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时代，是西汉的强盛时期，不仅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更表现在学术与文化的发展繁荣上。

文化的繁荣首要的表现就是儒学的兴盛。出于挽救国家凋敝的经济、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自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时期，西汉的统治者们就逐渐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朝廷的指导思想。但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国力渐趋强盛的汉朝，儒生也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刘邦时代的叔孙通、陆贾，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汉景帝时期的辕固生等，或者有儒学背景，或者本身就是儒者出身。儒学的影响开始扩大。汉景帝时，窦太后很有影响，她特别要求皇家子弟必须学习《老子》，汉武帝生长在宫廷当中，少年时不免要受到窦太后的影响。不过，负责教导汉武帝的老师卫绾、王臧却是儒生，因而汉武帝也受到了儒学的熏染，对儒学十分向往。汉武帝即位初期的几位丞相都与儒学有比较深的关系，卫绾是儒家出身，窦婴、田蚡都喜好儒学。而在民间，精通《诗经》的有鲁地的申培公、齐地的辕固生、燕地的韩婴，精通《尚书》的有济南的伏生，精通《礼》的有鲁地的高堂生，精通《易经》的有菑川的田生，精通《春秋》的有齐鲁之地的胡毋生、赵地的董仲舒。因而在汉武帝继位的前几年，朝野对于提倡儒学的呼声很高。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刚刚即位，下诏求贤，丞相卫绾就上书，对所求的贤良之士做出了一个限制，即凡是学习申、商、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不予任用。这表明法家、纵横家是被排斥的。汉武帝表示同意。公元前139年，当时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上书请求不必再向窦太后奏报朝政，实际上是要禁止喜好道家学说的窦太后干预国政。这引起了窦太后的愤怒，除逼令赵绾、王臧二人自杀外，窦太后还下令免除喜好儒学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二人的职务。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提倡儒学的最后一个障碍消失。次年，汉武帝下诏选任贤良，以资治国。就在这次诏选贤良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两位关键的大儒脱颖而出。

第一位是公孙弘。公孙弘是齐地菑川（今山东省淄博市境内）人。齐鲁之地向来儒学昌盛，公孙弘是学《春秋》出身的。在公元前134年的这次选贤良的过程中，公孙弘已经60岁，选任之后担任了博士，但在受命出使匈奴时并不顺利，汉武帝因此将他免职。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求贤，公孙弘受菑川国的推荐，不得不再次应诏，在这次应诏中，公孙弘从容应对，在100多人中排名第一，再次出任博士。从此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先后担任内史、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从公孙弘开始便成为定例。

第二位是董仲舒。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与公孙弘一起跟从胡毋生学习《春秋》。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学著名，他在汉景帝时就已经做了博士。董仲舒治学十分专心，据说他在房间读书曾3年不进楼下的园子。公元前134年选任贤良之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的国相，辅佐江都王刘易很有成效。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很有造诣，汉武帝曾命一个名叫吾丘寿王的臣子向董仲舒学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在他做了丞相以后，想要陷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任用董仲舒为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骄纵狂妄，不服管教。董仲舒做了一段时间，就称病辞职回家，从此在家著书授徒。汉武帝还经常派人到董仲舒的家中向他请教治国之道。董仲舒著作大多保存在《春秋繁露》这部书当中。董仲舒没能做高官，没能得封侯，但可以说是汉武帝的理论家，也可以说是整个汉朝的理论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汉书》的作者班固都称董仲舒为儒学一代宗师。

在公元前134年的这次选任贤良的活动中，董仲舒通过与汉武帝的对答，基本奠定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在统治思想方面的基本方针：第一，提倡儒学。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极力颂扬大一统的主张，提出罢黜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勿使并进”。这一条与卫绾所提的实际上是一致的。第二，以儒学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董仲舒认为，当前的国家官吏多从郎中、中郎这些人当中选拔，甚至还可以通过捐献钱财获得任用，这样选出来的人未必是贤才。因此，他提出建议，要让地方诸侯、郡守每年都选送2名人才到京师，由皇帝进行考察。如果选才得当，就要奖赏；如果选才不当，就要惩罚。另外，董仲舒还建议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进行教授。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天下贤才都为朝廷所用，朝廷也能根据才能高低授任官职。董仲舒的这两条建议，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得到了实施，也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先声。

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在位时期采取了如下一些方针。

第一，以儒学为标准进行人才培养。在汉武帝以前已经设有博士，在董仲舒进行贤良对策以前，汉武帝就已经设立《五经》博士，这些博士每人精通一种儒家经典。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命丞相公孙弘拟定具体的太学计划，很快就在长安建设太学的校舍，《五经》博士成为太学的老师，博士所招收的弟子称为博士弟子员，也就是太学生。太学最初建立的时候，老师和学生都很少，老师5人，《诗》、《书》、《礼》、《易》、《春秋》各1人，每人可招收10名学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师增至14人，学生也逐年增加，汉昭帝时增加到100人，宣帝时增加到200人，汉元帝时增加到1600人，汉成帝时已经增加到3000人。东汉以后，学生更多。太学的学生经过考试，如果成绩优秀，便可以在毕业之后授予不同的官职，补充到国家的官吏队伍中去。这就使得儒学成为入仕的一个途径，必然会极大地推动儒学在全国的发展。《汉书》记载，自太学设立以后，汉朝的公卿大夫各级官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也就是多是儒学出身了。

汉武帝时，除在中央太学中培养儒学人才以外，在地方也开始设立郡国之学。郡国之学是从文翁开始设立的。文翁是庐江人，年少时好学，学的就是《春秋》，通过郡县的察举做官。汉景帝时，文翁是蜀郡太守，他看到蜀郡的蛮夷之风很重，就有了用儒学加以教化的想法。他首先选择了一批郡县之中颇有才气的年轻子弟送到京师跟随博士学习。几年之后，这批人学成归来，在蜀郡为官。有的后来经过察举，能做到郡守刺史，可见，成效十分显著。为此，文翁在成都专门设立学宫，招收弟子，并免除这些学子们的徭役，学有所成便推举为官。几年之后，蜀人争着将自己的子弟送到学宫，甚至有富翁不惜花大价钱送子弟上学，整个蜀郡的风气大改，学者甚至能够与齐鲁这样的文明昌盛之地相媲美。有鉴于此，汉武帝开始根据文翁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国之学，以儒学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全国范围来看，太学毕竟招收的学生很少，而郡国之学的普遍设立对于扩大儒学的影响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以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

第二，根据儒学进行改制。汉武帝时期，还根据儒家学说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变革。首先是年号的设置。公元前113年，有人在山西挖出一个宝鼎，汉武帝据此将当年定为元鼎元年，并对之前的在位之年追加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其次，武帝还订礼制，修历长。汉武帝根据五德终始说推断，汉朝代秦而立，应该是土德，因而要尊崇黄色，并且还要改变历法。原本使用的历法是以十月为一年之首，汉武帝命司马迁等人重新制定了历法，以每年的正月作为一年之首，称为太初历。相对来说，太初历更加科学，也更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此外，汉武帝还多次举行封禅大典。封禅这种典礼自先秦时代就有，到汉朝，封禅之说成为封建帝王用来神化皇权、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汉武帝时期所举行的封禅，次数要多于始皇帝时期，因而耗费也更加巨大。

图15.8 扶风纸。西汉。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化的繁荣首先必须是文化的普及，汉武帝时期抬高儒学地位，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儒学，客观上来说，是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的，这当然会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文化的繁荣并不是文化的专制。汉武帝时期提倡儒学，实际上并没有废除或禁绝其他学说、学派的流传，这一点与始皇帝时期的思想专制迥然不同。首先，汉武帝时期官方的统治思想虽然表面上是儒学，但却是包含了法家学术的儒学，是一种外儒内法式的思想统治。从用人来看，汉武帝时候著名的酷吏不少，张汤、杜周等人都深得汉武帝的信任，这些人都不是儒学出身，而是以任法著名的。即便是汉武帝所任用的儒臣，如公孙弘，在做丞相之时，也并不完全以儒术为宗，而是“外宽内深”，兼用儒法。其次，汉武帝时期的一些名臣，也有不少是专治儒学之外的百家之学出身的。受到西汉前期的影响，治道家学说的还有不少人，如汲黯、郑当时、司马谈等；又比如主父偃，本是学纵横之说出身的；韩安国曾经学过《韩非子》以及一些杂说，没有学儒学的记载；即使是喜好儒学的田蚡，本身所涉猎甚广，并非纯粹的儒学出身。因此，汉武帝时期的思想界，是以兼采诸家的儒学作为官方之学，但同时并不禁绝百家之学在民间的流传，甚至有才能的人还能得到重用。所以，汉武帝时期可谓人才鼎盛，一时俊彦几乎都集中在朝廷之中，儒臣有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等人，经济人才有桑弘羊等人，军事人才有卫青、霍去病等人，外交人才有张骞、苏武等人，法律人才有赵禹、张汤等人，文史学术人才有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汉书》作者班固赞叹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确不是虚言。

相对于始皇帝时期而言，汉武帝时期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放，也更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在文化繁荣的基础上，学术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首先是鸿篇巨制《史记》的问世。《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的家族世世代代为周王室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担任了太史公一职，主管天文、礼仪并搜罗和保存各种文献典籍。司马迁能够写成《史记》，家庭的熏陶是很重要的。大约在公元前129—前128年，司马迁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跟随当时的大学问家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春秋》和《尚书》，为他将来的史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读了万卷书，司马迁也行了万里路。在学有所成的基础上，司马迁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大好山河，这更为《史记》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游历的过程。他首先经陕西（省份范围均以当今为准）到湖北、湖南，考察了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江西和浙江，考察了关于大禹的传说；在山东，考察了孔子的故乡，体会了孔子的遗风；在江苏，他听到了许多关于淮阴侯韩信的传说，考察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家乡——彭城，他又到过许多西汉开国君臣们的故乡——沛县，听到了关于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故事；在河南，又听到了秦国攻打魏国时水灌都城大梁的故事。此次游历结束后，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随侍在汉武帝身边，随汉武帝多次出巡，不论是祭祀山川神灵，还是率兵北巡、访察各地、治理泛滥的黄河等，都从各自的角度扩展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地区，代表汉武帝巡视和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这次出使过程中，他对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又有了直观的了解。公元前110年，在汉武帝准备封禅泰山之前，司马迁见到了病重的父亲。司马谈特意叮嘱司马迁，一定要秉承司马氏的传统，将太史一职发扬光大。司马迁表示一定要将前代人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编次成书，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崇高使命感。家庭的熏陶、在祖国各地的游历以及父亲的临终嘱托，都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打下了基础。然而，公元前99年，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第七年，汉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影响了司马迁的写作。这一年，李广的孙子李陵在领兵与匈奴作战的时候，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犯了死罪。依据汉代的惯例，犯了死罪，有两种方法可以赎罪，一是缴纳大量的钱财；二是受“腐刑”。司马迁没有巨额的家财，只剩下第二种选择。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的心情。他举了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孙膑著兵法等一些例子，说明传世之作往往就是在艰难困顿、心情郁结的情况下撰写出来的，自己撰写《史记》也受到了这一次事件的影响。此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负责为汉武帝传送奏疏，实际上仍然坚持撰写《史记》，一直到公元前93年，最终完成了全部的撰写工作。从公元前108年继父亲之后担任太史令开始撰写，到最终完成，司马迁一共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

《史记》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武帝太初年间，时间跨度3000年左右，内容更是十分丰富。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体例，包括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五种体裁。本纪有12篇，是为帝王作传，实际上是以帝王的活动为中心，记述一代的史事。有一些虽未称帝，但曾在一段时期内主政全国，也以本纪的形式加以记述，如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世家是记述一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世家大族，描写这些大族的兴衰荣辱，不仅仅包括一些享有封爵的世家，也包括一些在其他方面有特殊影响的大人物，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书主要记述重要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如礼书记述政治制度、律书记述法律制度、天官书记述天文历法、河渠书记述水利建设、平准书记述市场和经济等。表则是用表格的形式将历代的一些重大事件简略表现出来，用于理清历史的脉络。列传主要是对在各个方面有特殊影响或贡献的历史人物进行传记性的描写，在这几部分当中分量最重。由于列传所记述的人物几乎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对整个社会面貌的描写也最为全面，并不仅仅限于一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功臣将相，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都是记述社会下层；儒林列传，反映了儒学的发展历程；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反映了汉代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以及与汉朝的关系；扁鹊仓公列传则反映了医学的发展，等等。如果没有游历全国，司马迁恐怕难以如此全面深入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面貌。

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史著，《史记》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所谓纪，即以时间为纲纪，是纵向的发展过程；所谓传，是对人物的详细记录，是横向的关系构成。《史记》虽有五体，每一体都可以看作是纪传。例如，本纪也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的，所以其中有传；列传写人，但也是按照时间纲纪来写的，所以其中有纪；世家、书、表，无不以时间之纲纪和人物之中心的结合来写作。所谓纪传体，其实是时间纲纪和人物关系相结合的综合体史书。这种综合体最适合于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整体面貌，所以才会成为历代正史的主干。二是集中体现了以人物作为历史的中心，又同时兼顾社会面貌的历史撰述方法，表现了“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一主题。三是高举历史家的使命感这一大旗。司马迁说，自己撰述历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表明历史撰述不仅仅要有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更要有意识地追寻历史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四是展现了明确的实录精神。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时候，并不会刻意宣扬，也不会刻意贬低某一个历史人物，即使描写与他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也毫不隐晦。这种实录精神是《史记》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为历代撰史者所称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撰述标准。

古代史官掌管天文、历法、地理、人事，司马氏世代守此职责，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职业熏陶。用今天的话说，司马迁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所撰述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名著，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司马迁还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参与了汉武帝时期的历法修订，在《史记》中也记载了许多天文学的资料，提出了一些天文学上的新见解。司马迁还可以说是礼乐专家、经济专家、法制专家等，这些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证据。

汉武帝时期另一位在学术文化上有卓越贡献的是辞赋名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因仰慕战国时期的蔺相如，因而改名为相如。他是蜀郡成都人，出生在汉文帝时期。少年时期可谓文武双全，既读书，也喜欢击剑。大概20岁的时候，司马相如随侍汉景帝为郎。然而，汉景帝本人并不喜欢辞赋，所以在一次梁王带着邹阳、枚乘、庄忌等当时的辞赋名家朝见汉景帝之后，司马相如就离开了长安，去了梁国。可能在梁国的这段时间，司马相如与这些辞赋名家互相问学，取得了进步。不久，梁王去世，司马相如离开了梁国，在时任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市）县令王吉的邀请下，他来到临邛。在这里，一场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展开了。在临邛富人卓王孙举办的酒宴上，司马相如与卓王孙那个刚刚成为寡妇的女儿卓文君以琴音相和，一见倾心。文君知道父亲必定不会同意她嫁给家徒四壁的司马相如，于是在一天晚上偷偷跑出家门，跟随司马相如回到了成都。卓王孙大怒，一文钱的嫁妆都不愿给。相如与文君商议之后，还是回到临邛，先借钱在临邛开了个酒坊卖酒为生。文君当街卖酒，相如则与杂役一起洗刷酒具。卓王孙大感丢脸无奈之下，只得资助两人大量财物，让两人回到成都购买田宅，从此，相如与文君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汉武帝即位以后，爱好辞赋，曾派人去请辞赋名家枚乘，结果枚乘还没到长安就去世了。后来，汉武帝偶然看到了《子虚赋》，十分喜爱。为汉武帝饲养猎犬的杨得意是蜀地人，他告诉汉武帝这是司马相如所作，于是相如又回到长安做了随侍帝王的郎。除随时要为汉武帝提供咨询外，司马相如还曾代表汉武帝两次出使西南，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相如出使到达成都时，得到蜀郡太守和临邛县令的热烈欢迎，此时，卓王孙才感慨地说，恨不能早些将文君嫁给相如。此后，相如因有人告发他出使之时受贿，遂辞官居住在茂陵。一年多之后，相如再次为郎，也曾做过管理汉文帝陵园事务的官员，但经常称病居家以著文为乐，不再关注政事。公元前118年，司马相如病逝在家中。

司马相如是西汉的一代辞赋大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赋体的继承和创新之上。现存司马相如的赋有6篇，其中，《大人赋》继承了屈原骚体赋的风格，而《子虚赋》、《上林赋》则表现出他在赋体上的创新。司马相如自己曾说，作赋的人，要包揽宇宙，总览人物。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辞藻富丽堂皇，纵横宏阔，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整个西汉社会的一派繁荣景象。同时，司马相如还注意在赋中对声音与色彩的综合运用，因而读起来赏心悦目。司马相如之后的辞赋名家，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均对他赞誉有加，可见他实在是汉赋的一代宗师。

此外，司马相如还是出色的音乐家，汉武帝时代开始建立乐府，司马相如便参与了其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