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时代的到来，为生产的进步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农产量大幅度提高，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城市得到了扩展，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一切使战国时代的中国成为古代世界上少有的自由、繁荣的社会。所有这一切，为随后的国家统一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农业生产

战国时代，由于耕战形势所迫，各诸侯国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纷纷制定重农的政策和法规；儒家、墨家、法家都提出了重农的主张和策略。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农业的重要，他们对农业生产做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作品，如《神农》和《野老》等，被汉朝的目录学家归入农家著作之林，可惜，这些著作已经失传。今本《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也保留了这派的思想。在这些著作中，有关于土壤、农时、栽培技术、耕耨技术、优良品种的知识。所有这一切，为农业生产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条件下，农业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生产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水利兴修的成就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防止和减轻水患，兴修水利，是历代统治者必须关注的大问题。战国时代同样如此。

第一，修筑堤防。春秋时期，黄河、济水等一些大河已经修筑了堤防，黄河经过东周统治中心区域一带叫作“堤上”的堤防（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济水旁有“防门”堤防（今山东省平阴县东北），在齐国境内。战国时期，堤防的规模更大。齐国在距黄河25里处修筑了一条长堤防，下游南岸有了堤坝，黄河泛滥时水位自然就抬高了。这样，洪水从上游开始便冲向赵国和魏国。于是，魏国和赵国也在距黄河25里处修筑长堤。此后，黄河两岸50里宽阔地带洪水时而冲积，洪水去后，民人耕种，若日久无害，便修建房屋，形成聚落，大水来时，又被湮没，便又修堤防来自救。这样的堤防虽有以邻为壑的用意，但对于本国来说，有利于农业生产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开凿沟渠运河。运河有便利农业生产的意义。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凿了一些运河。战国时期，诸侯国专门为农业灌溉开凿运河。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省磁县东南的邺镇）令西门豹就修建“引漳水灌邺”工程，开凿了12条渠，通过灌溉冲洗，使得许多盐碱地变成良田。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十年），魏国在黄河和圃田湖之间开凿了一条大沟，把黄河水引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凿运河引水灌溉农田。公元前339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国又从大梁北郭开凿大沟引圃田的水灌溉，这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鸿沟是战国时代陆续开凿而成的，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其主干从今河南省荥阳市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的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折而向东南流，经过陈的旧都（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在今沈丘附近注入颍水，颍水下流注入淮水，这样就沟通了黄河与淮水的交通。此外，丹水成为鸿沟的分支，连接泗水；濊水也是鸿沟的分支，连接淮水；构成了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的水道交通网。此外，其他中原诸侯国也开凿了许多沟渠运河，便利了灌溉和交通。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当然要数都江堰了。都江堰修在岷江成都附近的灌县城下。岷江上游山高谷深，水湍流急，一到夏秋水量骤增，下游便泛滥成灾。秦昭王时，李冰受命担任蜀郡守，在灌县城西的岷江岸边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又在离堆上游江中用竹笼装满卵石累叠的办法修筑了分水坝和湃水坝。分水坝又称都江鱼嘴，位于江心的最前端，迎着水流，把岷江一分为二，西面的叫作“检江”（即外江），东面的叫作“郫江”（即内江）。这样就把岷江分为内外两支，外江继续走岷江原来的河道，内江则通过在离堆凿开的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湃水坝位于分水坝和离堆之间，比分水坝略低，又称飞沙堰。平时岷江水量少时，它可以隔开内外江，保证一定水量的内江水流入离堆与虎头山之间的宝瓶口，灌溉成都平原。汛期水量大时，高过飞沙堰的水流就会自动流回外江，既可保证内江水位不涨高，不给成都平原造成水害；又可把洪水中的大量泥沙冲走，起到减淤的作用。这样，不论旱季还是雨季，成都平原都可以得到灌溉，而又避免了水患，由此成都成为天府之国。

另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则要数秦国的郑国渠了。秦王政统治时期，韩国感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便派一个叫郑国的水工来到秦国，劝说秦国修筑水渠。名义上是为了灌溉农田，其实是为了分散秦国的人力，减轻对韩国的军事压力。秦王政识破了这个计策，便顺势命郑国主持修筑水渠。该水渠从仲山（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穫泽）作为渠口，凭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穿越许多小河，经今三原、富平等县，从今大荔县东南注入洛水（即北洛水）。水渠修成后，被命名为“郑国渠”。渠水全长300多里，灌溉4万余顷田地。从此关中成为沃野。

（二）耕作技术的进步

农业一定要有耕。春秋时代仍以耦耕为主，即两人共同使用耒耜耕地。具体操作方法是用手把持耒耜的柄，脚踏（金、石或木质）刃的背部，把刃部插入土中，以达到翻土的目的。春秋后期，用牛拉犁耕地也渐渐流行起来，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牛，牛与耕处于同位关系中，牛耕已进入姓名，成为日常语言中受人瞩目的现象。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在内乱中失败，子孙逃到齐国成为农民，被人比喻为“宗庙里作牺牲的变成了田野里耕作的了”，显然是牛耕较为普遍之后才会有的说法。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晋墓出土一个牛尊，穿有鼻环。牛有鼻环，应该是被牵着从事劳作用的，很可能是耕牛。

战国时代，牛耕更加普遍。河南辉县市固围村和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铁口犁，犁头全体呈V字形，前端尖锐，后部宽阔，锐端有直棱，可加大刺土力度。当然，这种犁头还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起垄，但比起人力来，效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周和春秋之际，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冬小麦。春秋初期，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地区已经进入一年两熟制。史家已经在古代史籍中发现了相关的记载。公元前720年农历四月，郑国抢收了东周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的麦，同年秋天，又抢收了成周的禾，可见，成周地区已经是两熟制。战国时期，一年两熟制就被普遍推广了。《礼记·月令》有孟夏之月（夏正四月）“升麦”，孟秋之月（夏正七月）“登谷”的记载。《孟子》也有麰麦（大麦）日至（夏至）成熟的记载，还有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的文字。可见，大麦收割后，粟苗还在生长着，说明当时齐国已经实行两熟制。《荀子》中干脆就有“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的话，可见一年两熟制的确是被普遍实行了。

灌溉方法的改进也是重要的条件。春秋后期，中原地区抱瓮灌溉的方法依然普遍，但已出现用“桔槔”灌溉的方法。“桔槔”，又称“桥”，是用两根直木做成的，一根竖立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用绳子横挂在竖立直木的顶上。在横挂的直木上，一端系着大石块，另一端系着长绳，绳上挂着汲水瓶或长水桶，利用杠杆原理汲水。汲水时，人们向下拉动绳子，把水瓶或水桶浸入河水或井水中，待打满水后，松手放绳，靠另一端石头的重量即可把水瓶或水桶提起，这就可以达到汲水灌溉的目的了。

战国时期，农业田间管理得到了发展。

战国时“粪其田”，“多粪肥田”是农夫通常要做的。当时人们已认识到落叶可以肥田。到了六月，割来的野草被焚烧或用水浸泡腐烂，便可当肥料使用，以改良土壤。

除了施肥，防治病虫害也是农夫重视的。当时人们已对许多害虫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对螟虫和蝗虫的危害认识最为深刻。例如，人们认识到“螟虫、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3]。螟是蛀蚀稻心的害虫，螣是吃苗叶的小青虫，蚼蠋则是一种像蚕一样的害虫。这些害虫出现一次，农夫就要几年忍受饥馑。“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4]遇到蝗、螟这样的害虫，农夫一定要清除掉，因为它们对庄稼危害极大。

（三）粮食产量和品种

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大面积开垦荒地成为可能。可惜史料缺如，没有更多的直接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史实来间接地了解。西周和东周之交，郑国迁到今郑州附近时，要“斩之蓬蒿藜藿”才能“共处之”；姜戎被秦国所迫，来到晋国赐予的南鄙时，也要“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可居住。宋郑两国之间原本是有“隙地”的，到了春秋后期，这块“隙地”建立了6个邑。这说明，这类原来满是荆棘蓬蒿的“隙地”，已被开垦。这应该是铁器和牛耕普及的结果。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肯定是大大地提高了，不过，苦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比较，所以只能做粗略估计。据魏文侯相李悝估算，当时魏国的粮食产量每亩田地，熟年最好年成可打粟六石，中等年成四石半，下等年成三石；饥荒年最好也不过每亩粟一石，中等饥荒七斗，最差则只有三斗；普通年成一石半。秦国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土壤得到改良，关中农产量得以提升，每亩（相当于今0.74亩）增产到一钟，即六石四斗（每斗相当于今2升），超过李悝估算的最好年成。战国中期一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5]。

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有稷（小米）、黍（黄米）、稻、麦、菽（豆）、麻。稷（小米）、黍（黄米）、麦主要在北方种植，稻则生长在南方长江流域。这几种作物是当时的主要粮食，人们平时把这些粮食煮成饭吃，外出时则炒成干粮，调和水浆食用。把米麦磨成面粉做饼吃也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此外，种植桑麻，养蚕纺织，栽培漆树和果树，也是当时流行的种植活动。

二、手工业生产

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类手工业的生产工艺都有所改进。手工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各类手工业工艺的进步

由于普通百姓衣料使用麻织物，所以麻织物比丝织物更普遍。

与纺织业相伴而行的是染业的发展。当时人们已知道用各种染草把纺织物染成各种颜色。最为著名的是青色，原料是蓝草。荀子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话，生动地表现了青色的来源和特点。人们还知道用矿物质做染料，最典型的是用“涅”（青矾溶液）把织物染成黑色。染色的方法也较复杂。为了染成各种颜色，织物需经过多次染色，有的达到六七次之多。

图11.3 青铜冰鉴。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为了得到更为合适的硬度和光泽度，铜和锡配合形成更为合理的比例，掌握这个比例的工作叫作“执齐”，由专门的工匠负责。人们对铜锡合金的使用也更为了解，刃部含锡高，背部含铜高，恰可满足刃部坚硬，背部有韧性的需要。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人们发明了“金银错”工艺，即在铜器表面镶嵌金银丝，构成文字或图案。这个工艺用于兵器、礼器、车器、符节、玺印、铜镜、带钩、铁带钩等上。此外，包金、鎏金、嵌玉、镶珠、镶嵌绿松石等工艺也有发展。这个时期，一种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工艺发展起来，画像多为整幅，描写的大多是水陆攻战、车马狩猎、宴乐、射礼、采桑等活动。这类画像一般施于较薄的器皿如壶、杯、鉴、奁等上面。

图11.4 镶嵌画像纹壶。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前4世纪中叶）。上海博物馆藏

漆器在战国时期已被广泛使用，许多木器都做了髹漆工艺，由于工艺比较发达，漆器越来越精美。战国中期以后，木胎更加轻巧，小到饮食器如杯、盘等微型器具，大到几、案等加长用具，还有奁、笾等日用容器，弓、剑鞘、戈柲（柄）、戟柲（柄）等武器，甚至装殓用的棺材，都有用髹漆的了。漆的颜色丰富多彩，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图案也丰富，有龙凤云鸟、几何图案、狩猎场景等图案。有的漆器边缘还镶有金边或铜边，叫作金铜扣，可见工艺之精美。

制陶业也有进步，此时的陶器有红褐色或灰色有绳纹的，有灰陶素面的，有红色彩绘的，还有黑色暗花的，原始青瓷也有了进步。皮革制造由于军事的需要而大大发展，一般皮革用牛皮、羊皮制作，甲胄则有用犀牛皮、兕皮、鲛鱼皮制成的。制作工艺有了进步。人们先把皮革椎击坚硬，刮除皮里的不洁之物，将缝线藏在皮革里，既结实又美观。

战国时期，齐、燕两国的煮盐业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海盐产量较大，销售范围较广。魏国继承春秋时期晋国的池盐煮造业，猗顿就是靠经营池盐而成为巨富的。李冰任蜀郡守，在广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南籍田镇一带）开发井盐。

在西周之初，由于殷纣王沉湎酒色而亡国，周公发布文告，严格禁酒。但是到了后来，禁令松弛。春秋时期，贵族饮酒之风又盛。战国时代，民间饮酒成为习惯，市上随处可以买到酒。《礼记·月令》记录了酒的酿造过程：选好秫稻，准备酒曲，还要保证水泉的甘洌香醇，陶器精良，火候恰当。

手工业的发达，也反映在学者们的文字上。今本《周礼》中有《考工记》1篇，记述了当时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情况。

（二）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古代中国从很早开始，手工业就与农业紧密结合在家庭中，“男耕女织”是最典型的表现。养蚕、缫丝、治葛麻、纺织布帛是几乎每个农业劳动者家庭中妇女的经常性工作。商鞅变法令中就有奖励耕织的内容。据孟子说，各诸侯国对农民的剥削大概有3种形式，“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和“力役之征”。其中“布缕之征”就反映了家庭纺织业的现实。家庭手工业有一些已经市场化了，所以要按市场规范进行生产。传说吴起的妻子织的“组”比通行的“度”窄，便被吴起赶走。农民家庭手工业除了纺织布帛之外，还有编织草鞋、结网等。

图11.5 羽翅纹壶。战国早期。上海博物馆藏

农户之外，也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经营的家庭，属于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这与某些行业专业性较强有关。这些行业有造车、皮革、陶器、冶金、木工等。他们有的称为“百工”，有的称为“工肆之人”，他们靠市场生存，所谓“百工居肆”，要把产品在“肆”上卖出去才能生存。孟子已经认识到，只有互通有无，梓匠（木工）、轮舆（车工）才能生存。农夫用粟换取器械，陶（陶工）冶（冶金工）用器械换取粮食，他们不可能同时耕地。市场成为百工的身家性命所系。韩非说过，造车的就希望人家富贵，做棺的则盼着人家早死。这生动地表现了市场在百工之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时代精神的生动表现。不过，这些个体手工业者似乎也要为官府服役，在楚国，替王室铸造铜器的工匠就被称为“铸客”。

民间富豪也有经营手工业的，主要在冶铁和煮盐这两个行业里。据《管子·轻重乙》，官府用抽取3/10税额的办法允许“民”来经营冶铁业。这样的“民”，显然不会是普通的小民，应该是豪民。战国时期经营池盐的有猗顿，冶铁的有郭纵、卓氏、孔氏，他们都因此而成为巨富。这些豪民所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流民和奴隶——“僮”。

在古代中国，官府从来就拥有众多的手工业者。三代有“工商食官”，这些人是靠官府吃饭的。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四民分业，仍然是“处工就官府”，还是隶属于官府。从历史记载看，隶属于官府的“百工”对于君王负有进谏的职责，可见与统治者关系较近。战国时期，官府仍然拥有众多手工业工人。各国中央和郡县官府中都有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管理监造制度也很严密。根据出土兵器上的铭文来看，秦和三晋都有造者、主造者、监造者。秦国的兵器一般有工师、丞、士上造、工大人等主造，中央由相邦监造，郡则由郡守监造，由工制造，工由鬼薪、城旦等刑徒担任，也有由更卒担任的。秦国漆器的制作也采用这个制度。在三晋，兵器主要由中央和县的武库所属的作坊制造。主造者，中央有工师、冶尹、左右校等，县里有冶来制造；监造者，中央有相邦、守相、邦司寇、大攻（工）尹等，县则有令、司寇。司寇原为掌管刑法的官员，很有可能他们所属的手工业工人有刑徒。齐国同样有三级监造制度。直接生产者，“立（莅）事”监造，工师主造。以陈纯釜为例，立事叫陈犹，左关工师叫发，敦者（造者）就是陈纯。楚国的情况略有不同，铜器一般只刻“冶师”和“差（佐）”的姓名，没有制造者的姓名。战国时期的这个制度，西汉时期仍然延续。

图11.6 龙形玉佩。战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当时各国的府库都附有作坊，中央和地方一样。这些中府、少府，都成为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机构。韩国有武、左、右等库。魏国有左、右、上等库。地方也有库，有左、右、上、下等名目。兵器都由设在都城的武库制造。这些府库下属的府库都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和官员，赵国兵器上常见工师某、冶尹某“执齐（剂）”，可以为证。据《礼记·月令》记载，工师还负责审核库藏原料、监督工匠操作、检查产品质量、统计上报成果等职责。秦国使用刑徒和更卒充任官府手工业者。齐国的陶工要在陶器铭文中留下自己的籍贯、姓氏前面留下“王卒左敀”、“王卒右敀”。可见，这些工匠是以“王卒”的身份从事生产的。

三、城市扩展与商业繁荣

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城市和商业发展最显著，也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一）城市扩展

战国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口激增，城市扩展也由此而来。

春秋时期，人口还非常有限，某城与另一城相距遥远，之间存在宽阔的“隙地”，偶尔有少数的“夷狄”往来其间，登上城头就可望见。战国时期，人口密度加大。齐国“临邑相望”，“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6]魏国“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7]。学者估计，战国七雄人口已达2000万左右。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增加较快。春秋时期，城市规模较小，诸侯国都周长不过900丈；大夫的都，有的是国都的1/3，有的是1/5，有的是1/9。这样的城池，人口自然不会太多。作为人口聚落的邑则更小，一般百室左右；最大的邑不过千室，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自然村；最小的则只有十室，连一个小自然村都构不成。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则大大改观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8]，“三里之城，七里之郭”[9]已很普遍。“万家之县”和“万家之邑”也已很平常了。

春秋时期，除了周王，只有诸侯和卿大夫居住的地方才可筑有城墙，形成城市。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郡县制，除了国都，还有郡县，郡有郡城，县有县城，一个诸侯国再小，也要有几十个县。战国后期，一个郡就有下辖十几个县的，如上党郡下辖17县。不论国都还是郡、县，都筑有城墙。郡比县要大一倍，国都比郡要大一倍。有的县因为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而超过郡城的规模。例如，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南古城镇）位于上党和南阳两郡之间，处于商贸要道，其规模是“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10]，秦国丞相甘茂曾说宜阳“名为县，其实郡也”[11]。

作为诸侯国的都城，一般都要有相连接的大城和小城。小城就是宫城，是国君和贵族的住所，一般称王城。宫殿建筑在高高的夯土台地上，居高临下，是全城的制高点。王城内外，是大量官营手工业作坊，制造各类铁、铜兵器、铜币、青铜用具和铁工具等。大城由各级官吏和平民居住，其中有集中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市区。据考古学家勘探，临淄故城大城南北约4.5千米，东西约4千米；小城在大城西南角，周围约5千米，宫殿建筑在小城西北部的夯土台基上面。小城南部有冶铁、冶铜、铸钱作坊，大城北部也分布一些冶铁、制骨作坊。市区在大城西部、小城北部，这与《考工记》所谓“面朝后市”的格局是一致的。这个格局一直被后世遵循。整个临淄城有完善的防御和排水系统。

各国都城中，宫城里有国君的宫廷、宗庙和国家机构的各部门官署，大城中则有王室宗族和高级官员的住宅，都是高门大屋。齐宣王重视稷下学宫，延揽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76人，任命为列大夫，在稷下（稷门附近）一带的宽阔大街旁为他们建造高门大屋，以示尊崇。国家在都城中建有招待宾客的馆舍，权贵们也建有招待食客的馆舍；城中还有世代居住的个体手工业者，所谓“百工居肆”。城中还有杀狗的屠夫之类的人等的处所。在市区里面，店铺鳞次栉比，各类商业活动频繁，有“鬻金者之所”、“酤酒者”、“卖履者”、“卖骏马者”、“卖兔者”、“贩茅者”、“卖卜者”，市上什么都有卖的。市场有市门，设市吏来管理，开关有定时。据当时文献记载，市门开放时，买客须“侧肩争门而入”，可见买卖活动的踊跃。

在战国时期各国城市中，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规模最大，也最为繁华。据当时的人描写，临淄城中居民有7万户，每户有3个男子，就可得21万战士；市民都很富裕，娱乐活动丰富，音乐方面有吹笙、鼓瑟、击筑、弹琴，游戏有斗鸡、走狗、六博、蹴鞠等。街衢上车辆密集，车轴相撞，行人如织，摩肩接踵。人们的衣襟连起来可以成帷，衣袖举起来可以成幕，一挥汗仿佛下雨。家家殷实，精神面貌也十分高扬。外城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六轨大道叫作“庄”，这条街道靠近北门内的市区叫作“岳”，所谓“庄岳之间”是市肆和工商业者聚集之地，也是城市中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热闹的地方。临淄7万户，若平均每户五口人，全城人口就是35万。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在当时的世界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类似临淄这样繁华的商业都市，在战国时期不下几十座。像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宋国的陶邑、卫国的濮阳等也都达到了相当繁华的程度。

对于这样繁荣的城市商业，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各国政府对城市商业征收3种税，一是“廛”，即屋基税；二是“市”，即营业税；三是“关”，即通关税。城市商业税的征收为诸侯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城市成了诸侯们争夺的目标之一，也成为国内权势者争夺封地的目标。最典型的要数定陶大战了。

定陶原属宋国，是当时中原地区最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国都想得到定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秦国的穰侯魏冉、赵国的奉阳君李兑都想得到定陶为自己的封邑。围绕定陶，三国展开了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斗争。齐国灭宋后，发生了五国攻齐事件，秦国首先攻取定陶，魏冉把定陶作为自己的封地。后来魏冉在秦失势被逐，定陶成为秦的郡。再后来，秦国围困邯郸，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和楚春申君黄歇救赵解围，魏安釐王乘机攻取定陶。其实，当时的许多战争都为是了争夺商业和手工业城市而发动的。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城市发展的现实。

（二）商业发达

商业活动存在的前提是互通有无。中国古代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限制作用，不过，由于地区间物产差别的存在，也由于享受农业之外产品人口的大量存在，商业的发展就有了可能。

史书记载，说战国时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人的风俗是积累产业，从事工商业，追求1/5的利润。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说过，做珠宝生意利润可达百倍。随着水陆交通的进步，各地间的商贸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些都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可能。

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只能通过若干大商人的故事来了解当时商业发展的状况。

战国时代，出现了一些商业巨富，他们致富大概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囤积居奇，在流通中买贱卖贵，发财致富，如陶朱公、吕不韦之流；另一个是经营手工业生产，如猗顿、郭纵之流，秦国还有从事开发丹穴致富的巴寡妇清、从事畜牧业致富的乌氏倮。他们致富成功后，秦国“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为巴寡妇清修建女怀清台，以示奖励。这两种方式也可兼营。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政治人物可以转变成巨富，大商人也可摇身一变成为政治人物。

陶朱公范蠡，楚国人，曾任越王勾践的谋臣，为勾践出谋划策，灭亡了吴国，建成霸业。后来，他离开越国，来到齐国；再后来，又从齐国来到天下要冲的陶邑，从事商业活动，号称陶朱公。他借用同为勾践谋臣的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12]，19年里多次获致千金。后来，他的子孙又继续经营，家产“钜万”。

吕不韦，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从事买贱卖贵的商业活动而“家累千金”，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遇见秦国质子异人（子楚），以为“奇货可居”。他凭借在商业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又与经验更为丰富的父亲盘算一番，认定：把商业活动的这一套用到政治上，投入资本，帮助子楚回到秦国当上太子，可以赢利无数。随后，他便采取行动，投入大量资本，果然使异人回到秦国当上太子，成为国王，即秦庄襄王。吕不韦被任命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秦庄襄王死后，秦王政即位，吕不韦辅政，号称“仲父”。

这两人的故事，从一个侧面透视出集权君主制和科层官僚制所具有的不同于传统血缘时代的新的商业精神：在新时代里，政治和商业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货币与契约

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信用就一定要跟着发展起来。货币和借贷就是信用的重要形式。战国时代与以前有一个绝大的不同，那就是货币和契约突然发达起来。

春秋晚期，铜铸货币出现。战国时期，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货币也发展起来，当时铜铸的货币主要有4种形式。其一是布，系“镈”的假借字，这类货币是模仿农具锄而制作的，应该是从这种农具在实际交换中发展变化而来的，主要在韩、赵、魏，即所谓三晋地区流行。形制大体相同而有变化，除了空首的以外，还有圆肩方足圆跨、方肩方足圆跨、方肩尖足圆跨、方肩方足方跨等形制。其二是刀，应该是形状像刀而得名，实际上也是从工具刀转化而来，齐国、燕国和赵国为主要流行区，齐国的刀形制较大，尖头；燕国和赵国的则较小，有方头，有圆头。其三是圆钱，内有孔，有的圆，有的方，方的出现较晚，主要在东、西两周、秦和赵、魏沿黄河地区流行。其四是铜贝，形状与子安贝相像，应该是沿袭了古代用贝做货币的习惯，主要在楚国流行。各国大的商业城市都曾铸造铜币。

图11.7 包金铜贝。春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铜币广为流通。李悝分析农户一年粟的产量和用度时就是使用铜钱来计算的，商品和劳动等都用铜钱来计算。此外，购买商品、支付工钱、偿还赎金、奖励赏格等都用铜钱。

铜钱之外，黄金作为货币已经出现，以“斤”、“金”、“镒”来计算，“镒”重24两，一说20两。据说楚国出产黄金较多，所以使用金作为货币也就较多。楚国金币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饼金，另一种是爰，是方形的小金块。在扁平的方形金版上加盖印记，使用时根据需要切成小块称量支付，钤印文字中“郢爰”较多，其次还有“陈爰”等。不过，这时的黄金主要集中在官府、贵族、官僚和少数富人手里。大商人经营的珍贵商品，如千里马、象床、宝剑、狐裘等，都是以黄金论价的；奴隶买卖也用黄金计算；地租、地价、富人家产也用黄金计算和估价。

战国时代，商业资本兴起，他们与贵族、官僚相结合，形成高利贷资本。小农遇到困难，不得不“称（举）贷而益之”。齐国孟尝君田文在自己的封地薛就大肆放贷，一次就可收取“息钱十万”。《秦律》曾明文禁止官吏私自把公家金钱借贷出去，违者“与盗同罪”。可见社会上高利贷已经相当流行。农民纷纷成为债务人，“息愈多，急即以逃亡”[13]。

在商品交换中，信用的凭证必然要发展起来。这就是“券”。券，又叫质、剂，前者较长，后者较短。发生纠纷时，官府按照券来判断。借贷中，券更普遍使用。券用竹木制作，上面写着买卖合同或借据，剖而为二，买主和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买主和债权人可以执右券来要求卖主或债务人履行义务。讨债或收取利息时要“合券”。《管子·问》有“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这里的“别券”即左券。券的普遍应用，说明商业和借贷活动的发达，也说明信用制度的发展，还与官府中符玺制度的盛行一起，反映了重视信用的时代风尚。《老子》中有“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的话，是说圣人凭借据，却不逼索于人。有德者用契约，无德者用彻法。彻法是旧时代的征税制度，是以身份（血缘）为根据的。

总之，货币和契约的发达恰恰说明，从春秋到战国时代，古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从身份（血缘）到契约的转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当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