓦解工作：首先把进攻目标锁定在知一人身上，但肯定其先祖呼韩邪单于稽侯删效忠于中原，保塞守边；其次把匈奴的土地人民划分为15份，立呼韩邪单于稽侯删的子孙15人为单于，派中郎将蔺苞、戴级召拜15人为单于；最后宣布受单于知的法律处罚的人皆予赦免。同时，下令招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30万众，分别从五原、云中、代郡、西河、渔阳、张掖六路出击匈奴，加上各郡转运军士衣裘、兵器、粮食等后勤给养，天下**。先到的在边郡集结待命，待到齐了，同时出击。

按照王莽的指示，蔺苞、戴级到了塞下，招诱单于知的弟弟咸及其儿子登入塞，胁拜咸为孝单于，赐黄金千斤，锦绣甚多，遣去；把登带到长安，拜为顺单于，留下。后来，边将报告说匈奴侵犯边界，都是孝单于咸的儿子角所为，王莽大怒，斩其子登于长安，向蛮夷展示。

当初，五威将帅出使，改句町王为侯，王邯怨怒不附。王莽暗示边将诱杀邯，邯的弟弟承其兵攻杀边将。王莽想发高句丽兵伐匈奴，高句丽不欲行，郡强迫之，结果都逃亡出塞，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被杀。州郡把罪责都算在高句丽侯驺的身上，严尤建议采取慰安策略，如果加罪，恐其叛乱。匈奴未克，如果夫余、秽貉再反，那就成了新室的大忧了。王莽拒不采纳。结果秽貉反叛。王莽下诏严尤出击，严尤诱骗高句丽侯驺至而斩之，传首级至长安，王莽大悦，下书嘉奖，并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以示贬损，于是貉人愈加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

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乌孙大小昆弥派遣使节朝贡。乌孙归附小昆弥，为了抵御匈奴，王莽想得到乌孙的支援，便派使者引小昆弥使在大昆弥使之上，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说大昆弥是君，把臣的使节放在君的使节之上，无法统治夷狄，使者大不敬。王莽很生气，罢免满昌的官职。旧史家称，西域诸国因为王莽积失恩信，焉耆先叛，杀都护但钦。

公元14年（天凤元年），匈奴单于知去世，弟弟咸立为单于，请求和亲。王莽派使者厚赂之，诈许还其侍子登，以引渡投降匈奴的陈良、终带等人。单于随即逮捕陈良等人交付使者，槛车押到长安。王莽下令焚烧陈良等人于城北，令官吏民众观看。匈奴使者回去后，单于知道侍子登早已被杀，发兵寇边。

这年，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尽反。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带兵讨伐。

公元15年（天凤二年），单于咸再请和亲，并求登的尸体。王莽欲派遣使者送还，但怕咸衔恨加害使者，便用其他罪名收捕当初建议杀死登的将军陈钦，陈钦说：“这是要以我来向匈奴解释呀。”便自杀了。王莽派王咸为大使，伏黯等为帅，送登尸体回匈奴。同时，却下令掘开单于知的坟墓，棘鞭其尸，令匈奴退却到塞外和漠北，责令单于献马万匹，牛3万头，以及归还掳掠的边民。使节到了匈奴是否宣布了这项命令？不得而知。旧史家称：“莽好为大言如此。”即认为王莽发布这个命令只是个形式，做给人看的。不过，此后的人们却一直以为这是中原民族好面子的陋习。其实，作为中央王朝，很容易如此选择，这样做可以显示统治的合法性，至少对内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王莽以禅代方式取得政权，当然时刻不能忘记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王莽派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西域诸国都郊迎贡献。因为诸国从前曾杀害西域都护但钦，王骏便想袭击诸国，他命左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领兵在后，自己先行。没想到焉耆诈降，伏兵攻击王骏，皆死。郭钦、何封后到，袭击当地老弱，最后从车师入塞回朝。郭钦被王莽任命为镇外将军，封为剿胡子，何封为集胡男，从此西域一度与中原断绝联系。

四、一生真伪有谁知

在前汉，王莽可称得上是一个道德完美的楷模，他严谨自律，克勤克俭，礼贤下士，结交天下英才，朝野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他之所以能够由“安汉公”而“宰衡”，由“居摄”而“假皇帝”，最后通过禅让，取得汉朝国祚，除了他的外戚身份，与他的这些品行也有很大关系。可是在旧史家眼里，这些都是伪装出来的，一旦夺取了汉朝政权，他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

王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应该怎样评价？《汉书》的作者生活在东汉，当然把他当成了汉朝的罪人，是不会为他说好话的。不过，中国古人的历史叙述还是严肃的，记载的史事应该是有根据的。从《汉书》的记载来看，不论个人品质，还是施政策略，王莽的确都有许多的问题。例如：

迷信制度，迷信改革。史家称：“王莽以为制度定了，天下自己就会太平，所以，不断地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过于揽权，不相信官员，畏惧防备臣下，重用宦官。结果尚书倒是闲暇下来，自己则政务繁忙。史家称：“王莽自知靠专权得到汉朝天下，所以凡重要的事情皆由自己来做，权力机构接受成命，只求苟且免责而已。”

吝啬也是王莽施政的一个缺点。公元12年（天凤四年）6月，王莽根据古法，授诸侯茅土于明堂，陈列青茅和四色土，祭祀泰山泰社后土和先祖先妣，然后授给诸侯，象征着分封采地。借口地理未定，只能暂时先赋茅土，以安慰受封者。公元22年（地皇三年），临近败亡，王莽任命将军九人，号称“九虎”，纳其妻子入宫为人质，时省中还有黄金1万斤一柜共有60柜，别处还有若干，此外，还有其他珠宝财物等，王莽爱之，赐给九虎士人4000钱，众人更加怨恨，了无斗志。与邓晔一战，六虎败走，其中二虎到宫阙自杀，四虎逃亡，三虎郭钦、陈翚、成重收拾散卒，保京师仓。

刚愎自用，拒谏饰非，自欺欺人。公元12年（天凤四年），吕母起义，王莽派使者赦免盗贼，使者回来说：“盗贼解散而后又复合。问其原因：都说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大怒，免使者官。有人顺着王莽旨意，说“民骄悍狡黠，应当诛杀。”又说“时运方顺，不久就可剿灭。”王莽听说便喜，给予升官。公元13年（天凤五年），他任命大司马司允费兴任荆州牧，接见时，问到任后的施政方略，费兴回答说：“荆扬之民都依靠山泽，以打鱼、采集为生，国家设立六筦，山泽收税，妨碍并夺取了人民的利益，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所以为盗贼。兴到任，希望下令劝盗贼归田里，将耕牛和种子、粮食借贷给百姓，宽其租赋，希望能缓和矛盾，使百姓安定。”王莽又怒，免去费兴的官职。公元19年（天凤六年），王莽诱骗并胁迫王昭君女婿、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至长安，强立为须卜善于（单于）后安公。然后欲派大司马严尤击匈奴，立当为单于，取代匈奴单于舆。严尤主张先忧山东盗贼，然后再考虑匈奴问题。王莽大怒，免去严尤大司马职务。

迷信符命，乞灵于上天神祇和怪异事物。公元19年（天凤六年）春，见盗贼多，王莽令太史推36000岁历纪，6年一改元，布告天下。企图以此稳定人心，消解盗贼，众皆笑之。夙夜（今山东省荣成市）连率韩博推荐蓬莱（今山东省烟台市）巨人巨毋霸，高一丈，大十围，用大车四马才载到京师，建议王莽用他来向百蛮显示，镇安天下。王莽字巨君，更其姓为“巨母氏”，说是因文母太后而出现的霸王之符。但却把韩博下狱，因言而不当，弃市。此外，对异象、气数、灾害等皆重视。公元20年（地皇元年），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为太傅。唐尊说：“国家虚耗，百姓贫困，咎在奢泰。”于是身穿短小的衣裳，乘坐骒马拉的小车（柴车即栈车），用瓦器，出见男女不异路的，便亲自下车，用赭汁蘸巾幡染其衣服，以象刑罚。王莽听说后，很高兴，下诏申饬公卿向唐尊看齐。封唐尊为平化侯。公元21年（地皇二年），王莽听信王况谶言，说荆楚当兴，李氏为辅，便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圣，使将兵奋击。公元22年（地皇三年）正月，各地起义不断，王莽新建九庙落成，举行隆重的谒见礼。

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公元20年（地皇二年），翼平（今山东省寿光市）连率田况发动4万多18岁以上的人，授给库中的兵器，与刻石为约。赤眉听说后不敢犯界。田况主动上书请罪。王莽责备田况，未赐虎符擅自发兵，这叫弄兵，应予处罚，但考虑到他有自责，姑且不治罪。后来，况又自请出击，所向都胜。王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田况又上书指出贼最初势弱，但由于各级官吏不以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百人则说成十人，千人则说成百人，朝廷因此而忽略了督责，结果不可收拾。贼之所以多，是因为洛阳以东，米2000石，提出固守招降的建议。王莽嫌恶田况，表面赏赐，实际派人取代他，田况离开后，齐地失败。

为政严苛，残暴无人性。公元20年（地皇元年）正月，王莽下书：当出师行军，敢有乱跑喧闹犯法的，辄论斩，无须等待时候，此年而止。于是春天夏天也在都市中斩人，百姓震恐，道路以目。公元16年（天凤三年），与反叛者翟义同党的王孙庆被捕，王莽命令太医、尚方和巧屠一起对他实施解剖，量度其五脏，用竹筳通导血管，知所终始，说这样可以治病。其残忍令人发指。

到处树敌，四面出击。公元21年（地皇二年），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地区）盗贼麻起，王莽设置官员予以镇压，同时，派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进攻青徐一带的起义军，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进攻句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广南县），又转运天下粮食钱币到西河（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东部及晋西等地）、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每一郡以百万数，准备进攻匈奴。公元20年（地皇元年），王莽的儿子王安去世，孙子王寿也去世，王莽下令毁坏汉武帝、汉昭帝庙，分别安葬子孙。公元21年（地皇二年），因梦中感到高庙神灵，王莽派遣虎贲武士进入高庙，拔剑四面掷击，用斧子砍坏门窗，用桃汤洒，用赭色鞭子抽打墙壁，还派轻车校尉居住其中，又令中军北垒的兵士屯居高庙寝中。这样，就更加得罪了汉朝遗老。

性格愚戆，不善变通。王莽统治后期，各地起事，但开始只是因为饥寒穷愁而为盗贼，虽然聚众，但还是常思岁熟得归乡里。虽有数万，只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也不敢杀害官长，只是转掠求食。那些长吏牧守一般都是在乱斗时死的。王莽一直不了解这个情况。公元21年（地皇二年），大司马的属官到豫州按查上章的事情，被起义者俘获，随后就被送回县里。属官回来后，上书具言情状，王莽大怒，把他下狱，认为他胡说欺骗。然后王莽下书责备七公，认为起义者大的是群盗，小的是偷窃，只有这两种，盗与民截然两分，对待盗贼只能“急捕殄灭”，如果有人说是由饥饿所致，那就予以逮捕，治其罪。结果，臣下恐惧，没有敢说起义者情况的，也没有擅自发兵的，结果，起义从此不可收拾。

奸臣蒙蔽，不知下情。王莽信任宦官，但也为宦官所蔽。他曾令中黄门王业负责长安市场采购，常以低价购买货物，引起卖者的仇恨。王业以节省费用有功，被王莽赐爵为附城。公元22年（地皇三年），流民进入长安，有数十万人，王莽听说城中饥饿，便问王业，王业回答说：“都是流民。”便从市上买来粱肉羹，给王莽看，说“居民吃的都是如此”。王莽信以为真。

不过，细心阅读，我们还会发现，关于执掌政权后的王莽，古代史书还留下了另一方面的记载。

大义灭亲。王莽的次子王获杀死奴隶，遭到王莽切责而自杀。长子王宇曾因暗中与卫氏联络而被王莽处死。公元8年（居摄三年），侄儿衍功侯王光因私事指使执金吾窦况杀人，窦况替王光将人逮捕处罚。王莽大怒，切责王光，结果王光母子自杀，窦况也被处死。公元18年（天凤五年），王莽的皇孙、功崇公王宗服天子衣冠，私刻印章，被发现，在调查期间，王宗自杀。王莽的孙女王妨嫁给卫将军王兴为妻，她诅咒婆婆，杀死奴婢以灭口。事发后，王莽派人责问，同时责问王兴。结果，王妨、王兴皆自杀。新朝建立后，太子王临与王莽妻的侍者私通，而侍者曾为王莽所幸。公元21年（地皇二年），王莽妻病重，王莽看望病妻，发现王临写给母亲的信，便怀疑王临有恶意。收捕侍者拷问，侍者招供王临有谋杀王莽的企图。王莽大怒，先把调查案件的官员暗中处死，埋在狱中，家属不知所在；赐王临毒药，王临不肯饮，自刺而死，其妻也自杀。从一个角度看，王莽不通人性，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放过，实在是禽兽之行！可从另一方面看，他应该是属于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物，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严苛甚至残酷，非常人所能企及，这大概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作为私人，王莽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可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整治大臣。新室建立后，王莽尤其防备大臣压制官员，侵夺国家权力。朝臣中若有人上言大臣过失的，便被拔擢，像孔仁、赵博、费兴等，就是因为敢于攻击大臣而得到信任，并被任命为重要官员。按规定，公卿入宫，随行的属吏数量是有规定的，太傅平晏随从的属吏却超过规定，掖门仆射严格查问，甚至言语不逊，太傅的属吏戊曹士却绑走了仆射，王莽得知后大怒，派数百车骑的执法者包围了太傅府，逮捕了戊曹士，并立即处死。还有，大司空的属吏夜里路过奉常亭，亭长严查，属吏告诉他自己的官名，亭长乘醉问道：“那你有通行的凭证吗？”属吏用马鞭抽打亭长，亭长愤而杀死属吏，然后逃亡，郡县到处捉拿。亭长的家属上书辩白，王莽得知后，说：“亭长奉公，不要捉拿。”大司空王邑申斥自己属吏，以示谢罪。国将哀章不清廉，王莽特地为他设置了和叔这一官职，指示他们：“不但要保证国将闺门清洁，还要保证其西州亲属的清洁。”公元21年（地皇二年）正月，各地起义，形势危急，王莽仍不忘整治大臣，他下令以州牧位三公，刺举懈怠，更设置牧监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汉刺史，目的是监督各地长吏。

时有变通。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乌孙大小昆弥派遣使节朝贡。乌孙归附小昆弥。为了抵御匈奴，王莽想得到乌孙的支援，便派使者引小昆弥使在大昆弥使之上，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说大昆弥是君，把臣的使节放在君的使节之上，无法统治夷狄，使者大不敬。王莽发怒，罢免满昌的官职。在此事上，王莽并没有坚持一贯抑夷尊夏的做法，而是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具体措施，这说明他还是懂得变通的。

知恩图报。王莽虽然有些疯狂，但颇讲报恩。尽管禅让时元帝王太后一度拒绝交出汉家玺印，但事后他对王太后一直保持恭敬，直至太后驾崩。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2月，文母皇太后去世，王莽下令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并亲自为太后服丧三年。王莽妻死，谥孝睦皇后，葬渭陵长寿园西，令永侍文母太后。王莽对提拔自己的王根也是一直恭敬有加。公元18年（天凤五年），他任命王根之子王涉为卫将军，又认为王根原来的爵位“曲阳侯”不是美称，便追谥曰“直道让公”，下令由王涉继承爵位。

听言纳谏。王莽虽然专制，但并非一无是处，有时也有觉悟。公元16年（天凤三年），镇压西南少数民族，耗费巨大，征收赋敛严重。冯英上书，王莽开始很生气，罢免冯英官职，但后来又觉悟，便重新任命冯英。公元21年（地皇二年），南郡（今湖北省西部重庆市东部地区）、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一带）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反叛，他召集群臣征求对策，原左将军公孙禄直接批评大臣阿谀，特别批评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要求惩罚这几个人。公孙禄还建议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王莽发怒，命令虎贲把公孙禄扶了出去，但还是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把鲁匡降职为五原卒正，以平息百姓的怨恨和非议。

从为政勤勉、锐意进取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愿望上说，王莽比西汉后期元帝、成帝之流不知要优秀多少倍。可是，他的改革过于理想化，具有空想性。结果，扰乱了统治秩序，得罪了社会的上层和中坚力量，也加重了下层人民的负担，最终引发了社会动乱。失败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王莽改革是一个悲剧，有他个人品格的原因。作为私人，即使品格再好，也未必适合做政治家。王莽执着理想，拘泥本本，对人，过于求全责备；对事，又过于追求完美。结果脱离实际，犯了政治家的大忌。从这个角度看，远不如汉朝后期的诸位皇帝，他们即使无所作为，即使有外戚的坐大和奢侈，却没有突然地扰动社会秩序，剧烈地加重社会矛盾，仅凭着惯性，还会继续享受国祚若干年。当然，如果不做深刻而有效的变革，腐朽的王朝还是要继续烂下去，大乱只是迟早的事。另一方面，政治上失败，也未必就要全面否定、贬低、污蔑王莽的人格，甚至进行妖魔化。旧时史家因王朝政治的原因这样做了，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不必顺着他们的方向走下去，而应保持独立思考所需要的冷静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