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明与青铜器的使用大体一致，夏、商、西周都是如此。春秋时期，铁器开始被使用，到了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图11.1 玉柄铁剑。西周晚期。1990年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虢季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从战国中期开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已大量使用铁制工具。成书于齐国的《管子》一书的作者就曾认为，不论农业，还是车辆制造和女红都要有铁制工具才能进行；没有铁器而能成事的，天下没有。可见铁器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普遍性。孟子曾质问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弟子陈相：“许子用釡甑来做饭吗？用铁来耕地吗？”[1]铁制农具普遍使用，否则不会把它当作不言而喻和无可怀疑的情况来发问。可见，如果有人不用铁器来耕地就成了反常现象了。

根据考古资料，吴、楚、三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制工具出土，现已发现的属于春秋后期到战国初年的铁制农具有铲、锛、臿、镢等，手工工具有削、凿、斧、锤等。在北起今辽宁省，南到广东省，东到山东省，西到四川省、陕西省的大范围内，考古学家都发现了战国中期以后的铁工具。铁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有一字形臿、凹字形臿、空首布式锄、凹字形侈刃锄、六角梯形方銎锄、五齿耙、??、镢、V字形铁口犁、镰等；铁工具有銎斧、片斧、刀削、凿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等，此外，还有铁鼎、铁带钩等用具。

铁器之所以能如此普遍，这与铁矿的开发和铁器制造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战国时期，铁矿开发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据古代文献记载，这时“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其中有明确地点的产铁之山共有37座，分布于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即当时的秦、魏、赵、韩、楚等国，特别是韩、楚、秦三国较多。人们的探矿知识也在进步，文献记载：“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2]，据说所谓“荣”，指的是矿苗。

各国都纷纷发展铁制造业。西汉时期，宛地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孔氏祖先就是梁国人，且是以冶铁为业的，说明战国时期的魏国是有铁制造业的。商鞅变法后，据说秦国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据司马迁说，他的第4代祖先司马昌曾担任秦国的主铁官。可见，战国时期秦国也是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赵国都城邯郸也是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邯郸人郭纵就是以冶铁成业的，财富可以和王者相等。西汉时在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市）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祖先就是赵国人，也是因为冶铁而致富的。齐国都城临淄也是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近些年来，在齐国临淄故城发现了6处冶铁作坊，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有40多万平方米。楚国的宛（今河南省南阳市）是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当时有所谓“宛钜、铁釶（矛）”，比较著名。韩国的新郑有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考古学家曾在新郑故城内的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镈、刀等的陶质内外范，同时还发现了同样形式的铁器。可见，这里应该是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的遗址。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东南的告成镇）发现了冶铁手工业作坊，特别是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和炉衬的残块，以及陶制和泥制的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还有锄、??、斧、铲、镰、削、刀、箭杆、矛、带钩等的陶范。韩国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最多。燕国下都（今河北省易县）也发现了冶铁手工业地点，考古学家还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87件，10多件铸有“右廪”字样，应该是官营冶铁手工业产品。

战国时代，冶炼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鼓风设备的进步上。与青铜相比，铁的熔点更高，冶炼时需要更高的炉温。而炉温的提高，重要的要靠鼓风设备的改进。当时人们使用的鼓风设备是“橐籥”。“橐”即牛皮制的大口袋，两端扎紧，中间宽大；皮橐上开孔，用管子与炼炉相连，这种管子叫作“籥”。“籥”原来是一种乐器，由一排竹管组成，橐籥后代又叫“排橐”，说明连接橐籥与炼炉的管子不止一根，可以是一排。在皮橐的另一面安装有把手，这样拉动起来，就可以不断地把空气压送到炼炉中去，以增加炉内的氧气，促进木炭的燃烧，提高炼炉的温度。炼炉使用的橐籥不止一个，大的炼炉可以使用多个橐籥。传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用300人鼓橐装炭，看来使用的橐籥大概不止一个。墨子曾说过：“灶用四橐”，可见炉灶使用的橐籥的确不止一个。橐籥是中空的，动起来可以吹出风，而且永不穷竭。老子用“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形容橐籥的特点，以此来表现道的功能的神奇和玄妙，在文字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随着鼓风设备的进步，炉温得以提高，炼炉得以造大，铁矿石被炼成**，最终使铸铁成为可能。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可见铸铁冶炼技术的发达。考古发现证明，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就是铸铁制造的。从战国开始，直到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占很大比重。

图11.2 跽坐人铜灯。战国。河南博物院藏

由于青铜铸造技术比较成熟，很自然地，这一技术便转移到铁铸造上来。当时的铸范有陶制的，也有铁制的，除了单合范，还有复合范。单合范即一面是立体的铸型，另一面是平板，两者合起来进行铸造，铸成的器具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由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扎紧后浇铸，这样铸造出来的器具就可以是比较大而复杂的了。1953年，河北省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土了大批铁质铸范，有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这些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铁铸造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人们在兴隆一带还发现了与这些铸范相同的铁斧、铁锄等。

从战国时代开始，人们广泛使用铸铁工具，但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容易折断，又不耐用。于是，铸铁柔化技术便被发明了出来。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即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了战国晚期，又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这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的，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当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经钢化，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的复合组织。当脱碳比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了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

还有人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钢质复合铸件，满足了某些工具既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又具有韧性的要求。战国后期，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国，广泛使用这种铁。

考古发现，早在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就有了渗碳制钢技术。1976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出土了一口钢制宝剑，长38.4厘米，宽2到2.6厘米，脊厚0.7厘米。经过取样分析，这是用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钢制成的。科学家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7至9层叠打而成。文献记载，战国时期，楚国和韩国一直以出产锋利的兵器名扬天下；直到西汉，说起宝剑，还以“墨阳”与“莫邪”连称，以“棠溪”与“墨阳”连称，还有“强楚劲韩”的称号。《荀子》中有楚国“宛钜、铁釶，惨如蜂虿”一句，古代注释家认为所谓“钜”就是“大刚”。《禹贡》记载，梁州贡物有“璆、铁、银、镂”，古代注释家认为“镂”是一种可作镂刻工具的钢铁。这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了。考古学家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矛进行检查后发现，战国后期燕国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即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其表面渗碳；经过锻打，使其成为渗碳钢片；然后把渗碳钢片对折，再多层折叠锻打，制成兵器或生产工具；最后再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

放眼世界，我们就会发现，铸铁冶炼技术，欧洲要到14世纪才掌握。白心可锻铸铁技术，欧洲要到18世纪才拥有。黑心可锻铸铁技术，美国要到19世纪美国才开始使用。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冶铁技术在当时毫无疑问是领先的。

战国时代的铁器究竟有多少，在各种材质的工具中究竟占有怎样的比例，尚无法从数字上给予说明。而且，考古发现，此时，甚至到秦汉时期，不论生产工具还是武器，青铜甚至石、木制成的还有很多仍在使用。究竟是因为铁器太贵，人们负担不起，还是其他材质仍有一定使用价值，我们不得而知。但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特别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中，成为生产的主力军，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我们说，战国时代，中国已经迎来了铁器时代。