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统治的中前期，西汉强盛繁华，然而在其晚年，西汉却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这是由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汉武帝中前期的一系列举措造成西汉国力疲惫。自武帝即位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33年行马邑之谋开始，西汉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匈奴战争连年不断。战争对国力的消耗极为严重。在三次大的战役之后，西汉朝廷甚至由于战马损失过多，再无法组织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尤为重要的是，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员，这就势必要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降低农业产量。此外，汉武帝本人在位期间，也在不停地修建宫室，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杨宫、五柞宫等，再加上各地的行宫，以及不断修建的皇家园林，这也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多次巡游各地。始皇帝仅有5次巡游，汉武帝的巡游却达20多次。在巡游的过程中，还在各地祭祀神灵，游览名山大川，更数次封禅泰山。如同始皇帝一样，汉武帝也有求仙问药之举，数次派人入海求仙，希望获得长生不老之药，甚至有方士因此封侯。以上这些，耗费了西汉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尽管桑弘羊等人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这些改革大多只论开源，不讲节流，到汉武帝晚年，国力疲弱已经在所难免。史书记载，在汉武帝后期，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人民困苦到以人吃人来维持生计，这是乱世才会出现的情景；同时，还不断爆发人民起义。公元前99年，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有梅免、百政起义，楚地有段中、杜少起义，齐地有徐**义，燕赵之地有坚卢、范主等人起义。为镇压这些起义，汉武帝颁布沉命法，宣布发生起义地区的官吏如果没有镇压，都要处以死刑。

图15.9 鸟纹璧。西汉。上海博物馆藏

第二，朝廷内部发生变乱，这一变乱就是巫蛊之祸。汉朝社会十分迷信，巫蛊之术在汉武帝时代也有很多人信服，甚至包括皇室中人在内。公元前130年，第一次巫蛊事件发生了。原来汉武帝即位以后10余年，陈皇后没有生子。而平阳公主献给武帝的卫子夫却得到了宠幸。陈皇后嫉妒之下，竟然试图利用巫蛊之术谋害卫子夫。汉武帝查知以后，命当时还是御史的酷吏张汤彻查到底，株连了300多人。到公元前91年，又一次巫蛊事件发生。当时的丞相是公孙贺，与卫皇后的姐姐生下了一子，名叫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利用自己是皇后的侄子这种特殊关系，竟然贪污了北军的军费1900万钱。汉武帝一怒之下，将他抓入狱中。公孙贺抓住逃犯朱安世替公孙敬声抵罪，不料朱安世却向汉武帝揭发，说公孙敬声竟然在甘泉宫的驰道下埋有巫蛊。驰道是只供皇帝行走的道路，公孙敬声的目的昭然若揭。结果，公孙贺家族被族灭，汉武帝的两位公主也受到牵连被杀。此后，汉武帝对巫蛊愈加忌讳，专门设置绣衣使者这一职位来治理巫蛊。不久，一个名叫江充的人因出使匈奴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担任了绣衣使者，权力很大。江充此人与太子刘据有矛盾，在搜查巫蛊的时候，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的宫中有蛊气。这显然是栽赃之词，巫蛊本就虚妄，又怎么会有什么蛊气让他看见？汉武帝命他搜查，果然在太子宫中查到了木人。当时，汉武帝并不在长安，而是在甘泉宫。太子得到消息后，知道无法辩白，便同母亲卫皇后假传诏令，发兵杀掉江充，并攻打丞相府。丞相刘屈氂逃出长安向汉武帝报告，汉武帝命刘屈氂领兵镇压。双方在长安大战，死伤无数。太子刘据兵败，卫皇后、太子先后自杀身亡。事后，田千秋替刘据鸣冤，汉武帝虽为刘据平反，但却不得不重新选择皇位的继承人。汉武帝本有6个儿子，其中齐王刘闳早死，广陵王刘胥喜好游玩，不为汉武帝所喜，太子刘据自杀，那么就剩下燕王刘旦、昌邑王刘髆和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巫蛊之祸虽然已经结束，但其影响还在继续。太子自杀之后，燕王刘旦在几个兄弟当中年纪最长，按顺序应当由他做太子。但是他表现太过着急，太子自杀之后，他立刻上书请求回京，为汉武帝做守卫，实际上是想赶紧回京争夺太子之位。后来又发现他有窝藏罪犯的嫌疑，因而被汉武帝否定了继承资格。昌邑王刘髆本有机会继承，但因为公元前90年的一次偶然事件让他丢掉了资格，而这次偶然事件还导致汉朝的边防也出现了危机。

第三，边防危机。自从对匈奴的三大战役之后，双方虽然再没有组织大规模的作战，但在汉武帝的后期，小型的战斗仍然持续不断，双方也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汉朝受到一定挫折。公元前90年，巫蛊之祸发生后不久，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从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境内）出兵攻打匈奴，战事一开始较为顺利。但就在此时，从国内传来一则消息。原来，李广利出师之前，曾与丞相刘屈氂有一个私下的约定，密谋劝汉武帝立昌邑王刘髆为继承人。刘髆的母亲李夫人是李广利的妹妹，刘屈氂又是李广利的女婿。如果刘髆顺利继位，两人势必会获得更大的利益。不料，丞相刘屈氂的妻子被告发行巫蛊之事，彻查之下，李刘二人的密谋被武帝得知，刘屈氂被杀，李广利的妻子儿女则被捕入狱。前线的李广利想要追击匈奴获得大功，以换取汉武帝的饶恕，结果陷入匈奴包围，被迫投降匈奴。李广利的投降是汉武帝晚年对匈奴战争的一次大败，表明在汉武帝的最后几年，汉朝是稍稍处于劣势的。同时，李广利的投降还使得昌邑王刘髆也失去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正是在国力疲弱、内乱不断、外战失败的情况下，汉武帝在最后几年开始重新思考汉朝的统治方针，试图改变这样的不利状况。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诏说，自己自从继位以来的所作所为使得天下受苦，如今已经无可挽回，此后要除掉那些劳民伤财的措施。同年，桑弘羊等人上书，要求汉武帝下诏迁徙内地民众到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东南）进行屯田，同时也有警卫边地的作用。汉武帝这时已经后悔经常出兵远征，他下诏说，轮台在车师国以西千余里，过于遥远，在轮台屯田是扰民的政策，不宜使用。同时，他还指出，当前的急务在于禁止苛刻暴虐、擅自加赋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以弥补以前造成的缺漏。至于军事武备，不需要大肆增加，仅仅满足基本需要就可以了。这道诏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已诏。轮台罪已诏之后，汉朝从此不再出兵征伐。为表示富国养民的主旨，汉武帝还封当时的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轮台诏的颁布，表示汉武帝晚年的国策发生了转变，对外从主动进攻转向以和为主，对内则转向休养生息、缓和矛盾。这种转变，正是汉武帝与始皇帝的不同之处。两人在位时期的内外政策非常相似，所立功业也都可以说并驾齐驱，因而历代将两人并称为“秦皇汉武”。然而，始皇帝在世时，并没有反思之举，秦二世继位以后，更是变本加厉，终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汉武帝晚年却有轮台诏的颁布，及时纠正了错误政策，可算得上难能可贵。

公元前87年，在册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之后，汉武帝在五柞宫去世，葬于茂陵。由于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屡出问题，最后所立的刘弗陵只有8岁，如何避免秦末的悲剧，让自己在轮台诏中的精神保持下去，以延续汉朝国祚，这是汉武帝去世之前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他处死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以防止女主专政。同时，在群臣之中选择了一些可靠的臣子作为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汉昭帝处理国政。在这些辅政大臣之中，有一位切实执行了武帝晚年的意志，连续辅佐武帝之后的汉昭帝和汉宣帝，使得昭宣时代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虽然中兴的局面无法同汉武帝时期的盛世相比，但也可以说是盛世的一个延续，因而昭宣中兴也为历代史家所称颂，这位辅政大臣也因此获得了忠臣的美誉，他就是霍光。

汉昭帝在位的8年时间内，朝廷数次下诏减免赋税，又与匈奴保持和亲的关系，西汉的国力逐渐得到恢复，《汉书》称赞霍光在昭帝时期的主政改变了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状况，出现了“百姓充实”的局面。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去世。在霍光的主持下，昌邑王刘贺（刘髆之子）被迎立为天子。据说由于刘贺**无度，27天之后，霍光又主持废掉刘贺，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废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为帝，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长于民间，熟悉民间疾苦，又被当时的许多大臣誉为“良材美质”，因而得到了霍光的认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汉宣帝的确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开始亲政，仍然秉承了轮台诏的精神。

图15.10 博山炉。西汉海昏侯墓出土。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汉宣帝在一次与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讨论治国思想时，总结了“汉家制度”。刘奭喜好儒学，因而不理解宣帝过多任用一些法吏。汉宣帝解释道，汉家的制度就是“霸王道杂之”，兼用儒法，而不是单纯使用德治。儒家往往好古非今，不利于治理国家。汉宣帝的这一番解释，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治国思想的一个总结，表明他在基本思想上与汉武帝是一致的。

汉宣帝执政之后，十分重视吏治，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曾数次下诏求取贤才。他认为国家治理得好坏，地方太守的人选十分关键，因而他经常亲自听取地方的报告，并亲自对地方太守进行政绩考核。汉宣帝在位期间，出现了丙吉、魏相等许多名臣。正是在这些名臣的辅佐之下，汉宣帝时期继续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经常下诏安置和赈济灾民、减免赋税、降低盐价，对于扰民生产的不法行为严加处置，保证了西汉农业生产的稳定恢复。《汉书》评论道，在汉宣帝统治时期，官吏称职，人民安居乐业，匈奴臣服，汉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