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天下之初，首先要确立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正如大臣王绾、李斯等人所言，秦王政一举将原七国的辖地合而为一，通过郡县制和统一的法令又极大地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秦王政认为自身的功绩不是五帝三王可以比拟的。如果再沿用以前三代君主的“王”的称号，就不足以显示出超迈往古的功业。于是秦王政下令群臣讨论他的称号问题。李斯等人认为古代的“天皇、地皇、泰皇”三皇之中，以泰皇最为尊贵，应该用这个称号。但秦王政显然有自己的想法，不屑于使用这个称号。他下令说，自己的称号应采用“皇帝”二字，系三皇五帝的集合，表示自己的功业超过三皇五帝，为天下最尊贵者。皇帝自称为“朕”，皇帝的命令称“制”，皇帝的文告称“诏”。自此以后，这一套称号沿用了2000余年。不仅如此，他认为臣子没有权利议论君主的德行，所以，皇帝死后没有必要议定谥号。自己是天下一统后的第一任皇帝，因而称“始皇帝”，子孙继任者按照二世、三世……排列下去，直至传之万世。

为了表明秦王朝一统天下是历史的必然，始皇帝一定要找到某种合理的依据，这样，战国中后期齐国的思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成了他的首选。这个学说认为，王朝的兴衰更替是有固定规律的，要按照五行（也称五德）相克的顺序（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运转。每个王朝都与五行之一相应，后来的王朝在五行上要战胜前面的王朝，王朝的更迭就如此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秦朝之前的王朝是周朝。邹衍说，周朝应五行中的火德，那么周朝之后的朝代应该是克火的水德。邹衍创立这个学说很有可能是为齐国取代周朝服务的，因为齐国有属于水德的说法。不料，这个发明竟被始皇帝用于实际政治。他声明，秦朝代周而立，是克火的结果，因而有水德的瑞应。按照水德的特性，秦朝祭祀所用的颜色应该是黑色，因为水德的成数是6，所以帽子要高6寸，马车宽6尺，天子马车要用6匹马，一步的距离也要6尺。黄河古代称作河水，到了秦朝也应改名叫作德水。由于水性主杀，所以秦的法制也应严苛少恩，秦朝用暴政，大概与此相关。

统一后，始皇帝着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建设。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其中丞相主管行政，是百官之长；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地位仅次于丞相，但对以丞相为首的百官都有监察之权，因而有制衡相权的作用；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军事事务。统一六国前，丞相一职已经存在，御史大夫一职可能是秦始皇设立的，太尉虽然不见于秦朝的记载，但可能也已经设立。九卿则是三公之下各种具体政务部门的主管官员，比如李斯曾经做过的廷尉，就是九卿之一，负责全国的司法刑狱事务。它既是这个司法部门的名称，也是这个部门主管官员的名称。据研究，在整个秦汉时代，九卿的数量并不一定，往往要多于9个。而且，由于朝代更替和皇帝的更换，九卿的名称也不完全固定。比如廷尉，在西汉景帝、哀帝和东汉光武帝时期，就曾改名叫大理。王莽建立新室后，还改名叫作士。

统一后，始皇帝对地方制度进行了整齐划一的改革。结果，地方的政治制度是单一的郡县制，刚刚统一的时候，天下被分为36个郡。郡下辖县。与县平级的行政机构还有道，数量不多，都设立在边疆地区。县下还有乡、里等基层行政机构。这样，在地方就形成了郡、县、乡（亭）、里的四级行政组织，对全国实行统治。郡的主要官员有郡守、监郡御史和郡尉，分别负有行政、监察和军事职权，实际上是中央三公制在地方的翻版。同样，郡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也存在着类似的行政结构。

统一后，国土面积空前扩大，各级行政组织也需要数量众多的官员进行管理。因此，秦朝还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官吏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秦朝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就废除了世禄制。官吏的选用不再以血统出身为依据，而是逐渐向以地位和能力为依据转移。据学者研究，秦朝官吏的任用有3条依据，即有一定的家财，有文化，年龄需达到17岁以上。官吏不称职是可以免掉的，不再实行终身制。对官吏的考核，除了通过中央的御史大夫和地方的监郡御史进行监察之外，皇帝还利用上计制度对地方各级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以评定优劣。所谓上计制度，包括两个层面，即郡以下的各级机构将本地本年度的人口增长、垦田多少、治安如何等情况上报给郡守，郡守汇总后再统一上报到中央。这样，中央既实现了考核官员的目的，也有利于掌握全国各地的生产生活情况。

统一后，这些制度都推行到原六国所在地区，从而对全国实现了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具体说就是，这种制度一方面通过层层行政机构将全国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全国的控制力。另一方面由于官吏的选拔不再凭借血缘和宗法关系，因而统治队伍有了更广泛的基础，也有可能选拔出更优秀的官员。官吏之间职权不同，互相制衡，也有可能提高各级行政机构的效率。虽然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各级官吏的腐败行径也屡见于史书，但这套制度的确行之有效，因而在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中绵延不衰。对全国统治的有效实施以及官吏的任用与选拔，都显示了与夏商周三代截然不同的面貌，甚至可以说有了一些现代政治制度的影子，这表明，中国文明从秦朝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

秦消灭了东方六国，只是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本格局，战争却并没有结束，在原六国境内，仍有大量的六国残余力量；在周边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民族势力。秦统一后，仍需要进一步廓清各地敌对力量，统一局面仍需不断扩大和完善。

对六国残余势力的清剿，其实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已经展开，项燕的失败就是代表。秦统一的当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就命令收缴天下的兵器。原来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许多兵器流入民间，成为六国残余力量据以反秦的武器。始皇帝下令将兵器收缴上来，熔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每个重达24万斤，放置在咸阳宫中，据说可保天下稳固。制作如此巨大的金属器具，没有统一大国，恐怕是很难完成的。同一年，始皇帝还命各地的富豪，特别是原东方六国的富豪迁徙到咸阳居住，以便于统治，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上切断各地反秦势力的联系。据《史记》记载，这些富豪有12万户之多。不过，这些措施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消灭东方六国的残余力量。3年后，即公元前218年，始皇帝东游至博浪沙（今河南省原阳县）的时候遭到张良的袭击，而张良正是韩国贵族的后裔。

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就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侵袭。匈奴族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到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他们逐水草而居，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统一之前，处于战乱状态的中原无法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三国均在北方边境修建了长城加以抵御。统一之后，解决北方边患便提上了日程。公元前215年，始皇帝巡行北方，开始为北伐匈奴做准备。恰在此时，被派出求仙的卢生上奏写有“亡秦者胡也”字样的图谶，始皇帝以为“胡”指的就是匈奴，因而更加坚定了北伐匈奴的决心。这一年，他派遣名将蒙恬率兵30万北伐，夺回河套地区，迫使匈奴向北迁徙，10余年不敢“南下而牧马”，秦朝的版图向北方有所扩大。在发动对匈奴战争的同时，始皇帝还命蒙恬主持修建长城，即将原秦国、赵国和燕国的旧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修缮，在险要地方增加了许多亭鄣。这座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防御工程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东到辽东，直线距离6000多千米，因而被称为万里长城。

事实上，统一后秦朝对东南、南方、西南和北方的经营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征服上，伴随着军事进攻，秦朝还不停地从内地迁徙民众到周边地区居住。从公元前214至公元前211年，秦朝曾多次将内地民众和刑徒迁徙到北部边地；公元前213年，秦朝将50万刑徒派到岭南与越人杂居。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秦朝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而且加速了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迁徙配合军事上的行动在多民族融合这一点上巩固了秦朝的大一统局面。

随着政治统治区域的扩大，秦朝的文化也作为加强统一的工具逐渐在全国扩散开来。文化的传播必须要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文字。目前所知汉民族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之后的文字虽然每个时期都有变化，但在形体和意义上仍大致与甲骨文保持一致。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分治一方，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不尽相同，文字也有了一些差别，甚至同在一国之内，文字的写法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个马字，在齐国有3种写法，楚国至少有2种写法，燕国和三晋地区也各有2种写法。文字的书写方式不同，必然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交流障碍，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不利于天下一统的形势。根据汉朝学者许慎的论述，统一天下以后，始皇帝采纳当时担任丞相的李斯的建议，实行“书同文”的政策，命令统一整理文字，废除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其他各种文字，并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创出小篆字体，由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分别撰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官方规定的小篆字体范本，推行全国。小篆虽然比统一之前的文字形体简单，便于书写，但同今天的字体相比，仍然十分不便。于是，在小篆推行的过程中，在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字体，即隶书。隶书相比小篆，书写更加简单，识别也更加容易，当然也就更容易学习。更重要的是，隶书的形体与今天所使用的文字已经十分接近，可以说，从隶书形成之日开始，中国的文字就已经逐渐脱离古体了。文字的简便易写及书写形式的统一当然十分有利于政令的传达，当然也有利于各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载体，文字的统一对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朝以后，直至清朝，中国古代社会虽经历了数次大分裂时期，但都毫无例外地又走向了统一，与文字的统一以及在文字统一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秦朝的文化一统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家思想的官方化或意识形态化。前文已说到，秦朝建立之初，五德终始说的应用表明秦朝需以水德为特色（水性主杀），这就已经为以严刑酷法治国做了铺垫。作为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斯，在始皇帝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受信任，但法家思想并未立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正式确立。直到公元前213年（始皇帝三十四年），即统一后的第九个年头，咸阳宫中的一场争论才使法家思想正式确立为统治思想。此前，秦朝在北方已经驱逐了匈奴人，向南已经达到了大陆的最南端，即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论统治地域之广，确实超过了先前的历代王朝。这一年的某天，始皇帝在咸阳宫中宴请群臣，有一位名叫周青臣的官员向他敬酒，并歌功颂德，说“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当即斥责周青臣，并借此指出秦朝实行单纯的郡县制，不分封皇室子弟以辅佐中央，这样是不能长久的，他建议始皇帝一定要学习古代王朝的做法，分封诸侯。这看法与儒家的看法是接近的，丞相李斯起而反对淳于越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散乱不能统一的原因恰恰就是分封诸侯，淳于越这些儒生总是援引古代的事例来指摘当世，扰乱了国家的秩序，弄得人心浮动，不利于政治统一。有鉴于此，李斯建议烧掉民间所藏的诸子书籍，不许私下议论政治，尤其禁止以古非今。至于那些医药卜筮种植之类的书籍则允许保留。民众若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始皇帝的认可，下令在全国实施。这个法令的颁布不啻是一次文化浩劫，春秋战国时期异彩纷呈的诸子思想几乎因此而中断。至于要求民众学习法令，以吏为师，这与秦朝以严刑酷法治国的理念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始皇帝的所作所为并非一般的灭绝文化，他要求民众向熟习法律的官吏学习，学习法律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普及，只不过这个文化只是法家文化。实施这种文化政策的结果，民众就只知道有法家的思想，而不知有其他学派的学说。可见，这个做法其实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扼杀。

秦国搭建了政治框架，又以国家身份半强制地推行了文字与文化，经济建设也没有忽视。事实上，这三者并没有先后次序，是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破除原来各国分治造成的障碍，同时也便于新纳入版图的周边地区与中原的交流。原来秦国故地和山东六国辖地以及周边地区的交流存在着许多障碍，如货币、度量衡不一致，各国边境存在着许多关隘，甚至连马车的轴距、车道的宽窄都有差别。这些对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与运输都极为不便。在这其中，以货币不同最为突出，对经济交往的影响也最大。战国时期，各国货币相差较大，种类较多，且计算方式也有差别。例如，南方楚国通行的货币叫郢爰（郢为楚国都城，爰为重量单位），因形制像小乌龟，也称龟币；东方的齐国、燕国流行刀币；三晋地区流通布钱；秦国则使用圆钱。从名称就能看出，这些货币的形状是大有差别的。而计算单位也不相同，有的用斤（16两），有的用镒（20两或24两）。始皇帝在秦国货币的基础上，使用黄金作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形方孔钱作为下币（每一枚重半两，亦称半两钱），流通全国，同时废除原六国的各种货币。圆形方孔钱的流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各地之间的经济交往，也为历代王朝所继承，汉朝的货币改革就是在秦朝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经济交往中，度量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度指长度单位或测量长度的标准，量指测量容积的工具和标准，衡是测量重量的单位。各国的度量衡不统一，在进行商业交往之时，就需要烦琐的换算程序，大大增加了经济成本。始皇帝统一六国的当年，就下诏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全国的度量衡标准，废除原六国的度量衡。马车两轮之间距离的统一和道路的修建是相辅相成的。原六国和秦国轴距不一，自然导致道路宽窄不同。同时，由于六国分治，国与国之间关隘众多，也导致没有通行全国的道路。始皇帝拆除了各地之间的关隘，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向东北到达原燕国、齐国，向东南到达原吴国、楚国，路面宽50步，道路两旁都栽种了树木）、“直道”（从咸阳向北，达到九原郡，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五尺道”（沟通西南）、“新道”（沟通南方各地）等一些道路，不仅方便了秦朝军队的调动（如通过直道调兵北伐匈奴），也便利了各地之间的交通。

图13.1 井陉秦古驿道。河北省井陉县

由此可见，统一之后，始皇帝对国家的经营，大大巩固了秦朝的大一统局面。从政治上建立了治理全国各地的垂直框架，通过官员的任命，实现了皇帝对全国各地的直接控制，从而将国家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经济上致力于打通地域限制，实际上是以国家宏观的手段推动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是文化的一统。秦朝以国家行政命令的方式弥合了原诸侯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又将中原的文化推向周边，推向秦朝统治所能达到的地区，这对于加强边疆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对中原王朝统治的认可都起到了莫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